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8日，前駐日公使汪榮寶於北平「齎恨以終」。汪氏五十六年的人生中，舉凡學術、詩賦、政事、行誼，可述者極多。所著《法言義疏》流傳甚廣，而有關音韻學的論文也頗著時譽。詩集名曰《思玄堂詩》，夙宗義山，兼采宋人，「隱約、清超，殆兼有之」。早在清末預備立憲時期，汪榮寶即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因「每逢新政，無役不從，議論最多」，而以「四金剛」聞名。1914年以後，歷任駐比利時、瑞士、日本公使，尤以駐日時間最長，故與民國外交事務關係匪淺。當袁世凱帝制自為之時，汪鳳瀛、榮寶父子雙雙諫諍，聲動京華，有足多者。更可喜的是，汪榮寶留下了一部史料價值極高的日記。
《汪榮寶日記》稿本三冊，起自宣統元年正月初一日（1909年1月22日），止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三十日（1912年2月17日），內中唯1910年12月3日至7日五天漏記，其餘連續。汪榮寶此期供職民政部，同時身兼憲政編查館、修訂法律館、資政院等重要機構的要差，深得各機構王大臣信任，既參預憲政編查館和民政部要政，又起草、修改各項法律，草擬多種奏稿，籌備資政院開院，參與資政院議政，是清末立憲運動中的核心一員。加以汪榮寶記述詳細，因而日記保留了宣統朝的大量重要材料，其中外人不得其詳的秘辛甚多。同時，日記對於時局及許多重大事件，如光緒皇帝梓宮奉安的過程，汪精衛謀炸攝政王案的來龍去脈，辛亥鼎革前後的時局變遷等，亦均有詳瞻之記載。此外，汪榮寶門第清華，才識過人，既得拔貢功名，又曾留日卒業，交遊幾遍天下。日記所記社交人物，顯要者如善耆、溥倫、毓朗、載澤、張之洞、袁世凱、陸潤庠、吳郁生、林紹年、徐世昌、李家駒、趙秉鈞、勞乃宣、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金邦平、楊度等自是極多，即今日名不甚顯而當日實為名流者，亦復頗夥。總之，該日記為研究清末民初歷史提供了豐富的一手寶貴史料。
此次整理《汪榮寶日記》（中華書局2013年8月版）的過程中，我發現影印本對稿本有多處漏影的情況，其中一處多達35字。更有意思的是，辛亥鼎革之際的日記有多處被作者整行塗黑，從影印本上已經完全看不出來了，然而，從稿本上透過強光仔細辨識，尚可還原至少八處頗為緊要的內容。有鑒於此，下面擬將稿本中新發現的信息與影印本中原有的內容貫穿起來，再結合其他材料，略抒淺見。
辛亥年十二月，一封表白袁世凱心理的函件陸續登載於《申報》、《國民公報》等南北大報，一時廣為流傳，於時人對袁世凱的觀感及南北議和頗有影響。令人驚奇的是，結合《汪榮寶日記》，可以斷定，此函竟是汪榮寶致其父親的家信。
《汪榮寶日記》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12年1月14日）有云：「上父大人書一件。」十二月十四日（2月1日）記道：「飯後，到自治局訪頌平，閱《國民公報》，載有一則題為表白項城心理之函件，據稱蘇軍政府近日檢查郵件，發見一極有關係之信，乃係京中某要人致同鄉某君者，錄之如左云云。審之，乃係上月二十六日余上父大人書，不知何以登入報端也。」次日又記道：「得本月八日六弟書，知上月二十六日余上父大人書，果受蘇軍政廳檢閱。此種侵害民權之舉動，究竟依據何種法律，殊為駭異。」其實，該函已於1912年1月24日刊於《申報》，題為「北京某要津之秘密信」，原文如下：
近日蘇軍政府檢查郵件，發現北京某要津寄友人信札一通，其窺測袁世凱之心理及論疏通北軍各節，頗為有見。茲摘錄如下，吾新政府當道諸公（聿）[幸]留意也。
