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國的總結和傳統詩教「詩言志」的認同是南宋詞學審美的基礎

高高的歷史青年人 發佈 2020-01-28T03:08:58+00:00

如果說北宋人對「鄭衛之音」可以亂世只是停留在理性的預感上,那麼南宋詞人則有著親歷亡國之痛的切身感受。

南宋詞學審美觀念的建立,是以兩點認識為基礎的。一是對北宋亡國教訓的總結;二是對傳統詩教「詩言志」的認同。如果說北宋人對「鄭衛之音」可以亂世只是停留在理性的預感上,那麼南宋詞人則有著親歷亡國之痛的切身感受。因此,南宋很多詞論家便從時代興亡的角度,對歌樂的發展進行比較系統的批判性總結。其中鮦陽居士的《復雅歌詞序略》較有代表性。此文從「鄭衛之音」,亂世亡國的觀點立論旨在說明:王朝興,則雅正之樂興;王朝衰,則鄭衛之音作。以此證明,北宋詞樂的淫靡不振,與其亡國有著必然的聯繫。其略雲商、周興,三百五篇歌詞「其言止乎禮義,聖人刪取以為經。周衰,鄭衛之音作詩之聲律廢矣。漢興,制氏猶傳其鏗鏘」;漢衰,則「制氏所傳泯滅無聞矣」。

秦漢以下歌詞,雖源出鄭衛,但「其意趣格力,猶以近古而高健」;及至五胡亂華之時,「其謳謠淆華夷焦殺急促,鄙俚俗下,無復節奏,而古樂府之聲律不傳」。唐初,郊廟之歌,其數大備,雅樂正始;「迄於開元天寶間,君臣相與為淫樂……天下薰然成俗。……溫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為淫艷猥褻不可聞之語。」作者這樣歷數前朝歌樂關乎興衰,興衰繫於歌樂的歷史過程,可謂言之鑿鑿。當然,這些引證皆是為論本朝興衰而張目的。那麼,對於本朝歌樂將如何評價呢?他說:「吾宋之興,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猶祖其遺風,蕩然而不知其所止。脫其芒端四方傳唱,敏若風雨,人人歆艷咀味,尊於朋游樽俎之間,以是為相樂也。其韞騷雅之趣者,百無一二而已。」

直到靖康之變以後,「始知有生之快,謳歌載道,遂為化國」很顯然,他否定北宋詞,並且批判其「」而不「」,是既不「載道」,又不「化國」的鄭衛之音。連「宗工巨儒」尚且如此,何況那些市井教坊中人。當然,他不能像總結前朝那樣揭明北宋淫詞導致亡國,但其借古鑒今的用意還是十分清楚的。明確將歌樂的歷史演變軌跡加以回顧總結,並且得出「其變愈薄」結論的還有愛國詩人陸遊。其《渭南文集》卷十四有《長短句序》云: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而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為燕之築,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為騷,為曲,為引,為謠,為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制詞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嘆哉!

這篇短文分別對我國古代音樂和詩歌數千年的發展軌跡簡筆勾勒,著眼於「」,但結論不是越變越好,卻是「其變愈薄」,一代不如一代。令人頗為費解的是,陸遊作此短文的目的,不僅僅是對歌樂歷史發展的反思與批評,其用意還在於藉此以自我懺悔,他聲稱自己「少時於世俗,頗有所為(指作詞),晚而悔之。」陸遊此言到底為一時興到隨意說說,還是出自內心的真實感受?從他那一百多首詞所取得的成就來看,劉克莊認為:「其激昂慷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成就如此之高,似乎不應懺悔自責;從其詞的命意來看,大率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傳統詩教相合,也似不應懺悔自責。

何況他曾在《跋花間集》中批評了唐大中以後「詩家日趣淺薄」而對其間倚聲作詞者能以「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的《花間集》卻給予充分的肯定,他讚揚說:「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何以此時卻自悔其詞?細揣其意,抑或有二:一是從「其變愈薄」之歌樂興亡反觀國運日衰之社會,故生興亡之感慨;二是本來就對詞存在著一種輕視的潛意識,當其與興亡之感一聯繫,必會引發而生。其實質,恐怕仍然是對北宋《花間》詞風的不滿與批評。這種「鄭聲亂雅」、進而亂世的感受,在南宋亡國之後似乎來得更加明確。趙文《青山集》卷二有《吳山房樂府序》一文,亦是從「聲音」與「世道」興衰的聯繫著眼,評判歷史,從而對晏歐詞、美成詞、「宣和風氣」,以及近世「江南言詞者樽美成」之風氣加以系統回顧,從而得出明確結論:「《玉樹後庭花》盛,陳亡;《花間》麗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

趙文是由宋入元之人,曾在文天祥幕下參與抗元救國之戰,親歷過宋亡之喪亂,故而感慨尤深。雖說宋季亡國之根本原因不在詞風,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觀詞風而知世情,知世情而判廢興,也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南宋詞人在批判「鄭聲」亂雅亂世的同時,還批判《花間》到北宋詞多為「導淫」亂雅。孔子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早在北宋時,就有人批語黃庭堅以詞「勸淫」,但當時艷詞風靡正盛,只當笑談而已。及至南宋,才比較嚴肅地提出這一問題。首先有鮦陽居士對溫、李到北宋那些「淫艷猥褻不可聞之語」深表憎惡。此後,大凡論詞者,多持此論。他們首先是否定北宋人以《花間》為準則的傳統審美觀念。

北宋詞人李之儀有《跋吳思道小詞》云:「思道覃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為準。」其實,不獨思道如此,晏、歐、秦、周,皆無不以《花間》為準。可是,南宋人要推翻這一舊準則,就非得找到堅實有力的理論根據。湯衡《張紫微雅詞序》雲「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很顯然,雖批《花間》,卻隱詬宋儒。王灼《碧雞漫志》有一段論及李清照詞,尤其對其以「淫言媟語」殃及「閨房婦女」之事痛加指責。他說李清照是把「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他還用比較的方法,拈出陳後主「使女學士狎客賦詩」之艷事,元、白那些「淫言媟語」詩遺害「民間」之事,曹組諸人「鄙穢歌詩」影響「今之士大夫」等三件事與之相比,認為三者雖皆涉淫,尚有分寸,都不如李清照詞影響惡劣,指責「其風至閨房婦女,誇張筆墨,無所羞畏」。

這種批評在北宋是不可能出現的,因北宋人並無以詞涉淫靡為恥之觀念,相反還以能為而相夸。這種反對詞涉淫靡的觀點,一直延至南宋末。其時有王柏者,作《雅歌序》云:「予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樂府,又鄭衛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膾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王柏師尚理學,乃朱熹再傳弟子,其見解不免腐。他這種全盤否定的論點固不可取,然其批評「導淫」之失與鮦陽居士及王灼諸人,皆有相通之處。張炎論詞崇尚「騷雅清空」,並不全具道學氣,他認為「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

​他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抒情,但很注意「」的把握,因此同時又認為「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總之,南宋詞人從「亂世」和「導淫」兩個角度,並從二者的內在聯繫上,對「花間」北宋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樣做,對扭轉南宋詞的發展方向,糾正北宋獨尊「花間」的偏失,重新構建新的詞學審美理論,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同時也使詞體在這種理論的指引下逐漸脫離了鮮活搏動的情感世界,走向形式僵化、內容空泛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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