葡萄牙這個面積不如中國福建，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陲小鎮，但是卻以不到100萬的人口，引領了全世界的地理大發現，使互相隔絕的人類有了緊密的聯繫，而且在幾十年間，成為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國家，掀起了了歐洲探索全世界的狂潮。
公元1143年，葡萄牙王國終於在光復領土運動中獲得獨立，並且於1179年被羅馬教皇承認。新王國成立後不久，就經歷了多次的內戰與外戰，隨後建立了集權的中央政府。強大的王權給予葡萄牙人強烈的民族歸屬感，同時國家尋求財富，教會尋求宗教的傳播，於是葡萄牙率先在歐洲拉開了海外探索。
葡萄牙發展壯大的因素非常多，代議制，貿易文化，宗教傳播等都對其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其中市政廳制度是葡萄牙發展的靈魂，正是這種都市制度，吸引了眾多社會精英，在漫長的歷史當中，支持著葡萄牙海外殖民的發展。
市政廳以及仁慈堂
葡萄牙都市制度主要包括市政廳以及仁慈堂，市政廳是市政機構，仁慈堂是慈善服務機構，它們組成了殖民地城市管理和社會生活。在果阿、澳門、馬六甲都設有市政廳和仁慈堂。
在16世紀，葡萄牙市政制度已經形成，它來源於1504年制定的《規章》，這項制度在300多年時間裡，沒有大的變化。市政廳的核心是由市政議員組成的，市政議員的多少根據這個城市的規模而定，這其中還有法官和律師，他們在開會的時候擁有投票權。
市政廳監督城市當中公共土地的分配以及出租，評估城市當中的稅收以及物價等，為街頭的小販發放營業許可證等。同時他們還要檢查貨物的質量，負責維修公共設施，市政廳的主要收入來自市政地產的出租，還有大量的什物稅等。
仁慈堂是葡萄牙王后多娜·萊昂諾爾在里斯本教堂組建的，當時主要為那些死去海員家屬提供幫助，里斯本仁慈堂有600多成員，其中一半是鄉紳，還有行會的手藝人以及商人。在不同時期，里斯本仁慈堂的人數也不同，仁慈堂規定會員必須從事7種以上的慈善工作。
葡萄牙許多海外殖民地都建有市政廳以及仁慈堂，他們擁有和母國相同的權力，比如澳門和里斯本一樣，勞動階層也擁有代表權，雖然不是完全的代表，但是整個城市不會被擁有貴族頭銜的總督隨意左右。而且在澳門，有相當長時間裡，內議事會根本就不設立總督的職位，而且在澳門的市政廳甚至能夠直接向王室投訴，影響王室政策的制定。
而且在澳門，經常會發生市政廳與法官相衝突的事情，而當時皇室離這些殖民地都比較遠，因此也不會幹預。每個殖民地內部都存在宗派之爭，為了公共利益，他們通過市政廳的方式協調著各精英之間的利益。
仁慈堂里的資金雖然主要來源於捐贈，但是有很多財產都是來自於海外掠奪所得，他們捐錢的目的是為了免除牢獄之災，當然也不排除慈善的目的。仁慈堂不僅僅充當慈善的角色，還充當了郵局與銀行的功能，葡萄牙人在亞洲的任何地方仁慈堂，都可以將自己的財產捐獻給歐洲任何地方的家人或者機構。
當然議事會和仁慈堂還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在這些機構當中，必須有純正血統的白人擔任法官，比如在澳門，土生的葡萄牙人不能擔任議事會的官職。同時還有宗教歧視，對於異教徒以及猶太人等，都嚴令禁止他們參與市政廳的職務。葡萄牙殖民地統治後期，市政廳和仁慈堂腐敗叢生，一些任人唯親的現象，層出不窮。
市政廳和仁慈堂通過代議制的方式，給葡萄牙人提供了參與議政與管理本地事務的機會，這種群眾的參與，是總督管理所不能替代的，極大提高了本地人民的凝聚力。
葡萄牙的武力征服
葡萄牙在每個殖民地都建有據點和要塞，正是依靠這種武力征服，才有其殖民地開發，政治統治，以及宗教傳播。征服與貿易並舉是葡萄牙人海外擴張的主要手段，從荷姆茲、達曼、果阿、澳門和馬六甲等地，這些城市兼具要塞與商站的雙重特點。
當葡萄牙人來到印度洋的時候，發現這一地區的貿易是由阿拉伯人所主導的，而且當時的貿易是和平進行的，但是葡萄牙人到來之後，他們用武力壟斷了印度洋的貿易權，而且他們還在這些貿易港口，建立海軍基地。果阿港口位於馬拉巴和古吉拉特之間，從果阿出發的艦隊能控制這兩個地方的貿易。葡萄牙人擁有這個港口以後構築了城堡和要塞，將它營建成了葡萄牙在東方的首都。
葡萄牙在亞洲建立的海上要塞並不比西班牙少，要知道16世紀的葡萄牙人口不到100萬，和美洲不同，亞洲的造船技術並不比葡萄牙落後多少。正是因為亞洲國家的內亂，給了葡萄牙人可利用的機會，比如在印度西海岸，卡利庫特的薩摩林土王與科欽的土王不和，葡萄牙人便支持後者反對前者；在馬六甲，亞齊人和柔佛人都對抗葡萄牙人，但他們之間也不和。
