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朕言朕語
星象是古代自然崇拜的對象之一。漫天繁星，可望而不可及，給人難以言說的神秘感，挑逗著先民的探索欲。
道家常常通過觀測星象的變化，來占驗人事吉凶、年成豐歉、國家興亡等，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占星術。道門中人對占星術的廣泛運用，不但推動道教天文學的形成和發展，而且影響到中國古代小說的構建。如《太平廣記·東方朔別傳》認為東方朔是歲星轉世；《封神演義》中赤膽忠心、文采超人的比干被封為文曲星君；《說唐全傳》中徐茂公稱李世民為紫微星等，不一而足。不僅如此，占星術還對韓國漢文小說多方面滲透，其中，小說的「預敘」模式、情節構建和人物形象塑造，均可見星象崇拜的印痕。
一、占星術與韓國漢文小說的預敘模式
小說中的預敘，是指在情節發展中對將來發生的事預先描述出來的敘述方法，這種敘述方法與古人的「象數」思維密切相關。
韓國漢文小說的占星敘事，與中國古代受占象信仰影響的小說敘事一樣，紛紛以預敘的模式謀篇布局。
如《坐草堂三老禳星》一文，李姓士人以第三者的身份提前獲知栗谷先生的死期和倭寇犯境等信息，等於是將故事的結果提前說明，之後又以應驗的方式來印證主翁的先見之明。
再如《學究神見》一文，先講述了故事發生的背景，即國內突發「無名之疾」，來勢兇猛，死傷者無數，醫生也束手莫測。再敘學究通過夜觀天象，提前預知惡疾來襲，最後述說預言應驗。它與《坐草堂三老禳星》一文相似，都是直接揭示星象與具體對應事物的關係，屬於明示性預敘。
又如《父哭之兆》一文，同樣是以預敘的模式開展故事。只不過小說將「妖星」與「父哭之兆」聯繫起來，並未直接言明「父哭之兆」所對應何事，而是於尾末揭示原因，顯然屬於暗示性預敘。
不管是明示性預敘，還是暗示性預敘，都會給讀者帶來一定的閱讀期待。占星式的預敘是由虛到實，層層剝開的解碼敘事過程，順應了人們的好奇情趣及認識事物的過程，使閱讀伴隨著對其如何繼續下去的強烈的不確定感，引起讀者希望故事繼續發展下去的強烈期待。
古人將「星象」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借用到小說創作中，可使小說敘事嚴謹，結構緊湊；同時，由於星象的神秘性，有時敘述者並不直接言明具體對應何事，也給小說內容留置了許多空白，埋下懸念，召喚讀者自由發揮想像，揣測、填補這些朦朧的、未知的空白點，進而增強小說的張力。
韓國漢文小說中諸如《金丞相瓜田見異人》、《料倭寇麻衣明見》、《會琳官田儒問相》等其他占卜式敘事，亦常用這種預敘方式，和占星式預敘模式一起，共同構成了韓國漢文小說的敘事特色。
二、占星術與韓國漢文小說的情節構建
占星觀念制約並規範韓國漢文小說的情節構建，它不但作用於小說的故事內容，而且影響著小說的結構框架，如以《玉樓夢》為代表的韓國漢文小說，即採用星宿降凡、歷經劫難、回歸仙班的圓形結構編撰全文。
先看占星觀念對小說內容的浸染。古人認為，不同星象的顯現，會對人世產生不同的影響，小說常用神秘的星象來推動故事的進展。
如《麻衣對坐說天運》一文中，南師古得了《青囊遺訣》一書後，便通曉天文地理、星卜筮算之學。他經由彗星之變這一現象，預言朝鮮十六七年後將有大的災難。果不其然，十六年後，壬辰倭亂，朝鮮王室有「遷都播越變」。再者，潘臣輕視南師古的高識，認為他不如自己，並說：「近觀天象，太史星色變，知天文者死，吾不久於世矣。」潘臣認為「太史星色變」，主天文者死。沒過多久，南師古死了，他卻健在。於是，他與南師古能力的高下之分不言自明。
小說不但正面描寫了南師古占星技能的高超，而且將他與潘臣對比，側面烘託了他的不凡；同時，小說藉由占星術，昭示情節發展的走向，預卜人物命運的方式，也有益於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和人物形象的豐滿、立體。
不僅如此，小說還運用星相，對某個場景、某一事件進行暗示性預敘，在文本的敘述過程中埋設伏線，製造懸念，使其成為讀者持續閱讀的助推力。
