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豪族的發展過程比較複雜，經歷了各種社會勢力不斷合流演變發展而來。經過了西漢一朝艱難而漫長的積累，豪族階層終於在東漢王朝建立之初迎來了自身發展的黃金時期。在西漢政權建立初期，王朝政權結構與歷史長久形成的社會習氣之間不相適應，各階層的社會地方勢力與新王朝矛盾重重。
當時的皇權與社會力量之間的關係並不融洽。出於穩定皇權統治的考慮，作為早期豪族主要階級來源的六國貴族後裔、工商業者、富民和豪傑等社會力量和社會勢力遭受到了皇權的大力限制和打擊。在兩漢王朝漫長的統治過程中，各種游離於皇權統治體系之外的社會勢力，不斷被皇權政治接納和吸收，進而得以與國家政權統治結合，最終形成與政治權力緊密相連的豪族。
豪族的成熟，標誌著對游離於國家體系邊緣的各種社會勢力整合工作的階段性完成；國家政治系統發展趨向穩定。豪族成為國家政權中重要的社會基礎，對兩漢政權產生著舉足輕重在的影響。
一、西漢豪族的發展
兩漢豪族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各種社會勢力向著豪族階層的靠攏和演變。豪族作為一個歷史時段的社會階層，各階級的鬥爭融合成為豪族出現的必然條件：國家新政權的建立，新興政策的頒布施行使得新的社會階層相繼出現。西漢國家政權建立之初與舊有的社會秩序之間出現了歷史斷層，各種社會力量游離於王權支配體系之外，使得王權與各種社會力量之間處於一種緊張矛盾的狀態。為了穩定皇權統治，西漢初年對作為豪族前身的六國貴族後裔、工商業者、富民和豪傑等社會力量和社會勢力採取限制打擊的政策：
「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併兼之家於諸陵。……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遊俠通姦。」
西漢武帝時期，朝廷政權採取強權，通過鎮壓富商、豪傑及強宗大族的方法迫使他們放棄長期經營的宗族基礎和鄉里社會關係不得不遷徙出其盤踞故地，在地方上形成已久的鄉里勢力和社會威望蕩然無存。廣泛推行鹽鐵官營，壟斷經濟資源，商賈的發展被控制；強權頒布了算緡和告緡的命令，促使私人財產公有化——這些都是漢武帝為加強皇權而進行的政策改革。
然而，具有暴力性質的社會整合併非統治者可以長期運用的統治手段，要實現真正穩定的社會整合的願景，就要把可能威脅王權統治的社會力量儘可能轉化為能夠擁護甚至是可以鞏固王權統治的社會力量。由此，擁有相當勢力的豪族階層被吸納到國家秩序中成為了一種可能。恰逢是在漢武帝時期，豪族階層迎來了躋身國家權力體系的契機。
這些一直被皇權打擊的各種社會力量和勢力通過新的選官制度找到了躋身國家政治體系的道路：「通明經術為官」使得躋身國家權力體系成為可能。這其中當然包括「豪富」階層的子弟（六國貴族後裔、工商業者、富民和豪傑等社會力量和社會勢力）。漢武帝時期興起的儒學獨尊使得他們成為累世公卿的豪族地主。這些子弟通過通經入仕擺脫了原有的單一的身份，社會階層關係開始變得複雜。
通經入仕是非權力階層與王權相互關聯的最便利的方法，通經入仕使得複雜多元的社會勢力逐漸湧向匯流於單一的「仕」，溫柔地整合了西漢初年建立以來存在的各種不安定的社會力量。同時這也作為豪族地主發展的轉折點。
「通經入仕」使得皇權統治將諸如六國貴族後裔、工商業者、富民和豪傑這類在政治、經濟或者社會聲望方面擁有強大勢力影響的社會勢力吸引到統治集團內部成為可能，化解了豪族對於中央皇權統治的威脅。一個以官僚身份為主要特徵的地主、官僚、士人等多位一體的豪族階層便形成了。
王朝首次開放政治權力使得各階級勢力爭相謀取期許依舊的政治權力，以期依仗這份難得的政治權力來壯大自己的家族。在這以後，官僚、富商地主、士大夫階層爭相謀取官位、仕途，漢代的歷史也由此展開了另一幅畫面。
這裡，我們不能忽視被吸納階層本身已經具有的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實力，或者說是潛在實力。不論是西漢建立初期被打壓控制的各種豪族前身階層（例如：六國貴族後裔、工商業者、富民和豪傑等社會力量和社會勢力）還是西漢中期以後已經開始融合各勢力階層的「豪族」都擁有著足以讓皇權忌憚的或者經濟實力或者社會影響。通過西漢中期到後期的發展，這些社會階層開始作為國家權力的代表，以更強大的姿態出現在歷史面前。
西漢時期豪族發展的歷史背景和東漢時期有極大的不同之處（有關於東漢豪族發展的歷史背景會在下面的章節論述）。西漢時期，豪族的歷史特性尚不明朗，各種社會勢力處於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之中。漢武帝時期是豪族發展的關鍵轉折點：在此之前的「豪族」通常只明顯具有單方面的特徵，或土地、或官權、或財富。而到了西漢中期，處於維護國家統治的需要，新的選官制度的出現，社會階層更迭融合展示出了全新局面：「士大夫豪族爭相謀取官位、仕途等，同時聚集了官僚、士人、富商地主等多種身份。」
不得不承認「通經取仕」是豪族形成過程中一個重要轉折點，不同身份的階層通過這種選舉制度躋身政治統治階層，故有經濟實力、家族勢力保證政治地位的穩定，政治權力反過來又為經濟實力和家族勢力的壯大提供政治保證；進而為東漢豪族的發展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歷史的基礎。
