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特約撰稿：T君

在英格蘭，足球重構了人們的業餘生活；在日本，足球染上了鮮明的地域色彩。我們憧憬著這一天的到來——在周末帶著自己的孩子走進所在城市的球場，跟他/她分享這些為這座城市這片街區戰鬥著的年輕人的點點滴滴，自豪地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我可是看著這幫好小子踢球長大的。

終極問題：為什麼中國發展不好足球

伴隨著2021年世俱杯和2023年亞洲杯落地中國，全國各地建設或改造現代化專業足球場的工作已經全面鋪開，屆時與普通大眾的觀賽熱潮一道，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中國勢必掀起新一波足球運動熱。

自日韓世界盃以來，中國足球事業的發展幾經波折。上至球員下至球迷，人們無數次地希望而來，又無數次地失望而歸。十幾年的起起伏伏之間，我們不僅記住了無數「中國足球」令人啼笑皆非的「梗」和段子，也在一次次的反思中對「足球」這一運動本身有了越來越深的理解。

我們漸漸明白，真正支撐著一個國家的足球運動的「職業足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所謂的「足球教育」又到底有多重要。這麼多年熬過來的中國球迷，即使對4-3-3或4-2-3-1不甚了解，但一談到足球政策或青訓或歸化之類絕對都能侃侃而談滔滔不絕。

但是，無論我們怎麼抱怨怎麼分析，總是會回到這樣一個終極問題上來：足球，作為眾多現代職業運動中的一個，為什麼在中國就是發展不好呢？

答案可能就藏在我們對這一問題的反思之中：為什麼我們要在中國發展足球運動呢？

可以預見，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形形色色。近者可翻出紅頭文件論理，遠者可上及「東亞病夫」訴苦。不過大體上，其中一類是在「足球運動」之外尋求原因。「發展足球有利於­____（政治/文化）」大概是這一類分析的最終句式。因此，「某某國腳不愛國沒有吃苦精神」或者「中國人根子裡就沒有團隊精神」常常被視為中國足球的癥結所在。

然而，在這種宏論之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有了這樣的思考：為什麼我們需要「發展」足球？

作為一個現代國家，面對一種現代運動，為什麼足球無法在中國自然地「生長」？為什麼我們不能不為「有利於」去發展足球，而僅僅為了足球而足球呢？讓足球的歸足球，政治/文化的歸政治/文化不行嗎？

當體育運動自身的發展和人們對它的思考不斷發展，體育——在這裡具體而言是足球運動——逐漸開始要求作為獨立領域的自律：正如19世紀以來文學和藝術領域那樣，體育運動也開始要求其價值不再來源於外部；「為藝術而藝術」，自然我們也可以「為體育而體育」。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價值中立的哲學終於將它的福音傳達到了中國的競技場之內。一種「純體育」的思潮開始泛濫，而其首先衝垮的正是人們對體育運動的價值判斷。

這或許正是為何奧運會金牌榜越來越難以引起年輕觀眾的興趣的原因。比起羽生結弦的國籍，中國觀眾們顯然更關注他的絕美舞姿；而談論到孫興慜「孫球王」時，揪住其韓國國籍不放漸漸被視為是可笑的或者說，「不專業的」。

在這種「純足球」的思路下，中國足球的頹勢只能歸結於：中國的現代化（在球迷看來，不僅指足球聯賽的職業化程度，還包括一種所謂的「職業的」思維）發展還遠遠不足。或者更為嚴重的結論：現代中國和現代足球八字不合。

不論兩種思考的分歧有多大，結果都只能增加焦慮。在小小的足球面前，再一次地，我們被逼迫回到「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的分歧之間。而這其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解法，大概誰也回答不出。

因此，我們有必要回到現代足球誕生的地方，看看其是如何「發展」或者「生長」起來的；再回到東方，回到和克洛普談笑風生的南野拓實的家鄉，看看作為外來運動是如何在東瀛落地生根的。

起源：英格蘭職業足球的誕生

現代職業足球興起於19世紀後期的英格蘭，其首先與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壯大密切相關。

「在最早的19世紀70年代中期至19世紀80年代中期或後期，足球獲得了我們現在仍熟知的所有制度和儀式上的特點：職業化、聯賽、足總杯（懷著無產階級在首都勝利之信念的一年一度的朝聖）、定期到場觀看周六的比賽、『支持者』和他們的文化、儀式上的對抗、通常發生在一個工業城市或大都市的不同部分之間（曼徹斯特城隊與曼徹斯特聯隊，諾丁漢城隊與諾丁漢森林隊，利物浦隊與埃弗頓隊）。……足球同時在地方和國家範圍內進行，所以有關當天比賽的話題就為英格蘭或蘇格蘭的任何兩個男性工人間的談話提供了共同基礎，而一些著名的得分手則為所有人提供了共同的參照點。」（《傳統的發明》，370頁）

