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明朝歷史的朋友都知道，瘟疫，在明朝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存在。為什麼呢？在明朝的史書上，瘟疫這傢伙，時不時來上一遭，都讓當時的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史書上對於瘟疫有詳細記載。《明史》上有說，明代時曾有數次瘟疫流行，死者甚眾。永樂六年（1408年）正月，「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也就是說，明朝永樂時期發生了瘟疫，短短1年時間內，因瘟疫死去的竟有7萬多人。可不要小瞧這個數字，當時社會人口並不像如今，死亡7萬人，是一個非常龐大和驚人的數字了。
僅僅36年後，瘟疫再次發生了，同樣是《明史》上的記載，正統九年（1444年）冬，「紹興、寧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萬餘人。」
而在明朝漫長的時間裡，明朝末年那段日子，絕對是最黑暗的時期，大明王朝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一個病入膏肓的社會，恰恰遇上了「小冰河期」，自然災害加劇了全國的悲劇，各個地方糧食都欠收，災害也不斷發生。
根據《明季北略》的記載，明朝末年各種奇特的災害層出不窮。從萬曆四十五年起，明朝的經濟中心江南地區開始發生了「鼠異」，老鼠們成千上萬的聚集在一起渡江而南，成片地糟蹋稻苗；天啟三年，應天府發生了大地震，常州、鎮江、揚州等地都被波及；同年陝西地區的山村也出現了成群的大老鼠，它們肆意偷吃谷豆，一有人驅逐，就飛快逃走。
當時全國各地都飽受自然災害的折磨，江北地區乾旱異常，江南地區則洪澇泛濫。然而，大明王朝的統治階級此時還忙於內鬥，他們剛經歷完國本之爭，又捲入東林黨與閹黨的互相傾軋之中。魏忠賢把持朝政後，不是忙著救災救荒，而是在各地建立生祠、歌頌功德。崇禎皇帝登基時，全國性的災荒已經釀成了。六年後，山西地區爆發了鼠疫，波及其他各省，造成大量的病患。十四年傳入京師後，大街小巷儘是屍骨，更是慘不忍睹。《明季北略》說：「夏秋之交，疫癧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荒相繼，殯殮為艱，枯骸暴露，幾遍郊野。」
在這種背景下，名醫吳有性（字又可）開始了《溫疫論》的寫作，他要把自己的一個發現昭告於眾——瘟疫是一種新型的病種，它與傷寒有著天壤之別。
現在，我們能清楚地知道傷寒和瘟疫是不同的，然而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存在這兩個概念的。根據古中醫理論的說法，人只要能夠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制，起居有常，身體自然能夠調節，得享天年，故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如果人不能順應自然，而是逆了春風、夏暑、秋濕、冬寒四節之氣，那麼體內的陽氣就不能正常運轉，無法抵禦外邪的侵犯，造成疾病。在張仲景看來，觸冒了冬時的嚴寒而生病，才被稱為「傷寒」。後人依循此論，認為患病者必然是作息不規律、或者衣食失調才犯了病。
當時沒有人意識到，即使是健康的人，就算保持自己的正常生活規律，也難以逃脫疾病的侵襲，因為在傷寒之外還有著一種傳染性的疾病，叫作瘟疫。然而當時人並不知道瘟疫究竟是什麼東西，常常將它與傷寒混為一談，並且用醫治傷寒的方法來應對，造成了許多無謂的損失。
吳又可是明末瘟疫災難的見證人，當時，人們對瘟疫還缺乏認知，只是根據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來診斷，所以沒有對症下藥，導致「枉死者不可勝記」。而吳又可則認為瘟疫不是因為逆了四時正氣而產生的疾病，他說：「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細菌、病毒等。逆四時之氣所生的病，不是溫病就傷寒，前者多發生在春夏秋，後者則發生在冬天，而瘟疫卻四季常在，並不一定非得在冬天才發生。如果恪守《傷寒雜病論》的方法，那就是用治療傷寒的手段來治瘟疫了，此所謂「守古法不合今病」。這麼治下去，患者要麼死於疾病本身，要麼死於庸醫之手，可不慎哉！
因此，吳又可要寫作一本專門研究瘟疫的書，填補《傷寒雜病論》以後的空白，這本書就是《溫疫論》。
《瘟病論》認為，瘟疫的傳播，即是從口鼻，也即是從呼吸道和消化道傳入。最關鍵的是，吳又可提出，在瘟疫面前，不同體質的人具有不同的抵抗力。
是否導致生病或者死亡，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這些理論，有些直到如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縱觀歷史，在國家發生瘟疫或大型傳染病之時，百姓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脅之際，醫學界總會出現英雄人物，古有吳又可，今是鍾南山，讓我們向醫學界的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