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明朝末年的歷史，人們總不能繞開的便是魏忠賢以及東林黨。作為閹黨的代表性人物，魏忠賢在天啟帝朱由校朝把持朝堂，專權擅政，迫害正義的東林黨人士，所犯罪行可謂是罄竹難書；而東林黨人，則慷慨陳詞，以家國為己任，即便是有楊漣被打死的前車之鑑，亦是雖萬死猶未辭，最終在崇禎帝朱由檢即位之後，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被誅滅，東林黨獲勝。
但是此時的遼東時局，卻開始變得岌岌可危，而這種危局更是隨著勤勉的崇禎帝以及東林黨人在朝堂之上的優勢，變得一步步不可收拾。更甚者，1630年皇太極竟率領十萬大軍越過關寧防線，入寇京畿，而作為薊遼督師的袁崇煥竟後知後覺，這也就是己巳之變。隨後，後金更是先後四次入寇內地。與之對比的是，在魏忠賢主政時，大明王朝尚能抵禦後金。那麼魏忠賢當權，為何明朝就能夠抵禦後金呢？
魏忠賢的當權與天啟帝朱由校的縱容有著直接的關係。天啟帝朱由校，乃是明光宗朱常洛的兒子，因此也不為萬曆帝所喜，這也讓朱由校自小養成了不愛讀書、喜歡木匠的癖好。而就在魏忠賢因為無法償還賭債，自宮入宮之後，在魏朝、客氏兩位貴人的知遇之恩之下，魏忠賢也成為了天啟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
一位並不熱衷於政事，喜愛嬉戲玩樂的皇帝，一個有著權利慾，喜歡掌控欲的太監形成了天啟朝皇權的政治班底。但在傳統的權利構成之中，宦官專權自然為文官集團所不容。因此，矛盾鬥爭自然也是不死不休的，但有了皇權支持的宦官專權，卻又是文官集團難以阻擋的。
而在手握大權之後，魏忠賢可謂是目空一切，既有穿莽龍袍越規之舉，又有仗殺東林黨人之實，可在對外時局上魏忠賢卻又展現了頗有能力的一面。
他在沈遼之戰失利後，果斷重新起用了熊廷弼，懲治了一批曾經彈劾熊廷弼的東林黨人；而且對於一批和自己作對的直臣如趙南星、孫承宗、袁可立等人也是相繼起用。對於當時遼東地區，明軍缺乏騎兵的事實，他更是下令官員、太監捐贈馬匹。也正是藉由此類，用人得當 ，自己的宦官集團又能夠幫助明熹宗，徵收礦稅，有財政支持之下，在天啟帝末期明朝與後金之間至少是持正的，甚至還有袁崇煥炮擊努爾哈赤的關寧大捷，毛文龍在東江的襲擾之功等等。
可惜的是縱然天啟帝在彌留之際，曾經交代崇禎帝魏忠賢可以為其所用，但崇禎帝還是對這位犯下了累累罪行的閹黨下了手，將其黨羽一一誅殺。他此舉正確嗎？顯然是正確的，鋤奸扶正，本應是為君者所為，但就在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前夕，崇禎帝想來是後悔了，派人收斂了魏忠賢的屍骨安葬。而這又是何種原因會讓崇禎帝此時此刻才明白魏忠賢的作用呢？其實，這彰顯了一個殘酷的歷史現實。
在眾多的固定思維之中，我們喜歡以好、壞，黑、白來判定人物。一個人，好就當褒獎；一個壞，就應該懲處。但這一點對於評價歷史人物，則顯得蒼白無力。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前，是宰相李林甫之力，輔佐唐玄宗成就開元盛世；在康有為揮霍捐款之時和光緒帝的戊戌變法之時，又是判若兩人；在汪精衛刺殺載灃之時，他就是好的，但在投靠日本人，則自然是壞的；但這些「好壞」卻都在一人之身。而魏忠賢，又何嘗不是如此。
因為殘酷的歷史現實下，歷史的前進，是論跡不論心的，是看結果的。若是崇禎帝當時聽從其兄之言，不以好壞論，而是以有用論人，任用魏忠賢以此挾制東林黨人，防止一黨獨大局面，既能夠收稅，又能夠安邊，或許大明仍能苟延殘喘，可惜歷史沒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