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上來看：一是中國的洋務運動是從軍事、造船、鐵路等實業入手的，屬於缺什麼補什麼，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像郭嵩燾所講，洋務運動是本末倒置。沒有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全方位的改革，只有軍事、經濟方面的改革，是註定要失敗的。
比如，當時朝廷的腐敗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北洋水師自1888年建軍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總計開支2000萬兩白銀。看看朝廷是怎麼花錢的，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花費1000萬兩白銀；
1888年，光緒皇帝大婚，花費500萬兩白銀；為慈禧修頤和園，花費1000萬兩白銀；
慈禧60大壽慶典，花費500萬兩白銀。最誇張的是慈禧平時每天開支4萬兩白銀，那麼1年的花費就是1300萬兩白銀。以現在的白銀價格計算，1兩白銀約50元人民幣，那麼慈禧每天開支約200萬人民幣，1年的開支約6.5億人民幣，也是天文數字。
把上面幾項合計就是4300萬兩白銀，當時一艘鐵甲艦也不過170萬兩白銀，這些花費可以買多少鐵甲艦啊？
其實，說近代中國衰敗的原因是貧窮落後這是不準確的，落後也主要是在腐敗專制的政治制度上，而中國的經濟一點也不落後，1840年，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30%，絕對的世界第一，只不過是富了皇帝，富了皇親貴族，富了權貴，窮了國家，窮了老百姓。
二是在外交上，由於清朝對西方採取對抗不合作的態度，而日本則採取對西方開放和全面合作的態度，在當時西方人眼裡，日本與大清相比那就是個弱小的國家，所以西方在中日衝突中同情和支持日本，僅英國為日本提供貸款5000萬兩白銀，中日在朝鮮和遼東半島的衝突時，西方也不願意出面調停。
三是朝廷內部紛爭不斷，內耗太大。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長期與李鴻章爭鬥，雙方積怨太深，對李鴻章擁兵北洋水師的狀況非常不滿，一看中日發生衝突，那就是打擊洋務派的機會來了，明里極力主戰，愛國主義口號喊得震天響，實際上就巴不得北洋艦隊失敗。平時利用掌管戶部，即財政部的權力，對北洋水師的經費儘量少給，預算每年400萬兩白銀的軍費，最多也就是給130萬兩，最少時60萬兩，戰前李鴻章要求撥付300萬兩，實際到位只有18萬兩，戰前以丁汝昌畏敵恐戰之名，多次要求罷免丁汝昌。
從軍事上來看：
一是北洋水師總體戰略是防禦，沒有主動進攻和決戰意識。海軍是個多兵種合成的軍種，需要陸軍、海岸炮台、後勤保障的支持，否則在海上就是個活棺材。大清總體戰略思想還是只有海防觀念，根本沒有制海權的想法，還是原來對付海盜的一套打法，前提是敵人從海上過來，運用軍艦和海岸炮台還擊，根本沒有想到敵人從後方陸地包抄過來。
其實在豐島海戰，中方「廣乙」號遭重創擱淺，日方「吉野」也中彈負傷。黃海海戰，中方四艘沉沒，但「鎮遠」和「定遠」兩艘鐵甲艦仍有戰鬥力，日方兩艘重創。北洋水師表現尚可，基本上是打個平手稍差點。但戰略思想一味避戰保存實力，沒有一次像樣的主動進攻，如日軍包圍劉公島的時候，15艘魚雷快艇突然乘夜岀港，日軍大驚失色，以為是來偷襲，誰想到清軍是想跑到煙臺避戰，結果全部被日軍俘獲。
二是甲午海戰主要失敗原因在於陸軍太差。清軍武器裝備參差不齊，以淮軍的裝備最好，用的是國外的毛瑟槍，但規格、種類不統一，彈藥無法保證。晚清的兵工業雖然已有30多年的歷史，但仍不能提供統一制式的槍械。更為嚴重的是沒有類似兵站的近代化後勤補給系統。作戰時糧食、彈藥不能及時補充。平壤之戰，清軍彈藥只夠一天消耗，無奈葉志超下令連夜撤離，留下的糧食又被日軍獲得。日軍在遼東花園口登陸時，遼東地區發生災害，清軍糧食供應困難，官兵就地搶糧，並有軍隊譁變。
三是戰場情報工作太差。戰前日軍成功破譯了清軍通信密碼，清軍軍事部署被日軍掌握，日軍可以有針對的進攻。馬關談判中，李鴻章與朝廷的通信被掌握，使得中方陷入被動境地，清朝付出慘痛代價。
在有日軍的官兵軍事培訓和素養較高，「武士道」精神提高了日軍的戰鬥力。日本戰爭動員已進入近代化，青年人強制服兵役，類似於今天的義務兵，全國愛國熱情高漲。清朝雖然號稱有100萬軍隊，但八旗、綠營毫無戰鬥力，防軍、練軍分布全國各地，朝廷為防國內叛亂，不能把全國大部分兵力調往環渤海前線，使得北洋水師被困劉公島，被日軍海陸兩軍包圍，最終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