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英雄五霸鬧春秋，秦漢興亡過手。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耕種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
在歷史小說理論中有兩大流派，一是蔣大器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所提出的「留心損益」（虛實結合），二是張尚德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所提出的「羽翼信史」即「羽翼信史而不違」。歷史小說的創作離不開歷史的真實性與小說的藝術性之間的取捨與補充，這也是歷史小說與其他小說所不同的、根本的且充滿爭議的問題。
在「留心損益」一說中，有著名的《三國演義》和其他很多的優秀的演義與話本小說。然而中國歷史小說中，能夠達到「羽翼信史而不違」這一境界且取得巨大成就的，恐怕只有一本《東周列國志》。
《列國志》與羽翼信史
辛亥革命之後，小說知史明鑑的教化功能被一批文人所認知，小說藝術也因此蓬勃發展，蔡東藩從一九一六年開始花費數十年心血完成了《中國歷代通俗演義》這部鴻篇巨著，在其中《兩晉通俗演義》的批語上有這麼一句話：
作小說難, 作歷史小說尤難。作歷史小說而欲不失歷史之真相尤難。作歷史小說不失其真相, 而欲其有趣味, 尤難之尤難。
足可見「羽翼信史」小說寫作的難度。然而就在明朝末年，寫出《三言》和一批優秀話本小說的馮夢龍，就在前人的《舊列國志》和在收集整理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創作出了不朽的《東周列國志》。
其「事取其詳，文撮其略」，「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蔡元放甚至在《東周列國志·讀法》中說它： 有一件說一件, 有一句說一句, 連記實事也記不了, 那裡還有功夫去添造。
但是《東周列國志》的影響力卻與它在歷史小說中的地位極不匹配，在如今更是鮮有問津。究其原因，一是《列國志》中的文言寫作確實大大限制了它的受眾提高了閱讀的門檻，二是其時間跨度之廣，涉及國家、人物之眾，記述歷史事件之多，實在難以通讀，更是在讀後無從下手。
《東周列國志》以時間為結構線索, 敘寫了五百餘年的歷史, 事件浩繁, 人物眾多，其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事件之間的脈絡、人物的糾葛錯綜零亂，甚至史料不全，現有的歷史資料如《左傳》等更是記敘簡短、內容模糊，使其複雜程度遠超三國或其他朝代。
但馮夢龍在大量的資料整理中做到了，他不僅通過考證理清了關係，使之有條不紊, 脈絡分明，更是通過五伯迭興、七雄爭霸的精彩使列國故事充滿血肉。甚至其成書之後，陳繼儒說它比正史更條理分明、翔實可靠，稱其：
如是雖與經史並傳可也。
《列國志》的價值
《東周列國志》是一部關於興亡的百科全書。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前後五百餘年，左右列國紛爭。《列國志》在一個高度記錄並審視了這段歷史，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處理、興亡更替在很長的一個跨度中被提煉與展示了出來，穿插在其中的有至關重要的三點：
一、周室雖衰，天下共主
五伯的更替，不是更換天下的歸屬，而是更換周王室的代言人。周室雖然衰敗甚至受制於諸侯，但是歷代方伯一定是受天子節鉞而征伐諸侯。因為無論是齊桓公或是晉文公他們都明白，尊王室其實是在遵行一種權威，這種權威象徵著制度，而制度會帶來秩序與發展。
正如鄭莊公戰周桓王於葛，莊公建「蝥弧」大旗於中軍，此時君臣之誼盡廢，但是祭足凌然勸諫：
「『蝥弧』所以勝宋、許也。『奉天討罪』，以伐諸侯則可，以伐王則不可。」
這裡的奉天伐罪，其實就是以維護制度的名義，即師出有名。醒悟的莊公立馬換了軍中旗幟，並在戰後命祭足到軍營探望周王。莊公的做法，其實就是認識到自己違背禮樂制度後所做的彌補。
周公制禮作樂以傳天下，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種秩度來鞏固並促進國家的發展。其後禮樂制度被儒家融合併作為施政的根本使得中華文化綿延至今。禮崩樂壞一定會帶來統治的混亂，並荼毒無窮。所以歷代方伯都明白，維護禮樂制度的尊嚴，就是在維護綱常以促進教化，從而也是在維護自己的權威。
所以齊桓公問政於鮑叔牙，鮑叔牙答曰：
夫治國家者，內安百姓，外撫四夷，勛加於王室，澤布於諸侯，國有泰山之安，君享無疆之福，功垂金石，名播千秋。
