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1月20日，由官方公布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激增之後，短短三四天內，這個世界突然變得危險起來。我們被迫在一片焦慮和擔憂的氛圍中，迎接鼠年的到來。
面對這無形的死神，口罩、隔離、謠言、物資緊缺，十七年前SARS的記憶重回腦海。
但我相信，在中國人上下齊心的努力下，疫情的控制只是時間問題——實際上，如果我們回首歷史，就會發現人類的前行步伐，其實始終與形形色色的傳染疾病形影不離。
在疫病的死亡陰影下，人類非但從來沒有被徹底擊敗，反而有無數的創造從中誕生。病魔，讓我們在偶然中得以直面死亡的面容，從而更加的敬畏生命、珍愛身邊之人。尤其是有著驚人堅韌、踏過無數苦難歷程的中國人。
回顧歷史，是我們獲得智慧與勇氣的最佳方式。
咱們今天啊，單講歐洲肆虐千年的鼠疫對藝術的影響——以及其後，在死亡陰影下誕生的文藝復興。
西方藝術=瘟疫藝術？
公元541年，在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統治下，拜占庭帝國如歐洲上空的耀陽，橫掃整個義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看似古羅馬帝國的榮光將再現於亞平寧半島。然而，肉眼不可見的小小病毒卻肢解了一個偉大帝國夢。這場源自埃及培琉喜阿姆（Pelusium）的鼠疫迅速蔓延，一路從亞歷山大港藉助貿易網絡，最終吞噬了君士坦丁堡，肆虐整個拜占庭帝國。
雖然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僥倖逃得性命，但帝國損失了近四分之一人口，首都每天有近五千人喪命，那帝國夢終究成了夢幻泡影。這場瘟疫，成了人類現存史料中第一次鼠疫流行。
從此，直至17世紀的漫長千年里，歐洲人始終都生活在鼠疫若隱若現的黑暗雙翼下。
這段時光，囊括了幾乎所有的中世紀藝術家和文藝復興、巴洛克藝術老大師，像米開朗琪羅、倫勃朗、達文西、提香這些藝術家和贊助者們，始終都要面對死神的突然降臨。像提香和漢斯·荷爾拜因等大師更是直接死於瘟疫手中。
在死亡的陰影下，藝術家會如何創作？
實際上，西方藝術中所有跟死亡相關的母題，大多都與瘟疫、黑死病離不開關係，像我們最熟悉的黑袍鐮刀死神、跳舞的骷髏等形象。中世紀人將瘟疫視作上帝的懲罰，因此伴隨著鼠疫的愈演愈烈，繪畫、書籍中開始大量出現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和毀滅畫面，關注地獄及其罪孽，而遠離天堂那些瑰麗的幻象。被現代人再創造的一系列哥德式文化，其實完全是中世紀這一傳統的延續。
大致上來說，中世紀藝術家創作的死亡主題，以死亡之床、死神、骷髏、死亡之舞等題材為主。
先說死亡之床，即一個將死之人渾身病痛，被親人包圍的場面。當瘟疫成為神靈的懲罰後，人們當然希望宗教能夠幫助抵抗瘟疫，手段即是懺悔，這是大量病人在家接受治療、祈禱的藝術品出現的根本原因。鑒於藝術家們為了表現病者的苦痛，往往會高度寫實的描述身體上的傷口，以示生前受到的沉重之罪已經在身體上展現出來。這樣的傾向，也導致了在死後，人們也傾向於用寫實的手法雕刻出屍體的真實形象。
而我們最熟悉拿鐮刀、黑袍的經典死神形象，也在黑死病的影響中誕生——或者說，人們只有在瘟疫中無比真實的感受到了死神的冰冷氣息——生命收割者。如今，在一系列亞文化、首飾、重金屬中依舊常常見到它的骷髏面容，但在中世紀，最開始的死神只是普通屍體、甚至一位女性。直到12世紀黑死病大爆發，骨架、披風、鐮刀的死神形象才開始出現，與其說是死神是生命收割者，不如說是突如其來的黑死病，讓藝術家感覺到生命是被收割之物——為死神裝上了長長的鐮刀。