「英國足球職業化的結構與貴族或中產階級參與（板球）或控制（賽馬）的體育項目的職業化相當不同，也與通俗的娛樂產業的結構以及工人階級命運的其他方式不同，後者也為一些窮人的體育項目（如拳擊）提供了典範。」（《傳統的發明》，371頁）

正是由於參與者與觀眾主要為工人階級，比賽的時間（周末）以及球迷會的組織形式（與工會如出一轍）都深受其影響。不過，這都是19世紀70年代之後的故事了。「現代足球」和「現代職業足球」雖然常常被視為同義詞，但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現代足球」在19世紀70年代「職業化」之前的歷史。

19世紀英格蘭的公學教育有著培養所謂「健壯的基督徒」（Muscular Christianity）的傳統。其源頭之一則是拉格比公學（Rugby School），這裡也是英式橄欖球（rugby）的發源地。學生被要求通過一種有激烈身體對抗的球類運動以塑造堅強的性格，而這也被認為是統治大英帝國所需要的美好品質（而常常被作為大英帝國的參照物的羅馬帝國，在當時的學者和大眾看來，正是亡於統治階級的柔弱）。而另一項典型的英式運動——板球，則被賦予了培養紳士的職責。

由於在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規則，這一運動規則的統一逐漸被提上日程。其中核心的爭議在於是否能夠用手運球，這也成為了橄欖球和足球的分歧所在。由此，伴隨著1845年「劍橋規則」（Cambridge University Rules）的誕生，足球和橄欖球之間的界限開始逐漸清晰起來。

足球的職業化表現為其參與者和觀眾由業餘的學生或者「校友」向拿薪水的工人的轉變。這也就意味著足球漸漸從「公學的中產階級的一項業餘的和陶冶性格的體育項目」變成了工人階級主導的大眾運動。其象徵性的事件則是1883年足總杯決賽中伊頓公學老校友隊被博爾頓奧林匹克隊擊敗，從此開啟了職業球隊對足總杯的統治。職業化之後的俱樂部開始要求建立常態化的足球聯賽，從而讓拿工資的球員有球可踢。

然而，足球只不過是在19世紀的英國上演的階級、文化、傳統的演變中的一個具體案例。

簡單來講，大致呈現以下的過程：新興的中產階級將以往貴族從事的「體面的」、「業餘的」體育運動（「業餘」意味著「有閒」）塑造為本階層的身份符號和認同方式；而之後工人階級的興起帶來了職業化和大眾化，足球漸漸脫離中產階級而成為了工人們的愛好。

顯然，現代足球乃至現代體育運動從其誕生之初就是「帶著任務來的」，它的創造身份屬性和「認同感」的潛力是與生俱來的。而這也是其在19-20世紀常常成為民族主義或者國際主義的載體的原因之一。

歷史地看，這樣的「體育運動」，完全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它所要求的去價值判斷以謀求自律的純化運動，不過是今日「中立化時代」的人們的美好幻想罷了。

移植：日本職業足球的故事

關於本部分內容，筆者曾編譯過一篇寫於2013年的舊文《與球迷共同成長的J聯賽的20年歷史——動盪時代之後，走向成熟的安定期》。

日本的現代職業足球的典範自然是創立於1993年的J聯賽。以J聯賽為載體，伴隨著聯賽球隊和聯賽級別的增加（1999年J2聯賽創立，2014年J3聯賽創立），日本職業足球正在有序發展。在這20餘年間，日本職業足球受惠於「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的因素。

「天時」自然是2002年的日韓世界盃。其帶來的全民足球熱潮功不可沒。而為了應對世界盃所進行的大規模球場建設則是「地利」。

當時日本全國範圍內修建了10座巨大的體育場，如鳥取市營足球場（現名為「とりぎんバードスタジアム」（Tottori Bank Bird Stadium），1995年）、鳥棲體育場（現名為「ベストアメニティスタジアム」（Best Amenity Stadium），1996年）、仙台體育場（現名為「ユアテックスタジアム」（Yurtec Stadium），1997年）、松本平廣域公園綜合球技場（2001年）、東京體育場（現名為「味の素スタジアム」（Ajinomoto Stadium），2001年）、豐田體育場（2001年）、フクダ電子競技場（Fukuda Denshi Arena，2005年）。

專業球場的建設為足球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一點毋庸置疑。

至於「人和」，則是J聯賽獨特的球迷文化。一方面是俱樂部的地域性較強。聯賽創立之初，就有著「融入地域、解決地域問題、使地域更具活力」的目標（「地域に溶け込み、地域の課題を解決し、地域をより元気にする」）。