二、東漢豪族的發展
西漢建立之初，那些被定期遷徙的「豪族」階層對國家政權來說是具有威脅性的，而東漢時期的豪族卻是與國家政權緊密相連的。在東漢，一切可以稱之為豪族的豪族都與政治權力變得密不可分。「豪族」階層經過了西漢一朝艱難而漫長的積累後，在東漢時期終於成為了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都處於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
東漢作為豪族的黃金時期：東漢豪族在繼承西漢豪族的發展基礎，逐漸變成為擁有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經濟實力、軍事勢力，並且兼有一定宗族特性的社會階層。豪族發展到東漢時期，階層的特徵更加趨向清晰：豪族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歷史特性已經逐漸穩定下來。
西漢一朝的皇權對豪族的態度經歷了由西漢中期之前的限制、打壓到中期以後的溫和的吸納的過程。時至東漢這種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因則在於東漢政權建立是以豪族勢力的支持為基礎的，可以說東漢政權代表著豪族階層的利益的。
西漢末年時期，豪族階層得到迅速發展和壯大。王莽在取得了豪族勢力的支持之後得以登上皇位，又因在位改革多出觸及豪族的利益，而最終被豪族勢力推翻。在兩漢之際的權力角逐過程中，幾個最有勢力的地方豪族領袖：隗囂、公孫述和劉秀都擁有許多較小豪族的支持，建立起許多相互獨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號令部眾，攻占城池，同時試圖聯絡更小的家族，以鞏固和發展自身的勢力。兩漢之際群雄逐鹿的動亂局勢成為東漢初期豪族格局形成的歷史背景。東漢豪族與西漢豪族階層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豪族身份地位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
不僅意味著東漢政權對豪族階層的承認，更表現為東漢政權對豪族階層的「依賴」。而這種「合法性」的取得，是豪族階層通過與王朝政權緊密結合而得來的。
東漢的功臣中大多數人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頗具影響的社會威望，他們以宗族為依託，通過聯姻聯合族人、朋黨形成穩定的集團力量。劉秀起兵「南陽諸劉舉宗起兵」劉氏姻親、鄉黨亦舉族相隨，其中包括樊宏、陰識、鄧晨等宗族。除了少數幾個例外，絕大多數劉秀的支持者都出身於顯貴、大地主和富商之家。正是在這些豪族的協助之下，劉秀才得以擊敗諸路豪傑，統一天下。
在兩漢之際的社會動亂時期，起兵的豪宗大族手中掌握的政治權力是微乎其微的，準確來說是遠離中央皇族，遠離政權體系的。而隨著東漢的建立，他們因建國有功也都獲得了政治權力，並依仗著取得的政治權力為基礎，發展原有的經濟實力擴大繼承的社會威望。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從王權支配社會論證了政治權力與封建地主產生、再生的關係，強調權力在地主階級產生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是說，與政治權力的結合，促進了東漢豪族的全方面發展。漢族階層在東漢時期最顯著的發展狀況即：外戚和宦官豪族突起和官僚豪族士族化。外戚和宦官，是東漢豪族階層中不得不提的重中之重。東漢前半期以外戚豪族最為炙手可熱，桓帝、靈帝之後宦官豪族階層開始發跡，並逐漸開始了與外戚豪族的鬥爭。外戚和宦官不同於「通經取仕」「累世公卿」的官僚豪族，在他們身上很難察覺到「文質彬彬」的氣質，他們往往是爆發性質的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隨即對東漢朝政產生了波濤洶湧又不可逆轉的不利影響。
即便是因為自身故有的政治或經濟實力而被皇帝選中為外戚的家族，後來也憑藉著其與皇權的特殊關係，進一步擁有了其自身發展所難以擁有的各種特權。外戚和宦官豪族的發展，無疑是東漢豪族勢力所能發展的極盛狀態，但是也正是由於外戚與宦官勢力的長期鬥爭使得東漢的政權風雨飄搖，國家實力日漸衰落。官僚豪族的士族化是東漢豪族發展的又一突出特徵。
豪族士族化同時經歷著漫長的歷史積累，官僚豪族士族化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條主線：官僚——士人——豪族；士人——官僚——豪族。與權力結合、與文化結合成為促進家族上升的可行之路。官僚豪族的崛起和士族化的過程，大大提高了東漢王朝政治階層的文化素養，對維護王朝的穩定統治起到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