（前略）項城並不堅持君主政體，惟所處地位斷不能直截了當宣布共和。南中輿論每不諒其苦心，疑忌甚深，不無誤會。某微窺其意，蓋始終不願以兵力從事。當官兵占領漢陽後，前敵將士亟欲直攻武昌，項城連電止戰，始開和局。張少軒守南京時，屢次告急求援，京外各處紛紛電請援應，項城一再遷延，乃豫備援師，臨行忽命改南而北，卒開往張家口。其用心究竟何在雖難洞悉，要其不願兵連禍結、取怨民人之意，自可昭然共喻。南軍似不能深知此意，徒以□□□□□□□□□□□（原報如此，下同）不留餘地，以致北方軍隊咸動公憤，聯絡反對，危機遍地，此不得不謂為民軍之失策也。項城入京以來，其眼光所注，專在外交及親貴，故其布置亦惟對於此二者著著進行，卻未曾留意其部下之軍隊有反抗之舉動。自初九日懿旨頒布後，翌日，舒清阿即慫恿張懷芝通電各鎮，聯名請戰；而馮華甫既克漢陽，以不得進攻武昌，成就其蓋世之功為大恨，遂亦有意反對，鼓吹開戰之說。於是一般資政院之頑固議員，乘民選議員之散去，大局活動，開會演說，竭力主戰。項城出於不意，倉皇失措，不得不將唐少川代表撤銷，借國會地點及會期各問題與伍秩庸往返電商，以期延宕時日，乘間調處。而主戰派氣焰非常之高，項城幾有維持不了之勢，乃擬具奏辭職。此信一出，於是東郊民巷各使館不約而同，各電其本國政府請示辦法。項城又大驚，乃招集各駐使，告以雖有辭職之說，尚無其事，請各安心。當此進退維谷之時，而東三省、直隸、河南、山東等督撫又連電反對共和，措辭甚厲。似此情形，實覺無從收拾。若一旦閣令不行，各處軍隊自由行動，則南北糜爛之局成，列國瓜分之禍至矣。此中消息，未識南中新政府亦有所聞否。如果真心主張共和，為國利民福起見，似宜迅速疏通北軍，以平其氣；□□□□，以安北人之心；發表優待皇室條件，以釋親貴之疑；實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則共和可望，國家可全。（後略）
這通私信寫於1912年1月14日，時汪榮寶頻繁活動於京、津之間，與袁世凱也頗有接觸。信中對袁世凱及南北時局的即時分析，雖未必盡合實情，但所謂「項城並不堅持君主政體，惟所處地位斷不能直截了當宣布共和」，則正如《申報》編輯按所云：「頗為有見」。汪榮寶或許有意請其父親將信中內容，通過私下渠道轉達給南中新政府，但絕未想到私函竟會受江蘇軍政府檢閱而騰諸報紙。不過，此信一旦公諸於眾，影響便不受本人控制。
首先，鄭孝胥等主張君主立憲之人，此前對袁世凱寄予厚望。可是，當鄭孝胥看到該信之後，他立即判斷「此函似系實狀」，頓時甚為失望，直言「吾以君子之心度項城，若果若此，真爾朱兆之類，吾言不幸中矣。」爾朱兆是北魏爾朱榮之侄，手握重兵，曾弒殺北魏孝莊帝，遙控朝政。其次，袁世凱雖然主和，但南方輿論詆袁不遺餘力。尤其是1912年1月2日撤回唐紹儀之後，戰端重啟的消息甚囂塵上，於是責備袁世凱的聲音紛至沓來。然而，汪榮寶這封密信意外地公開之後，袁世凱不堅持君主政體、不願兵連禍結的「苦心」為眾所知。按照《辛壬春秋》作者尚秉和的說法，這件袁世凱「幕友致南京友人書」，因檢查而「暴於報紙，南北意見漸歸和洽」。幾天之後，段祺瑞等北洋將領要求共和的聯銜電奏便呼嘯而出了。必須強調的是，鼎革之際時局極為變幻莫測，南北議和過程甚是紛繁複雜，對任何個別情況所發揮影響的評估，都應當非常審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汪榮寶這封「被公開」的家信，在解釋袁世凱「苦衷」、諷勸南方新政府、溝通南北意見方面，的確小有作用。
汪榮寶在家書中雖然這樣窺測袁世凱心理，但面對如此波譎雲詭的時局，事實上，他對袁世凱究否已經決定選擇共和、南北是否可以平和了結，內心並無十足把握。1月8日，岑春煊自上海致電袁世凱，呼籲共和，並責以「撤回唐使，重啟戰端」。1月16日，當汪榮寶在報紙上看到岑電中「誰屍其咎，惟公一人」的責備時，他評論道：「可謂切至矣。」但有意思的是，這五個字後來被他塗去了。在我看來，這一方面說明了他對袁世凱的意圖還不夠十分確定，同時顯示出他對南北雙方迅速以共和政體和平了結的強烈企盼。