俱樂部不只是為了體育競技而存在的，也不應該只重視自身的成績，更肩負著「地方創生」「地方創生」的責任。

另一方面則是其「成熟」的球迷文化。

「這裡我想說的『球迷』，絕不僅是比賽中坐在死忠看台高聲歌唱聲援球隊的人，也不僅是定期到球場觀賽的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主場比賽日時在窗口懸掛球隊應援旗的人們，以及那些生於此地心系此地球隊的人們。『J聯賽之前的日本不存在足球』，這麼講完全不正確。但是，真正的球迷，在此之前確實是不存在的。伴隨著J聯賽的誕生，一夜之間，球迷已然成為了聯賽和俱樂部都不可或缺的存在。

「1993年，J聯賽最初賽季拔得頭籌的是鹿島鹿角隊。決出勝負的那一天是7月7日。2-0，擊敗浦和紅鑽隊，鹿島鹿角勇奪冠軍。然而當時，在浦和的駒場體育場裡，在超過500人的記者群面前，球隊並沒有舉行把隊長拋向空中之類的慶祝儀式。比賽結束後，如同往常一樣地，球員們來到遠赴客場的本隊球迷看台前，進行謝場活動。然後就這樣回到了更衣室。這是因為考慮到失利的浦和紅鑽隊球迷的心情。

「支持著鹿島鹿角的快攻打法的，毫無疑問是球隊的球迷們。但是，浦和紅鑽的球迷們也竭盡全力為球隊吶喊助威，然而運氣不在自己這邊，最終淪為了聯賽最後一名。如果此時在浦和的球場慶賀勝利的話，不僅是在浦和紅鑽球迷的傷口上撒鹽，而且還是在鹿島鹿角球迷們的面前……。不慶祝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對此完全理解的浦和紅鑽球迷們，在鹿島鹿角的隊員離場返回更衣室時，向他們致以發自內心的誠摯的掌聲。」

（《與球迷共同成長的J聯賽的20年歷史——動盪時代之後，走向成熟的安定期》，原文：「サポーターと紡いだＪリーグ２０年の歴史激動の時代を乗り越え、成熟した安定期に」，網址：https://sports.yahoo.co.jp/column/detail/201305140006-spnavi）

「以人為本」，J聯賽用實際行動將這一古老的東方智慧與現代足球運動成功地結合起來。

答案：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足球

即使至此我們仍無法回答開篇提到的中國足球的「終極問題」，但是至少，首先，我們能夠對這項運動少一些不切實際的期待。

足球在英格蘭的誕生絕不是僅僅因為足球自身的優勢，而是歷史的產物。它曾被賦予了過多的價值屬性，這一歷史事實的可笑程度，和今日對足球的價值中立的純化運動相比半斤八兩。

因此，真正地理解足球運動在於理解它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位置和作用。如果我們追求所謂的「純足球」，那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批判那些對足球冷嘲熱諷的廣場舞大媽和只讓孩子讀書的家長呢？畢竟，如果足球沒有社會/文化價值，也就失去了要求社會地位的權利。

從英格蘭到日本，從本土原生到外國移植，足球運動真正能「生長」、能被「發展」起來的地方，首先，它都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存在著。

在英格蘭，足球重構了人們的業餘生活；在日本，足球染上了鮮明的地域色彩。我們憧憬著這一天的到來——在周末帶著自己的孩子走進所在城市的球場，跟他/她分享這些為這座城市這片街區戰鬥著的年輕人的點點滴滴，自豪地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我可是看著這幫好小子踢球長大的。

讓足球運動成為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它需要替代掉某些舊有的生活方式。畢竟，沒有足球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就沒有或者不會享受業餘生活，也不意味著地方文化就沒有傳承的媒介。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足球運動需要我們去培育它。

世俱杯和亞洲杯的舉辦，將為我們提供「天時」和「地利」，而「人和」則需要引導和形塑。這意味著發展足球事業的第一線不僅在體育館裡，也在小孩子的手裡——如何將他們從手機和電腦面前吸引到球場上來；也在工薪階層的茶餘飯後——如何使他們的「血戰到底」從麻將變成足球。

這不僅需要「足球進校園」，更需要足球和地域文化、日常生活的綁定。

在這一點上，當我們看見足協杯奪冠後外灘為申花而點亮，聽到重慶奧體傳來聲聲「雄起」震天響，我們知道，或許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使大眾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潛移默化中使足球成為其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一切所謂「足球文化」的基礎；或者說，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就將是中國自己獨特的足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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