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郎世寧《乾隆皇帝大閱圖》局部
乾隆一直覺得，使用皇帝的權力讓大臣和子民對他畢恭畢敬沒意思，所以每次和大臣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大多情況以一個學者身份自居，不過別人看來他是真有才，加上自己有權，偶爾耍個賴皮，感受作為一個成功學者的歡樂，樂此不疲。
乾隆喜歡寫，他還有個三希堂，裡面放了些寶貝，他喜歡告訴大家這都是真跡，不過真不真的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拿著這些寶貝，感受到一種不同於當皇帝的快樂，忙裡偷閒，又不誤正事，十分有趣。這說明他對書法和文化的熱愛，雖然不是專業擅長的領域，興致到了，取得點小成績，拿來炫耀一下，也頗有情致。
▲王珣《伯遠帖》三希堂法帖之一
清十二帝都特別喜歡書法，康乾盛世如此，之後的嘉慶、道光皇帝也是如此，至於皇帝們為何這般「不務正業」？可以從乾隆看出來。
乾隆學書法，學漢文化，自然免不了和漢臣的交往，繼續深入漢文化，塑造自身的「儒雅」和正統形象。他藉此提拔了很多漢人，皇權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彰顯，沒有皇帝的提拔絕不會有這些漢人的飛黃騰達。而優待近臣也使得他們感恩戴德，無形之中形成一種凝聚力。他們走出京城後，無論是京畿首輔還是封疆一方，都時時想著報效皇恩，不只是要求自己，也影響身邊的人，而最終皇權也得到穩固。
▲康熙書法
比如，最受帝王優待的書家是乾隆提拔的張照。乾隆喜歡這個人，把他列入國史，說「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這種話是皇帝說的，能不能擔得起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乾隆學書崇尚正宗，將身為臣子的張照推至書聖的位置，一下子引導了清中期朝廷書學的發展，教化了天下士子。
能得到皇帝的賞識，而且將與趙孟頫(諡「文敏」)，董其昌(諡「文敏」)並列，稱「三朝三文敏」，並有肖像畫傳世，足見其在清前期的書壇領袖地位。對一個人好，賜其高官厚祿還不夠，還要捧到極點，讓張照感激涕零。
▲清· 張照行書《弘曆讀昌黎集詩軸》局部
沒有無緣無故對人好，乾隆能對一個漢臣這般好，是彰顯皇權的手段，使書法的發展與其統治需要相適應。張照小變董字的秀媚為厚重，與乾隆統治下的「盛世氣象」相暗合。啟功先生曾經說：
「有清八法，康、雍時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論也。張照崛興，以顏米植基，澤以趙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樣書風。蓋其時政成財阜，發於文藝，但貴四平八穩。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變化之致，始不流為印版排算之死模樣。此變化也，正寓於繁規緝矩之中，齊民見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馴謹焉。」
也就是說，學會皇帝喜歡的字體，能夠走上人生巔峰。也就是說，推行統一規範的朝廷書法書寫標準，更好的端正人心、統一思想。
▲乾隆書法
張照作為典範被樹立，是因為他的樹立有助於引導書學發展，端正士氣，這是出於統治的需要。由時代背景看，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面臨的最為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贏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遠超本民族的漢族的認可，特別是漢族士人的認可。諸位皇帝都為此頭疼不已。所以，以武力得天下之後，亟需重新建立社會秩序，規範世人行為，使之符合倫理綱常，這是一種全方位的對社會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要求。
換句話說，清代諸位皇帝都希望藉由書法「教化天下」，所以就有了乾隆爺研習書法、做學問、在畫上亂題，忙的不亦樂乎，雖然毀了很多名畫，但確實有點小才華，用書法得了天下士人的心。