他的這一強烈企盼，集中體現在日記稿本中塗抹的文字上。1月4日，當聽說灤州軍隊宣布獨立，要求共和，被官軍擊敗，汪榮寶評論道：「殊可惜也。」（此四字塗黑）1月22日，當聽說遜國問題，因種種阻礙，尚不能很快解決時，他感慨道：「夜長夢多，未知又將生出何種枝節也。」（此句塗黑）
有多種記載表明，清廷御前會議時，蒙古王公堅持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結合稿本塗抹的文字，我們可以確定，汪榮寶曾力勸蒙古喀喇沁郡王貢桑諾尓布選擇共和。1月21日，聽說御前會議上蒙古王公反對共和，仍爭君主立憲，汪榮寶即寫一信詢問並勸說貢桑諾爾布。24日，汪榮寶收到貢王的回信，略言「外間傳聞多不確實，辯論則有，並非反對」，惟因慶親王奕劻請假未到，故未能解決，不日當定議，只看奕劻的意思。汪榮寶當即覆一信，「力陳共和及反對之利害」（此句塗黑），囑咐貢王與那彥圖、博迪蘇等蒙古王公一討論之。貢王是肅親王善耆的妹夫，汪榮寶與他多有交往，而資政院蒙古王公議員曾組織團體研究蒙古問題，汪榮寶受邀贊助，與那彥圖、博迪蘇等人亦多往來，故有勸說的條件。
民國憲法草案起草者 黃雲鵬、張耀曾、孫鍾、李慶芳、汪榮寶
武昌起義爆發後，汪榮寶與善耆、溥倫的聯繫明顯減少。而在此之際，溥倫、善耆的表現卻截然相反。溥倫文弱，唯有嘆息，附和遜位。而善耆反對遜位，但力量不足，遂出走大連，欲借日本勢力進行活動。汪榮寶聞訊，在日記中批評善耆「何其所見之謬耳」。但善耆於他有知遇之恩，因此汪榮寶並未點名，而諱稱「某邸」，至於斥責善耆的重話——「何其所見之謬耳」——隨後也被他塗黑了。
汪榮寶之所以傾向於清室遜位，而以共和政體和平統一南北，原因比較複雜。首先，這源於他幾年來對親貴執政多所失望。其次，與他交往密切的友人多主共和，而他在日本時就和革命黨人多有聯繫，他的胞弟汪東即是革命黨人。又次，袁世凱入京後，很快馮國璋率兵攻破漢陽，汪榮寶面見袁世凱，袁極言外交危機，現在總以趕速平和了結為要，汪認為此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汪榮寶的同鄉密友張一麐、費仲深（二人均為袁世凱的幕僚）亦頻繁來信來電，囑其轉達袁世凱，傳達南北兩軍各有和意，和談結果應絕對服從，請預儲實力，以免反汗的意思，因此，汪榮寶對和局非常期待。再次，曹汝霖此時以外務部侍郎身份，與各國商議借債問題，曹汝霖隨時向汪榮寶通報談判進展，所以汪榮寶深悉談判已遭失敗，無債可借，財政幾於崩潰，北方政局將不可支，因此，汪榮寶希望清室迅速遜位，由袁世凱立即組織強有力的新政府，以統一南北，避免瓜分之禍。此外，革命黨在京津地區暗殺頻頻，的確讓汪榮寶等人感到威脅，急於儘快尋求和平了結。1912年1月31日，汪榮寶從朱啟鈐處得悉遜位問題仍無著落，而南北雙方亦並無繼續停戰明文，他不禁感慨道：「若有遷延之役，今日中國之革命可謂遷延矣。」（此句後來塗黑）
鼎革之際多怪事，非可以常態律之。汪榮寶主張立憲，參與修律，希望實現憲政，國家從而富強，民權得以保護。可是，當他的私人信件被江蘇軍政府搜檢而騰諸報紙時，他的反應是：「此種侵害民權之舉動，究竟依據何種法律，殊為駭異。」他此時尚以法治思考問題，殊不知「革命」之中並不要法律。然而，私信「被公開」，卻產生了意外的影響。他企盼清帝遜位，對共和充滿期待。1912年2月17日是個星期六，他走在天津的大街上，「一路見五色旗飄揚空際，氣象一新」。可是，他不會想到，不到兩周，北京就發生了兵變，連他的家也被搶一空，氣得他頓足大罵，「像這樣還像政府嗎？」（此語出自《曹汝霖一生之回憶》）。
（韓策、崔學森整理，王曉秋校訂：《汪榮寶日記》，中華書局201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