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史》趙匡胤時代的人物傳記，很容易發現兩樁有意思的奇事。
第一樁，宋太祖一朝的武將們，似乎集體成了佛教徒。
稍作列舉：
①石守信：「尤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輦瓦木，驅迫甚急，而傭直不給，人多苦之。」
②韓重贇：「信奉釋氏，在安陽六七年，課氏采木為寺，郡內苦之。」
③吳廷祚：「治家嚴肅，尤崇奉釋氏。」
④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為神仙，試已終無悔恨。」
⑤崔翰：「晚年酷信釋氏。」
⑥王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斂容遜謝，無慍色。當時稱其長者。」
⑦陳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祿悉以飯僧，人目為陳佛子。」
……
第二樁，宋太祖時代這些皈依佛門的武將們，幾乎全是些貪財好色之徒。
也稍作列舉：
①石守信：「累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鉅萬。」
②王全斌：「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縱兵大掠蜀中。
③王仁贍：破蜀之日，「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
④楚昭輔：「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為國家守爾，後當獻於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
⑤崔彥進：「頻立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
⑥曹翰：「貪冒貨賂。」
⑦張鐸：「州官歲市馬，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餅。」
⑧田景咸：「性鄙吝，務聚斂，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
⑨王暉：「性亦吝嗇，貲甚富，而妻子飯疏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
……
皈依佛門，要講求慈悲之心，不應該再有「專務聚斂」、「奪民家子女玉帛」之類的行徑。趙匡胤時代的武將們，卻一面集體皈依佛門，一面集體「專務聚斂」，這種詭異的「對立統一」背後所潛藏的，其實是武將們強烈的求生欲。
自唐末藩鎮割據延伸到五代，百餘年的動亂形成了一種「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的遊戲規則。趙匡胤時代的武將們，大多有著後周舊臣的身份，某些資歷深厚者甚至歷仕三朝以上（如慕容延釗）。趙匡胤以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自然也擔心這些在五代大染缸里浸泡已久的武將們有樣學樣——勢小者慣做牆頭草，哪邊風大哪邊倒；勢大者則蠢蠢欲動，以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等前輩為榜樣。
為了睡得更踏實，稱帝之後，趙匡胤即在全國推行一種新的「更戍法」：朝廷分遣禁軍戍守邊城，各軍區之間的部隊須經常換防，「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按《宋史.兵制》的說法，此法優點頗多，既能防止將領們化朝廷之兵為私人武裝；部隊間經常調動，還可以改善部隊腐化驕惰的習氣。弊端則是，宋軍也自此陷入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困境，對外的戰鬥力大為減弱（倒並不影響對內鎮壓普通民眾）。與「更戍法」相配套，對那些威望高、能力強，掌兵已久的將領，趙匡學東漢的光武帝劉秀，自導自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一勞永逸斬斷了他們與軍隊的連結。
圖：趙匡胤
趙匡胤嚴重的猜忌與嚴密的監視，讓武將們集體養成了戰戰兢兢、謹小慎微的的處世風格。換言之，這些殺人如麻的赳赳武夫，並非服膺佛祖的慈悲，而是恐懼趙匡胤的猜忌；他們的貪婪好色未必出自本性，更多是在響應趙匡胤的鼓勵——對於武將的貪污腐敗，趙匡胤長期持默許態度，盤剝百姓固然不聞不問，即使侵吞數額巨大的公款，也往往不會受到實質性的懲罰。
