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通過各種類型、樣式和風格的樂器及音樂，我們可以了解當時人民的生活、習俗和文化。
中國早在青銅時代，音樂文化就已經相當昌盛。中國古代樂器有所謂「八音」，即金、石、絲、竹、土、革、匏（páo）、木。其中絕大多數材質容易朽蝕，難以保存。然而作為「八音」之首的「金」，即青銅樂器，在考古發掘中有較多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對古代音樂史的研究，也使我們得以走進古代音樂藝術的殿堂。
源流
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樂器僅發現銅鈴。幾件銅鈴均體型較小，器壁較薄，鈴體上窄下寬，橫斷面為合瓦形，一側有扉棱，舞面為平面，上設有橋形鈕。這些銅鈴出土時，鈴體皆被數層織物包裹，鈴舌為玉質，保存完好。鈴、舌金玉相配，可見在當時為極其珍貴的物品。
商、西周的青銅樂器主要有鐃（náo）、鍾、鎛（bó）、鼓等。當時的青銅樂器與商周禮制密不可分，在國家舉行祭祀、征伐、宴饗等儀式時，都有樂舞相伴，並有嚴格的禮樂制度。在「無禮不樂」「無樂不禮」的禮樂制度下，樂器的形制、演奏及曲目都要合乎禮節。
春秋戰國時期，青銅樂器的使用更加廣泛。這一時期，各路諸侯崛起，他們無視周王室的權威，僭用超越自己爵位等級規定的樂舞，使得春秋戰國時期的音樂文物登上了中國青銅樂器的歷史巔峰。各種青銅樂器琳琅滿目，異常豐富，還新增錞（chún）於、鉦（zhēng）、句鑃（gōu diào）、鐸（duó）等軍樂器和宴饗樂器。
戰國末期，青銅時代走向終結。秦漢之後，先秦宮廷鐘磬樂懸基本消失殆盡，青銅樂器逐漸走向衰落。不過，西周的禮樂制度仍影響著中國社會。如山東章丘洛莊漢墓出土的大量樂器，展現出漢初音樂生活的生動圖景，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古代音樂史的新課題。
分類
鈴、鐃、鐸
鈴（圖⑦）形體通常較小，通高多在10厘米以下，在腔內系一遊動的鈴舌， 搖動鈴體與舌撞擊以發聲。西周中期以後，已有大小相次數件編組的編鈴。
鐃（圖⑨）是商晚期與西周早期的一種青銅樂器，外表似鈴但較大。據文獻記載，鐃一是用於軍旅，二是用於祭祀和宴饗時配合其他樂器擊打節拍。鐃表面的紋飾與銘文皆以柄所在方向為正，可知鐃在使用時，口是向上的。北方系統的鐃一般是小型的，應在中空短柄中接續木柄，手執敲擊發聲，多編列成組，稱為編鐃。南方系統的鐃主要出土於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和福建，體型高大厚重，應當是插在座上敲擊的。
鐸（圖⑩）與鈴相似，也是有舌青銅樂器。不同之處在於，鈴懸掛使用，鐸則裝有木把，手持搖振，使鐸腔內的金屬舌撞擊鐸體發聲。
鍾、鎛
鍾（圖④）體兩側尖銳，橫截面為合瓦形，用木槌敲擊或木柱撞擊發音部位以發音。青銅鐘包括三種不同的形制：甬鍾、鈕鍾和鎛。甬鍾側懸，鈕鍾直懸，鎛為平口，在音樂和音響性能上各有特色。青銅編鐘在西周早、中期通常是一套三件或四件，到春秋早期增加到一套八件為常制。春秋晚期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孫誥編鐘，數目達到26件。
目前所見規模最大的一套編鐘，是戰國時期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分三層懸掛的編鐘。鍾架、鍾鉤、鐘體上共有3755字銘文，內容為編號、記事、標音和樂律理論，銘文多數錯金。整套編鐘低音渾厚，中音圓潤，高音清脆，音域寬廣跨五個半八度，中心音域內十二個半音齊備，一鍾雙音，可以旋宮轉調。曾侯乙編鐘的出土改寫了世界音樂史。
鉦、句鑃
鉦（圖⑤右）、句鑃（圖⑤左）主要盛行於春秋戰國，是兩種形制相近的樂器，一般把口沿較平、僅兩銑侈出的稱為鉦；把口沿內凹、腔體更寬闊的稱為句鑃。前者多用於軍旅，後者主要用於祭祀宴饗。
錞於
形制上大下小，淺盤、平口、束腰，下體收斂。上有鈕，應是懸掛在架子上使用，打擊而發聲（圖⑧）。
鼓
銅鼓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流行於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銅鼓。出土數量甚多，平面曲腰、中空無底，到清末才完全停止鑄造。一類是用銅仿製的木腔皮面大鼓（圖⑥），重要的標本有兩件，一件流落日本，為雙鳥饕餮紋銅鼓；一件藏於湖北省博物館的崇陽銅鼓。從銅鼓凝重的造型、簡樸的紋飾等形制特徵來推斷，崇陽銅鼓較之日本收藏的雙鳥饕餮紋銅鼓更古樸。
樂器不僅講述了不同歷史時期的音樂文化和科學技術，還承載了當時社會的風土人情、信仰、道德與嚮往。在已經逝去的青銅時代，在宮廷的祭祀中、莊重的宗教禮儀中、盛大的軍陣中、歡樂的宴饗中，我們都能聽見樂音的迴蕩，看見種種樂器的身影。而在文化飛速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觀賞精美的鈴鐸鼓磬，聆聽莊嚴的黃鐘大呂，仍能給予我們一份寧靜致遠的沉穩，一些與古為新的靈感，一股砥礪前行的力量。
（作者為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本報記者范昊天整理。圖片由湖北省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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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 》（ 2020年01月28日 06 版）
(責編：周倩文、張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