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太師也先以明廷減少賞物和求娶明朝公主未能得到允許為由，發動了對明戰爭，兵分四路，分別從遼東、宣府、大同、甘州等地同時向明朝進軍。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明英宗朱祁鎮決定率領五十萬大軍御駕親征，在抵達大同之後，聽聞前線兵敗一事，便倉皇回師，行至土木堡時被蒙古騎兵包圍，最後明英宗被俘，五十萬明軍幾乎死傷殆盡。而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
隨後，也先便想以明英宗為人質來勒索明朝，但最後卻遭到了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的反對。最後，也先挾英宗陳兵於北京城下，試圖一舉攻下北京城，但結果卻遭到了主戰派的頑強抵抗，久攻不下，最後只能退兵北去。其後，經過多次交涉，於景泰元年八月也先送回了明英宗，這場戰爭才宣告結束！
土木堡事件是明蒙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導致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既有偶然的反常因素，比如皇帝盲目親征、太監王振專權、指揮失誤等；當然也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是明蒙之間政治經濟關係發展衝突的必然結果。為何會這麼說呢？
首先來說，當時的瓦剌勢力膨脹，也先在政治上不僅不再接受明朝的敕封，也完全擺脫了對明朝政治上的依附，而且還通過政治軍事手段成功奪取或削弱了明朝對西北哈密、沙洲、赤斤蒙古地區和東北的兀良哈、女真地區的統治和控制，不斷地向明王朝的權威發起挑戰和衝擊！
而此時的大明帝國已經不能與洪武、永樂，乃至是仁宣朝同日而語了，經濟疲軟，軍事力量下跌，政治上皇權專制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已經出現了太監專權的現象，而這就使得正常的政治運行機制發生了嚴重的扭曲。「土木堡之變」中之所以會發生種種反常的事情，其原因就在於此！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瓦剌軍的挑釁，明朝廷卻在政治上拿不出妥善的政策加以應對，在軍事上又沒有足夠的實力予以打擊和遏制，只能擺出一副所謂「天朝威儀」的姿態，但實際上只能是聽之任之，毫無解決之辦法！
而明朝的一味妥協，更加助長了瓦剌的囂張氣焰，這樣一來，也先的擴張就與明王朝所制定的「居中以馭四夷」的政治思想相左。其次，以也先為首的瓦剌封建主的慾望也逐漸膨脹起來，為了獲得巨額財富，多次違反明朝前期制定下來的禁令，不斷派遣大規模的朝貢使團前往明朝，試圖無限制地擴大「朝貢貿易」，使得原本正常的朝貢貿易逐漸帶上了脅迫的色彩。
面對巨額的賞賜，明朝廷總是疲於籌集，就連大量前來的使臣的食宿就成為一個大問題，沉重的經濟負擔讓明王朝難以應付。對於明朝來說，朝貢貿易的開展不過是其維持邊境苟安的手段而已，從根本上來說缺乏一定的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明王朝試圖採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使臣的人數，以此來控制朝貢規模。但這樣一來，也先想無限制擴大貿易的慾望便與明王朝限制朝貢規模的要求發生了衝突。
最後一點，瓦剌的貪婪和明朝缺乏誠意，給朝貢貿易制度造成了種種缺陷，從而進一步加深雙方的矛盾和鬥爭。
根據《明英宗實錄》中記載，瓦剌使臣「貪婪無厭，稍不足欲，則構釁生隙」；而明朝使臣則更是一味的獻媚，總是向蒙古人許諾一些空頭支票，關於這一點，在《明英宗實錄》中就有明確記載：
「虜酋索中國財物，歲有所增，又索其貴重無有者，朝廷但據有者與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虜酋，索無不許，既而所得僅十之四五，虜酋以是銜患。」
兩國使臣往來不僅沒有加強彼此之間的溝通，反而還加深了彼此之間的誤會和矛盾。就簡單從賞賜的物品來說，蒙古人為了得到更多的賞賜，於是便多次派遣使臣，甚至是虛報冒領；明王朝為了應付，也是濫竽充數，從數量上肆意剋扣，其質量上又十分的低劣。比如當時明王朝賞給蒙古人的絲帛，尺寸不符則是家常便飯。就像《明英宗實錄》中所說的那樣：「增帛靴帽之屬則常常不堪一著，即破碎矣」。所以這也常常引起對方的極大不滿。
綜上所述，這些最終成為了土木堡之變的直接導火索。而明蒙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發展的不平衡所產生的利益衝突，最終導致了一場血雨腥風的戰爭。關於這一點，我們用張玉堂先生的一句話概括一下就是：「利益雙方的利益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所產生的一種激烈對抗態勢」。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統治者只希望能夠維持邊境防禦安全就可以了，至於說要發展與蒙古之間的關係，顯然是沒有多大興趣的。說到底不過是被動應付而已，至於蒙古內部的情況變化更無意也無力予以太多的關注。這樣一來，明朝就轉變成了消極的一方，而蒙古卻經常掠奪邊境，開展朝貢貿易，逐漸成為主動尋求明蒙關係發展的積極一方。而兩者之間的態度轉變，最終也將決定兩者不同命運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明史》
2. 《明英宗實錄》
3. 《利益論：關於利益衝突與協調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