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幅原遼闊，地理條件和氣候條件都十分複雜，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洪災、旱災、蝗災、地震等各類自然災難頻繁發生，直到今天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可以說，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的災荒史。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上半葉，我國各類自然災難造成的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1876-1879的「丁戊奇荒」期間，受災最為嚴重的山西、河南、陝西、直隸(今河北)、山東等北方五省，人口損失就達2290萬。
「丁戊奇荒」期間，由於乾旱持續時間長，災情對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尤為慘重。據《萬國公報》報導，當時災區的災民無任何糧食可以充飢，只能「食草根、食樹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紙、食絲絮」，後來發展到「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為人食」，直到最後「飢殍載途，白骨盈野」。
1878年初，《申報》刊載了一份《山西饑民單》，對各縣各村因飢餓而死的家數和人數進行了詳盡而具體的記載。「閻家村360家，全家餓死260家。閻家村村民符小順將自己親生的兒子6歲活殺吃了；巴公鎮親眼見數人分吃五、六歲死小孩子，用柴火燒熟。」「潞安府8縣光景不會好多少。所最苦者襄垣縣、屯留縣、潞城縣。屯留縣城外7村內餓死11800人，全家餓死626家。王家莊一人殺吃人肉，人見之將他拉到社內，口袋中查出死人兩手，他說已經吃了8個人，活殺吃了1個，有一女年12活殺吃了。又有一家常賣人肉火燒，有一子將他父親活殺吃了。有一家父子兩人將一女人活殺吃了，這就是一宗真事。」「米糧不敢行走，因強奪之人甚多。死人甚多，有賣人肉者，此外混行無能人食干泥干石頭樹皮等。太原縣所管地界大小村莊餓死者大約有3分多。太原府省內大約餓死者有一半。太原府城內餓死者兩萬有餘。光緒四年正月念日抄。」這份材料較長，內容記載另人觸目驚心。
1887年春夏間，華北地區爆發大面積的瘟疫。當時的河南災區幾乎是十人九病，「此傳彼染，瞬判存亡」，就連清政府派往河南督察救災事務的欽差大臣也染疫而亡。陝西省的疫情更加兇猛，延榆綏道道台以及榆林縣的三任縣令都相繼染病身亡，以致無人敢去赴任。山西臨汾縣在那年春季瘟疫流行時，每天倒斃的災民不下數百人。由於死亡人數過多，該縣整整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還沒有把染疫倒斃的屍體掩埋乾淨。
1911年，黑龍江西北滿洲里出現鼠疫，東三省因疫而死的人將近五六萬口。1919年，疫情竟然席捲了中國的整個東部，從福建福州到黑龍江哈爾濱約有30萬人喪生。
據統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造成萬人以上死亡的水、旱、震、疫、風、寒等各類自然災害共119次，死亡總人數為3836萬餘人。
嚴重的自然災害除了摧殘人民的生命財產以外，也嚴重破壞了人類的生存環境，迫使大量的饑民流離失所、四處逃難。這些流民扶老攜幼，背井離鄉，成群結隊地湧入城市，四處乞食。雖然有些能夠在異鄉安家謀生，但更多的則因饑寒交迫病餓而死。
1929年，有一位記者曾這樣描繪四川大旱期間流落到城鎮的災民：「每到黃昏，城鄉附近各街道的廓下或櫃檯上，都滿布著成群結隊的難民，有哭者，有笑者，有呻吟者，有呼爺呼娘者，有倚壁柱而立者，有據石地而臥者，形形色色，不忍卒睹。可是一到旭日東升的時候，昨晚所見的許多活著的人，現在都大半變成了死的屍，那種慘狀，真是不堪回憶。」
然而，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那種「不堪回憶」的「慘狀」，在中國以後的歷史上卻反覆出現。僅1928年至1930年的西北、華北大饑荒，就造成1000餘萬人死亡，1942年的中原大饑荒則造成300餘萬人死亡。
中國近代史上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從根本上來說，主要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小農經濟生產力十分低下、人類控制和改變自然的能力不足所造成的。但人類的過度開發導致生態環境嚴重失衡、社會政治腐敗、戰亂頻仍以及帝國主義列強的瘋狂掠奪也是近代災荒頻發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應急管理能力和防災減災工作不斷增強，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儘管建國以來先後發生了1954年江淮大洪水、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和唐山、汶川大地震以及1998年洪澇災害、2003年「非典」等重大自然災害。但由於我們有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有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團結奮鬥，在這些重大災難面前，我們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人員傷亡數量，也把災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創造了大災之中成功避險的奇蹟。
今天，我們又遭遇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不斷蔓延的嚴峻形勢。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領導，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決策部署，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就一定能奪取這場疫情防控戰的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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