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過蟑螂吧？那些躲在黑暗角落裡的骯髒生物，總是在晚間出來大搖大擺，只要燈」啪「地一響，一隻只蟑螂就四下逃竄，躲得無影無蹤。我們就是蟑螂，哈哈哈……」
這段話出現在韓國電影《寄生蟲》里，說話的是一家四口中的媽媽。
彼時她們一家人正躺在大富豪朴社長的超級別墅里，橫七豎八，胡吃海塞，桌上杯盤狼藉。
這是她們短暫的高光享樂時刻，其命運即將隨著雨夜敲門聲的響起而急轉直下。
《寄生蟲》是近期韓國的大熱影片，口碑炸裂，觀眾叫好又叫座。
今年五月份，該片就獲得了第72屆坎城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這是韓國影片第一次獲得該獎項。
影片上映不到三周，韓國的觀看人次就突破了八百萬，同時票房成績連續十多天奪得了單日冠軍。它在韓國到底有多火呢，相當於平均每6個韓國人中就有1人在影院看過此片。
除了韓國，《寄生蟲》在海外市場同樣受到熱烈的追捧，在法國，它創造了票房最好的亞洲電影記錄；在香港，它成為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金棕櫚電影。
《寄生蟲》誕生在韓國社會貧富懸殊日漸擴大，貧苦人口激增的的背景之下，據世界經合組織2018年數據，韓國貧困人口總數占比達13.8%，65歲以上的韓國人貧困率達到45.7%。
不斷攀升的貧困率，來自底層的無力和悲傷，是導演創作的初衷。
《寄生蟲》的成功離不開韓國良好的電影工業生長土壤的滋養，其電影創作環境相對我國更加寬鬆和自由，早在90年代就取消了審查制度，電影分級制的設立可以讓導演更大膽地挖掘劇情深度。
同時，韓國人民的觀影熱情也普遍高於世界其他國家，這從韓國每年人均觀影人次可以看出。
據統計，韓國每年每人平均看4次電影，美國人看3.8次，而中國人看1次。
該影片講述了當今韓國社會貧富階層相互共生，而最終矛盾激發，共生平衡被打破的故事。
中年失業男人金澤基和老婆、兒女住在某貧民窟的半地下室里，一家四口靠疊披薩盒子艱難為生。
就在日子快要窮途末路，連疊披薩盒這樣的工作也可能會丟失的時候，兒子金基宇的朋友敏赫來訪，把自己的一份家教轉介紹給基宇。
只有高中學歷的基宇刷了些手段順利拿到了這份工作，他通過偽造文書以及裝模做樣地虛張聲勢成功騙取了那個有錢的朴夫人的信任，開始了給朴家女兒朴多惠補習英文的工作。
這份高薪工作得來如此容易讓金基宇的慾望更加膨脹，後來他又成功地把自己的妹妹基婷包裝成了海外歸來的藝術家，讓妹妹也進駐到朴家，當上了朴家小兒子的美術老師。
就這樣，金家爸爸和媽媽也在兒女的配合和包裝下擠走了原來的司機、女傭，順利就職於朴家。
某天，富豪朴家所有人都外出了，一家四口人聚集在豪宅里吃喝享樂，突然朴家被趕走的女傭去而復返，他們發現了女傭的一個驚天秘密。
如此同時，一家四口人的身份偽裝也被女傭識破。一場i底層人民間的對峙和鬥爭就此展開。
一.寄生的世界同樣有鬥爭和競爭，誰才是真正的蟲？
《寄生蟲》這部電影的片名充滿了隱喻意味，導演奉俊昊他在採訪中揭示，「寄生」不同於「相生」和「共生「，這種把人比作蟲的隱喻聽起來充滿了指責，並且毫無尊重可言。 而他要講述的就是這樣一種急轉直下的境遇危機中人們的故事。 奉俊昊似乎很偏愛這種隱喻下的不適帶來的心理衝擊，他的另一部電影《殺人回憶》同樣是從片名開始就給人一種不適感。
《寄生蟲》從明線上看，是窮人金澤基一家寄生在富人朴家，他們拿著高額的薪水，披著偽裝的身份外衣，在富人家裡輕車熟路地遊走，並且洋洋得意。
那一刻連他們自己都迷失了，自以為已經脫離了腐爛臭的地下室，脫離了社會激烈的工作競爭，終於憑藉小聰明來到了地面，可以做個上層人
然而，當被解僱的女傭出現，要來揭發他們的偽裝並搶奪本屬於自己的地盤時，金家一眾人才發現在寄生的世界裡他們不是唯一，金家幽深的地下室里還隱藏著女傭的老公，而他的寄生已經長達4年之久。
寄生的世界裡一樣有競爭，並且這種競爭可能比社會上更殘酷，需要付出流血的代價，需要豁出命來博取。金家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種博取，那種努力的姿態和蟲類搶奪食物並無二致。
這種努力和影片一開始展現的金家樣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影片的開端，金家四口人擠在低矮的半地下室里，蹭wifi，睡大覺，一副混吃等死的懶惰模樣。
還沒有找到宿主的金家像魚兒失去了水，像絛蟲離開了豬肉一樣萎靡。他們把自己的失敗歸結於殘酷的社會環境，逆來順受，苟且偷生。
片中還有一條暗線——富人的寄生，富人依靠窮人的勞動來維持日常生活的基本運作，衣食住行全都需要下人動手操持，就像片中朴社長說的，離開女傭後，衣服不出幾天就會臭掉，家裡就會亂掉。