再來說說死亡之舞和骷髏之舞。黑死病流行的時代，那些死去的人會從墳墓里跳出來，拉著過路人跳起死亡之舞。死亡既不可避免，死亡之舞也寓意著——沒有人能逃過死亡，那麼再加上基督教的宗教影響，就成為：無論是教皇還是乞丐，如何能在有限的生命力，儘可能地贖清楚自己的罪過？這才是最值得考慮的事。
而戰爭的頻繁降臨，也使得死神的勝利這一題材出現。畢竟在古代饑荒、戰爭、瘟疫、死亡這天啟四騎士永遠形影不離。這一題材最著名的莫過於勃魯蓋爾的《死神的勝利》
死亡後盛開的文藝復興
肆虐的黑死病，令西方古典藝術中充斥著死亡的形象——鐮刀死神、骷髏、鳥面具、瘟疫畫作等。
到了1338年，史上最嚴重的的鼠疫浩劫從中亞悄然而至。先是沿著貿易路線，被熱那亞的商船帶到了西西里島，隨後的幾年，整個歐洲都成為死神鐮刀下的麥田，恐怖而詭異的地獄降臨人間：無數村莊被廢棄，城市中的人們成批成批的死去，屍體堆積如山。鑒於鼠疫的患者最終會布滿全身黑色的斑塊，黑死病的名字不脛而走，從此成為銘刻在人類腦海里的夢魘。
在薄伽丘的《十日談》里，打開書，佛羅倫斯人間地獄般慘狀從書中撲面而來:「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一些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就像堆積在船艙里的貨物一樣。」
直至1359年，整個歐洲大陸約2500萬人死亡，而歐、亞、非洲則共約5500萬—7500萬人在這場疫病中死亡。而這只是個開始，接下來的歲月里，鼠疫依舊與人類歷史如影隨形，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死神的收割下，剛剛點燃的文藝復興火種卻沒有熄滅，反倒因為這一陣子腥風血雨越燒越旺。歐洲文明盼來了希望、迎來了春天，一如波提切利的《春》那樣。
這場偶然爆發的死亡旅途中，教會的絕對權威被掀翻在地。面對死亡人們一再向神祈禱，卻毫無用處。這自自然引起了普通人對上帝萬能的懷疑及對人生問題的反思。在死亡的鏡子之下，教會維繫千年的禁欲主義和來世主義被打碎，或如一些學者所說:「劫後餘生者從他人的死亡恐懼之中喚起了對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追求和對生之權力的百般珍惜。於是不失時機地追求現世享樂便 成為人們的生活信念，歌頌人生、申揚人權成了新的社會觀念。」
譽為「人文主義之父」的詩人彼特拉克宣稱「:我不想變成上帝，或者居在永恆中......屬於人的那種光榮對我就夠了。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直至今日，為紀念黑死病勝利而立下的聖三一柱依舊在歐洲隨處可見。
黑死病的恐怖統治中，西方藝術不僅倖存了下來，而且還逐漸綻放光彩。
可以說，歐洲藝術走向輝煌的時代，正是在一個疾病和死亡的時代。
因此，在死亡背後，是生者對生命的喜悅與感恩之情。這就是為什麼文藝復興藝術家的作品，大多是喜悅的、寧靜的、祥和的，一掃中世紀那些滿是骷髏、屍體的陰鬱氣質。這樣，即便是在黑死病肆虐的年代，鐮刀死神的另一面，有波提切利的《春》，是拉斐爾的聖母、是米開朗琪羅的《創世紀》，是達文西的《蒙娜麗莎》。文藝復興後的藝術家們，創作出了無數人間喜悅。
直至大航海時代的到來，16、17世紀的歐洲開啟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創造、掠奪了無數的財富和文明。那黑死病的過往歲月，更像是一首先抑後揚的插曲。
畢竟再殘酷的現實，也抵擋不住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敬意與渴望。
人類並不只會默默地在瘟疫和疾病中學會忍受，恰巧相反，最終，人類都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不信，你看那遍布歐洲的瘟疫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