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桓公曰：「寡人獲主社稷，人心未定，國事不張。今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先？」
夷吾（管夷吾）對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這是《東周列國志》中提煉前篇而又昭示後文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對話。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晚年又何嘗不是敗在這四維之上。
馮夢龍非常準確的將治國安政的幾大要素提煉了出來，禮義廉恥看似簡單，但是我們卻不能用「下士聞道」的態度來看待真理，真理往往是越求越少，而不是越求越多。《東周列國志》所涉及的國家雖多，但其氣運盛衰、人事成敗往往離不開這四點。
禮是對綱常的維護，這點上文已經提及，諸侯無禮不霸這是列國紛紜之間的規律。對外修禮、對內施仁才可保承平日久。
義即信義，晉文公在城濮之役後說：
「夫勝敵者，一時之功也；全信者，萬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利乎」
廉恥我們經常一起提及，「飽暖思淫慾」，馮夢龍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刻意提及，而是通過諸多國家的興衰來體現，如齊氏的淫亂、晉侯的奢靡等等。這兩點往往是一個國家開始衰敗的表現。
但是禮義廉恥不只是關乎國家，因為國家以人為單位的，《東周列國志》中君主的好壞、將領的成敗幾乎也都來自於這四點，所以這不僅是對一個國家的警醒，更是對個人的要求。
三、如欲成事，必會用人
整本《東周列國志》沒有一個君主是完美的，沒有一個君主是沒犯過錯的，沒有一個君主是靠自己成功的。這也是古典小說一個很大的特點，它們往往不吝筆墨來描寫一個人的失敗和缺點。
人才興國到如今都是一個非常迫切的話題，人才是振興的基石。鄭莊公任祭足、齊桓公用管仲、晉文公有趙襄、狐偃等等一批人才，到其後我們熟悉的晏子商鞅等，它們對國家的貢獻在影響力上甚至遠超其國君。
在《東周列國志》中，人才的定義其實很簡單——文，進諫；武，立功。幾乎所有的成功都是臣子的建議和集思廣益的結果而非君主的剛愎自用，這是《列國志》中非常明顯的一個特點。雄才大略的君主，一定是英雄輩出的臣子的烘托。馮夢龍在穆公伐戎中的一首詩中說的非常明白：
畢竟賢才能幹國，請看齊霸與秦強。
《列國志》中最令人動容的就是臣子勸諫的鏗鏘進言。在第一回中，大夫左儒進諫周宣王：
「杜伯無可殺之罪，吾王欲殺之，天下必以王為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為不忠」
在勸諫無用後，杜伯被殺，左儒自刎以示其忠諫。從此這些慷慨激昂的諫臣幾乎貫穿《列國志》始終。
寧可虛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濫位。
《列國志》的缺陷及結語
《東周列國志》在古代歷史小說中應該是僅次於《三國演義》的，之所以它在如今沒有被廣泛接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小說自身的問題。
正如前文所講，《列國志》所涉及的歷史實在是太複雜了，複雜到即使用文言寫作也有足足六十餘萬字，從這方面講它大大提高了閱讀的門檻。
其次，因為過於恪守正史的緣故，導致《列國志》對很多讀者來說，藝術性與閱讀趣味並不很高，沒有一定的歷史積累，在閱讀過程實在有些枯燥。但是在我看來，《列國志》的精彩也在於這種緊湊和簡練的美，全書幾乎沒有環境描寫，就是為了純粹的寫國政得失、人物成敗，用以知興替、啟民智。
另外，《列國志》因為是小說的緣故，在書寫過程中實際上也考慮了讀者的因素，全書使用的文言並不複雜，而且是文言與白話兼用。也正是因為以上一點，魯迅先生曾評價道：
「文筆參差，又已拘牽史實，襲用陳言（文言），故既拙於遣詞，又頗憚於敘事。」
應當提出的是，由於列國歷史實在過於複雜且史料缺失，在有些地方《列國志》其實並不準確，在少數幾處的人物關係等方面甚至出現錯誤、自相矛盾。
但是我們不應該對這部書過於求全責備。《東周列國志》在羽翼信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完全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列國歷史的通俗讀物。
《東周列國志》記載了五百年的歷史興替，氣運盛衰、人物沉浮，它完美的闡釋了是非成敗的因果關係，在這個價值上無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