富人階層本可以自己動手的東西卻要依靠窮人來完成，如果說寄生是貧困的底層人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最好的選擇，那麼寄生之於富人就是一種主動的依附。
這麼說來，似乎富人階層更像是徹頭徹尾的」寄生蟲「。
二.鏡頭裡的隱喻和對比，貧富階層差異到底有多大？
一部優秀的作品離不開同樣優秀的鏡頭語言，《寄生蟲》中有許多優秀鏡頭對烘托主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影片的開場，鏡頭對準了剛好和地面齊平的小窗，前景是懸掛晾曬的襪子，遠景是貧民窟形色的路人，窗戶啞亮，窗框外的世界一片黝黑，形成黑白鮮明對比。
這個鏡頭長達25秒，漫長而壓抑。
接著鏡頭從上往下搖，窗子底下，低於地平線的屋子裡，金家的生活徐徐展開。這個鏡頭的視角像極了地底的蟲子，隱喻著金家人的貧瘠和自尊缺失。
這種隱喻隨處可見，除了影片的開場，電影里還多次出現具有象徵意義的樓梯鏡頭。
窮人回家時，走在謎一樣看不到底的樓梯上，不斷地向下向下再向下。而富豪朴家的房子在向上攀爬的坡上，進了戶門，還要向上走幾級台階才能到達庭院。
空間維度跨度之大讓人想起科幻片《逆世界》，在那個互不干涉的雙生平行世界裡，富人住在上層，窮人活在下層，他們之間沒有情感交流，只有貿易壓榨。
導演奉俊昊在採訪中說，他對空間很執著，好的空間鏡頭能賦予影片情緒和意義。《寄生蟲》的拍攝中，他就參考和借鑑了影片《男人的爭鬥》、《僕人》中出現的樓梯意象。
樓梯的上與下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覺衝擊和對比，除了金家和朴家的對比在樓梯中外化，女傭一家和朴家的對立也是藉助樓梯來完成。
要抵達女傭老公寄居的地下室，需要經過好幾段陡峭的樓梯，它從儲物室一路向下，無數的轉角，黑暗幽深，回聲激盪，配以腐綠色的基調，使人仿佛置身《電鋸驚魂》的恐怖現場。
除了空間鏡頭的對比，該片中還多次出現明亮和黑暗的光線對比。
如富人朴家通往儲物室的門永遠是一片死寂的黑色，而門周邊陳列著精美的工藝品，在探射燈的映照下金光燦燦。
那道門多次出現在鏡頭裡，死寂的表象下是地底蟄伏的寄生人類蠕動的身姿。
上與下，光明與黑暗，奉俊昊導演用鏡頭把窮人和富人的生活隔絕開來，那長長的階梯就是他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階級關卡；而那黑暗則象徵著窮人歇斯底里的絕望與悲傷。
三.比肩同類型優秀影片，題材是擊中人類情感痛點的關鍵嗎？
貧富問題是一直以來無數電影人關心的大問題，在2018年，韓國導演李滄東也發掘過這個主題，他的《燃燒》在坎城同樣激起了巨大的反響，但是兩部電影的切入點並不相同。
如果說《寄生蟲》從家庭、親情角度展開，闡述了兩個窮人家庭圍繞一個富人家庭競相寄生的故事，那麼《燃燒》就是兩個不同階級地位的男人圍繞一個女人打轉的情愛懸疑故事。
《寄生蟲》用蟲來暗喻絕境中求生的人類，以悲劇收場，結尾蘊含微弱的希望之光。
而《燃燒》用女孩的舞蹈來隱喻底層小人物對平等的嚮往，結局同樣悲慘，不過更開放，未解之迷一直貫穿始終，同時還伴隨著深深的無力和悲傷。
《燃燒》和《寄生蟲》一樣充滿了隱喻和象徵，一樣貧富懸殊問題擊中了人類情感的G點。
關於貧富題材的電影還有去年斬獲坎城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小偷家族》用很大的篇幅了展現了因為貧窮聚集到一起相互取暖的一家人，成員之間並沒有血緣關係，但是他們之間的溫情和愛勝似血緣的羈絆。
這部影片除了探討貧富問題外，對家庭意義的探尋更深入人心。
《寄生蟲》里也有關於家庭親情的展現，但是相對於《小偷家族》來說就很平淡。
《寄生蟲》里家庭成員的命運休戚相關，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一人落難，大家都被拉下馬。成員們把家庭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在家庭外的世界裡狡黠而自私。
而《小偷家族》因為血緣的無關聯，使得成員之間瀰漫著一種更加無私、廣博的大愛精神，也更溫情和柔軟。
《小偷家族》和《寄生蟲》都是從家庭角度切入，內核卻並不相同，貧富問題對於《小偷家族》來說不是主要訴求，更像是一種社會背景，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這種背景中窺見一斑。
《寄生蟲》是一部同時兼具藝術性和商業性的成功大片，本片在飽含人文關懷的同時，融合了各種類型片的技巧，表達了金錢背後韓國社會突出的階層矛盾和政治問題。
該片不僅是題材的勝利，是導演的勝利，更是整個電影工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