比起有才的乾隆爺，其它幾位皇帝，對書法都有著非一般的鐘愛，他們引導書法發展，不但樹立典範，根據自己的喜好選取狀元，同時也有著內在的教化理念——就是對「正」、「敬」書風以及對帖學正宗的推崇。
▲乾隆在《快雪時晴帖》御筆題詩
還說乾隆，乾隆在《快雪時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題跋中均用到「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的評語，「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對王羲之風格的典型描述，反覆運用此句，乾隆意在表明其書法以正宗為依託。在品評其他名帖時，乾隆也以正宗觀念為參照。如在跋《蒙詔帖》中即提到「險中生態，力變右軍」。
最能說明乾隆對此推崇的，是一開頭說的三希堂，他酷愛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三帖，就把古代法帖都找來，刻印成冊分賜下臣，這樣他的理念也就有了實物對應，對書法時風的引導也更加強有力。
▲康熙賜書
清代皇帝們自己崇尚帖學正宗，也通過一定的方式去影響臣下。賜書是一種方式。因為賜書不光會展現帝王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造詣，書寫的內容也極為關鍵，更重要的是獲帝王賜書本身就是一種無上的榮耀。以康熙帝的賜書為例，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康熙南巡至孔廟行禮，為大成殿書「萬世師表」匾額，緊接著，又賜給孔子的66代孫子孔毓圻《御製過闕里詩》，也讓他感激涕零。
五年之後，他又南巡，自己把孔子、孟子及周公廟的碑文抄了一遍，賜給孔毓圻，大學者孟貞仁，東野沛然等人。他這種賜書是經常性的，孔子、孟子等聖人的遺蹟及後人、忠臣、封疆大吏，賜的都是「萬世師表」、「忠貞炳日」之類的話，這些人得到之後，受寵若驚，肯定更加效忠康熙。這也是一種對「正」、「敬」書風的推崇。
▲歐陽詢書法（上）
清順治年間狀元鄒忠倚書法（下）扇面
上之所好，下必流行。順治皇帝喜歡歐陽詢的書法，當時的狀元鄒忠倚、孫承恩寫的都是歐陽詢的書法。康熙喜歡二王的書法，狀元歸允肅、蔡升元、汪繹寫的都是二王的書法。清朝書法上的另一座巨擘是「三朝三文敏」之一的董其昌，董其昌的影響大到連康熙都受他影響。孫過庭說過：「不激不厲，風規自遠」，此香光之得右軍也。
康熙推崇董其昌書法，在朝廷之中便形成了一股崇董的書風，在眾多朝廷書家中，陳邦彥專學董書，晚年幾乎可以亂真，於是1703年康熙年間成為進士入館選侍值內廷，乾隆初起原官仕至禮部侍郎，走上人生巔峰。康熙年間進士查升也是學習董其昌書法，殿試中因為書法被定為當科狀元。除此之外，高士奇、毛奇齡、姜宸英、張英等人，都是董其昌書法的潛心傳承者，因為追隨當時的潮流而進入歷史。
皇帝喜歡的，一定可以引領一個時代，但更深層原因是，皇帝為什麼喜歡，比如皇帝規定清代科舉當中，楷法不工者，難以入仕，而在文書的書寫方面，稍有差池，就可能受到責罰。書法即是心法，在筆跡上的要求，可以規範內心的態度，這也是清朝皇帝們反覆推崇書法以及「正」、「敬」書風的良苦用心。
▲陳邦彥書法
無論是崇尚董其昌的書風，還是規定科舉取士的書法取向，抑或是御筆賜書，都帶有濃厚的政治目的。對於皇帝來說，書法是一種皇權的體現和教化手段，對於滿清子弟來說，研習書法及漢族典籍，游心翰墨，附庸風雅，也促使一個遊牧民族早早的因為文明而進入到農耕時代，使得彼此間差異化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更加融合，成為時風轉變的指針。
這是書法的妙用，無論在歷史各個朝代，還是在當下，書法即心法，研習書法，不僅風雅，蒙養正氣，也可以找尋內心，無論「體」如何變，其內在的筆法始終帶有一個時代的烙印，這也正是作為外族皇帝的清朝十二帝對書法如此痴迷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書法興盛的時代，一定是安居樂業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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