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翠珊,與施瓦茨科夫一樣(一)

知樂古典音樂 發佈 2020-01-27T17:00:02+00:00

我是個史翠珊控,對此毫不隱諱。可能除了伊莉莎白·施瓦茨科夫,沒有哪位歌手能呈現如此有洞察力的藝術詮釋了——她給予我莫大的愉悅。


我是個史翠珊控,對此毫不隱諱。可能除了伊莉莎白·施瓦茨科夫,沒有哪位歌手能呈現如此有洞察力的藝術詮釋了—— 她給予我莫大的愉悅。

十四年前,她的首張醋酸纖維唱片——《芭芭拉·史翠珊專輯》走私碟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辦公室競相傳遞;我有幸先睹為快,隨後便哈哈大笑起來。當然不是嘲笑這張專輯——她那位熱切的導師兼經紀人馬丁·厄利希曼(Martin Erlichman)當時恰好在隔壁辦公室。不管怎樣,那時公司政策並不好,很明顯拙劣的拷貝在專輯裡起了占了極大的比重。我破門而入,朝著馬丁咧嘴壞笑,好像打算以自己的面部肌肉狠狠打擊這廉價貨一番,擺出一副屈尊降貴的姿態,審視娛樂儀式的特殊案例。


有時候,好奇害死貓真是令人猝不及防,比如沃爾特·卡洛斯對第三、第四《布蘭登堡》的冥想;或者史溫格合唱團(Swingle Singer)以擬聲唱法對《賦格的藝術》第九賦格曲的再現。有時候,它令我原先喜歡不起來的作品變得可愛有趣了——我總覺得自己的生命中沒可能會有蕭邦協奏曲,直到某天聽到維森伯格的演繹——拭去太太、小姐們沙龍上的蜘蛛絲,現代體驗讓它們煥然一新。

有時候(也許這麼說很不恰當),音樂中撲克臉般的嚴肅性被視作合乎禮儀的必需,而稀奇恰好能在表面形成反差。在我看來,赫爾曼·舍爾欣(Hermann Scherchen)的搖滾《彌撒亞》是早期黑膠唱片時代的偉大啟示。有時候,它傳遞了因新發現而感到的寬慰,原先似乎永遠得不到答案的謎題正在逐漸抽絲剝繭、露出真相——比如施特勞斯的《變形》。理論上,這是一部我所鍾愛的作品,近三十年我一直借用該創作理念進行自己的實踐,在任意二十三組不規則的音符序列中找到一組六四和弦。可就在我第一次聽到卡拉揚的權威錄音時一起都改變了。一連幾星期,不分晝夜地反覆聆聽,有時候兩遍、三遍的反覆,絲毫沒有誇大其詞。我就如此這般瘋狂地播放著這張唱片,從一開始的吃驚,再到後來如鯁在喉、感受到脊背傳來的陣陣刺痛,最終走向——會心的微笑。個人對於門格爾貝格或斯托科夫斯基指揮的作品也有同樣的感受,而且這種感受同樣適用於芭芭拉·史翠珊,一向如此!


對我而言,史翠珊的聲音是這個時代最自然的驚奇,一件擁有無限可能與百變音色的樂器。當然並非完全沒有問題——這句判斷同指著一台羽管鍵琴說這不是鋼琴同樣犀利,反過來說也一樣。五線譜上方三分之一區域始終是史翠珊的困難所在——尤其在低音區域換擋過程中如何打破升C音的屏障是主要問題——我們在此不便細數。花樣百出、不斷創新的史翠珊總是能化腐朽為神奇。然而,有這麼一個特殊的、值得稱道的時刻我不能忽略不提——普契尼式的賣座歌曲「He Touched Me」尾聲部分的「Nothing,nothing,nothing」的動機,集中落於降D與中央C,的確精妙。

實際上,人們不會像看待艾拉·菲茲傑拉德(Ella Fitzgerald)那樣看待史翠珊,或許有人會拿克莉歐·連恩(Cleo Laine)天生出色的嗓音與她相比較——但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會這樣做,當然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她總能根據需要唱出狂風暴雨,但絕不是嘹亮的民歌嗓,與令人欽佩的雪莉·貝西(Shirley Dassey)向來直白如同「這是一場表演」的姿態完全不同。史翠珊與貝西就好比丹尼爾·巴倫博伊姆與洛林·馬澤爾,通過努力提升、看似無限的選擇與組合逐漸找到了自己的位子。史翠珊的延長方式傳遞出極為另類的親密,然而這種私密卻毫無對性、慾望的蓄意尋求(就這些歌曲而言,這種無欲感令人吃驚)。

史翠珊因懷舊而被消費;她令充滿傷感愛戀的抒情曲幻化為貼心的個體回憶。不論是海倫·萊蒂(Helen Reddy)「我將在路途51%處與你相遇」的辛辣,還是佩姬·李(Peggy Lee)「我不會刻意抬高聲音辯解,因為你已經被下詛咒,不是嗎」的循規蹈矩都不會造成如此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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