葡萄牙人並不完全依靠軍事手段，他主要通過貿易，將這些城市與母國聯繫起來。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夠長期居留澳門，也是因為他們能夠搭建日本和中國的橋樑，明朝禁止和倭寇貿易，這讓葡萄牙人從中找到機會。
宗教對葡萄牙人的影響
如果說香料是葡萄牙來東方的物質需求，那麼宗教就是他們的精神動因，無論是帶有宗教色彩的十字軍東征，還是後來的大航海，都和宗教有密切的關係。早在來東方之前，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與信奉新教的西班牙都把伊斯蘭教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
公元8世紀初，來自北非的穆斯林民族摩爾人，渡海征服了西班牙與葡萄牙人的伊比利亞半島，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被擠壓到半島西北邊緣地帶。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謀劃收復失地，這就是伊比利亞復地運動。13世紀，葡萄牙最先光復，但是土地還是太狹小，沒有足夠的縱深空間來保障安全，所以葡萄牙的國家戰略就是，要到海外開拓新的領地。
而且，經過幾百年復地運動的鬥爭，葡萄牙人對伊斯蘭世界的敵視情緒已經很深，所以他們的航海其實還帶著一個很有針對性的宗教和戰略意圖：繞到伊斯蘭世界的身後，牽制，甚至打擊他們。
葡萄牙人在傳教的時候，往往充滿了激情，甚至在香料貿易中落後於異教徒手中，他們也照樣熱衷於天主教事業。葡萄牙霸占了馬六甲之後，便將其作為壟斷東方航道與傳播天主教的基地，一方面搶劫、沒收穆斯林商船，另一方面極力排斥伊斯蘭教徒，或迫使他們更改宗教信仰，同時派出很多教士到東南亞各地去傳教。他們在馬六甲推行的殘暴的宗教政策激起了穆斯林的仇恨，並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抗。而後來的荷蘭殖民者充分利用了葡萄牙人與穆斯林之間的矛盾，於1641年將馬六甲從葡萄牙手中奪走。
在澳門的耶穌會士有著多重身份，他們既是傳教士兼商人，又是政治家或間諜，必要時也充當澳門的防禦者。每年總有一些耶穌會士代表澳門當局到北京去向中國皇帝送禮，他們往往趁此良機一路傳教，為了更好地接近中國人，他們留長頭髮、蓄鬍子，照中國人的樣式裝扮自己，他們還會講漢語、寫漢字，據說途中能使不少人皈依天主教。
葡萄牙人這種狂熱的宗教情節，有助於他們保持非常高的凝聚力，但是同時他們也容易頭腦過熱，容易產生宗教偏執，包容不了任何異教徒的思想，在他們觀念里，異教徒比敵人更可怕。
在大航海時代之初，葡萄牙航海技術研究機構還允許有猶太人、摩爾人、阿拉伯人，到後來這種宗教狂熱，認為這些人都是異教徒，這些人要麼迫害，要麼被趕走。而且常以宗教之名，進行屠城，或者虐殺俘虜，除了早期和他們建立友好關係的城邦，其他地區的人都十分痛恨葡萄牙人，所以葡萄牙人一直沒有向內陸發展，勢力僅限於港口要塞。
隨著17世紀，這些異教徒西班牙、英國的崛起，他們就不像葡萄牙人那麼偏執，他們對印度的宗教信仰，給予相當寬鬆的自由。再比如，英國對殖民地雖然也有殘酷的鎮壓，但是他們也有相配套的懷柔政策，比如他們在印度建立全印度人班底的基層管理機構、招募印度人當兵入伍等等。英國人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印度洋的控制權，接手了葡萄牙人手中的貿易帝國，成為日後的日不落帝國。
葡萄牙人在早期征服的過程中，利用市政廳這種代議制的方式，讓殖民地人民能夠充分團結在一起；同時仁慈堂也充當資本流通的工具，充分調動資本的力量，讓其不到100萬人口的國家，迅速在非洲、亞洲建立眾多殖民地，成為海上帝國。
但是葡萄牙人冒險活動得益於其宗教狂熱，也受制於宗教狂熱，一方面利用宗教的熱情，積極在海外冒險，為天主教積極開拓新的殖民地。但是礙於葡萄牙人的宗教偏見，他們不能真正融入到殖民地統治當中，常常採取高壓的方式，所以一旦和殖民地軍事差距沒有那麼大的時候，它的統治就沒有那麼穩固了。
雖然之後的英國人也傳教，但是他們就不像葡萄牙人那麼偏執，而且他們學會了葡萄牙人那一套代議制，還有金融工具的利用，再加上他們配套相應的懷柔政策，讓他們成為加強版本的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