初時，武將集團的貪腐尚是做秀成分居多。《宋史》評價石守信的瘋狂斂財，說他「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可謂相當透徹。王全斌早年的為人，是「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眾，軍旅樂為之用」，克蜀之日卻親自帶頭斂財，且放縱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群盜之充斥」，如此反常無疑也是為了自污求保——克蜀之功太大，趙匡胤賞無可賞，惟有用一場聲勢浩大的「自污」，才能安撫趙匡胤對王全斌的猜忌之心。
在趙匡胤時代，沒有自污而能保全終身的，唯有曹彬一人。這既有賴於曹彬自己懂得韜光隱晦，也與曹彬身為「宋朝開國第一名將」，趙匡胤有意將其樹立為典範有直接關係。韜光隱晦的首要之務，是要有自知之明。滅南唐之役，趙匡胤於出征前鼓勵曹彬說：「攻克李煜回來，我用你做宰相」。副帥潘美提前祝賀曹彬，曹彬讓他且慢祝賀，說這仗打贏了自己也做不了宰相，潘美不明白繼續追問，曹彬意味深長地回答：「太原軍閥劉繼元尚未平定。」凱旋迴朝時，果不其然，趙匡胤對曹彬說：「現在軍閥割據未平者尚多，你做了宰相，品位已極，豈肯再替我努力奮戰？再等一等，為我攻取了太原再說。」賞賜曹彬五十萬錢了事。曹彬對此看得很開：「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涑水記聞》）作為趙匡胤刻意樹立的榜樣，據《宋史》記載，曹彬在朝從不違迕趙匡胤的旨意，也從不談論他人過失；從不以名位功績自重，路遇士大夫總是先調轉車頭避讓；甚至從不直呼屬下小吏的名字。趙匡胤曾讓他評價當朝官員，曹彬的回答是：「軍事之外的事情，非臣我所應當知曉。」
但曹彬是不容易學的。相較之下，把自己搞成一個貪財好色的假佛教徒，更能緩解趙匡胤對自己的猜忌之心。趙匡胤也樂於看到他們一面貪財好色，一面假模假樣用「信奉釋氏」來裝點自己有慈悲之心。在這樣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縱容下，宋初的某些武將，遂將人性的醜惡面極端地釋放了出來。
比如，猛將王繼勛「專以臠割奴婢為樂」，所謂臠割，就是將肉割成一塊塊零碎。某日，王繼勛府中圍牆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籠，跑去官府求助。事情鬧到趙匡胤那裡，他「大駭」之下，對王繼勛下達了一份看起來特別狠的判決：「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 但這份判決只是做樣子給外界看，並未真的落實，沒等王繼勛啟程上路前往流放地，他已被改授為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王繼勛又被任命為西京洛陽的行政長官，到任後變本加厲發泄自己殘暴的本性，他開始吃人了：「強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人販子和棺材商人日夜出入王繼勛府中，造成一種極為詭異的門庭若市。有了上一次的教訓，洛陽百姓對上訴官府不再抱持希望，一切聽天由命。趙光義上台後，王繼勛被處死，官方統計得到的數據是：自開寶六年到太平興國二年，短短五年時間裡，王繼勛前後親手殺掉和吃掉的奴婢多達一百餘人。如此喪心病狂之人，卻可以在趙匡胤時代逍遙自在，無拘無束。（《宋史.王繼勛傳》）
宋初武將吃人者，王繼勛並非特例。有斬殺韓通之功的軍士王彥升，後來做了防禦使，也吃人吃得滿嘴流油：「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引胡人，以手捉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啖數十百人」（《澠水燕談錄》）。這個吃人狂魔，同樣在趙匡胤時代逍遙自在，壽終正寢。
與縱容武將貪財好色、甚至對其殺人吃人也不聞不問相反，趙匡胤對文臣的道德品質和人格操守，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他對郡縣各級官吏的貪污腐敗問題抓得很嚴，「頗用重典」、「尤嚴貪墨之罪」。開寶四年，英州長官王元吉一月內貪污受賄七十餘萬（與武將們瘋狂的斂財量比起來，實在是不值一提），趙匡胤親自下達特別詔書，將之處死（按律罪不至此），以示懲戒。
趙匡胤希望文臣們在各個方面趨向完美，同時也樂見武將們的道德殘缺與人性扭曲。在他看來，這畸形對立的二者，均有助於他坐穩自己的帝位——前者可以提供更好的地方行政官員；後者可以消除「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