如《水軍都督揚武功》一文，李舜臣力戰倭寇期間，與陳璘鉗制海口逼迫倭行長，行長向泗川賊求援，賊悉數而至。雙方劍拔弩張，「是夕，大星隕落海中，軍中怪之」。作者並未於此時交代「大星隕落海中」所應何事，而是在此設置懸念，給讀者和軍士都製造了一個謎團。後來，露梁海戰李舜臣不幸被流矢擊中頭部身亡，讀者才知道原來大星隕落對應了李舜臣亡故。
再看占星觀念對小說框架的影響，小說中的人物被敷衍成星象降凡，並在人間建立不朽之功業，歷經劫難後，再復歸星位。
如韓國經典的長篇章回小說《玉樓夢》，全書共64回。它以中國為背景，融貫儒、佛、道思想，以占星觀念建構小說框架。《玉樓夢》第一回作為全書的「楔子」，是古代小說中常見的神仙謫降類型。作者先是安排一段天界眾仙佛聚會的場景，其間則有神仙因為思凡而受到懲罰，被貶謫到人間歷劫，最後終於頓悟人生，重回天界。它所形成的「星宿降凡——歷經劫難——回歸仙班」的圓形結構，具有籠括全局的綱領式作用，將後文所發生之事，以及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都作出合理的解釋。
三、以《玉樓夢》為代表，看占星術與韓國漢文小說的人物塑造
《玉樓夢》中楊曲昌、黃小姐、南蠻王哪吒等主要人物的性格也是按照占星術理論塑造的。
比如書中將楊曲昌描繪成文昌星，而文昌星是「北斗第四星也，主科甲文章之宿」，「幽閒儒雅，清秀魁梧，博聞廣記，機變異常，一舉成名，披緋衣紫，福壽相全」。所以，在作者的筆下，楊曲昌清新俊逸、溫文爾雅、經天緯地、出將入相。
至於天妖星，「又名破軍星，主威猛色慾」，是「北斗第七星」，「主人暴凶狡詐，其性姦猾，與人寡合，動輒損人。不成人之善，善助人之惡。虐視六親如寇讎，處骨肉無仁義」。作者對黃小姐的刻畫即吻合占星觀念：霸道凌厲、心機深沉。
天狼星，即「貪狼星」，「性情剛猛，機深謀遠，隨波逐浪，愛憎難定」，「定奸詐瞞人」。南蠻王哪吒是「天狼星之精」托生，作者也按照占星學觀念塑造哪吒。他為自己營造五處洞壑，以備戰事需要，以至於明軍都不知道應該攻打哪一個。哪吒戰事失利，不甘心束手就擒，接連求助白雲道人和雲南國祝融大王，他們先後歸順，哪吒兵敗，無奈之下，順勢投降，保全性命。
另外，天狼星在占星學上還是異族、侵略、殘暴的象徵。《玉樓夢》的作者南永魯，是朝鮮肅宗朝領議丞南九萬的第五代孫，他運用占星學觀念設計小說人物，用「天狼星」影射入侵的南蠻王，也曲折的表達了作者的民族情感。
歷經「壬辰倭亂」「丙子胡亂」的朝鮮人民，對倭寇、滿清等異族的侵略恨之入骨，作者以中國的明朝為小說背景，而自視為「小中華」的朝鮮人民曾不惜為了維護明朝以至於將戰火引到自己身上，文章也處處流露出異族對「中原文物」的仰慕。
如雲南國祝融大王之女一支蓮以不得見「中原文物」為憾；見到楊曲昌等人，即刻疑慮自己是井底之蛙。由於中原文物強大的吸引力，一支蓮決定「背叛」南蠻，投入明軍的懷抱，楊曲昌也得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大大削弱南蠻的勢力。作者的立場和民族觀念也昭然若揭。占星觀念對包括《玉樓夢》在內的韓國漢文小說的影響也由此可見。
結語：韓國漢文小說的敘事方式、情節構建、人物形象塑造等諸多方面均受到占星觀念的全方位滲透。而占星術作為中國道教文化的一部分，它對韓國漢文小說創作的影響，亦可視為道教文化對韓國漢文小說浸染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道教的神仙思想、「謫降」觀念、「洞天福地」等也都不同程度的影響著韓國漢文小說。因此，道教對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文學創作的影響也可從中窺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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