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易簡財經
作者：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教授，副院長田軒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在廣大醫護人員奮戰在一線、全國各方急援疫區的同時，有的人卻在趁亂收割智商稅。
最近，關於是否可以「發國難財」這一話題，在學術圈引發了爭議。雖然學術討論無禁區，但在當前的這個非常時刻，一些網紅「經濟學家」發出的聲音卻顯得格外刺耳。
他們認為：「發國難財」是可取的，甚至還引用了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話，為「發國難財」的人辯護。他們表示，「發國難財」是增加供給的最好辦法，不但不該受罰，還應得到獎章。
他們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重要的觀點就是：「發國難財」能夠讓市場更有效率。這與當年某網紅「經濟學家」認為「春運的時候提高票價就可以解決買票難的問題」的觀點，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個別的人、個別的號說點傻話，那也不值得反駁。但這一次，為支持「發國難財」發聲的，卻是公眾們熟悉且關注度較高的「經濟學家」，實在令人忍不住嘆息。
拋開第一眼的反感情緒，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發國難財」的經濟學邏輯。前提是國難，不論是自然災害還是外敵入侵，從經濟學角度上看，會產生供給不足，因此就有需求得不得滿足的情況。按照經典經濟學理論，在此時通過價格手段調節供需關係，沒毛病。
然而問題出在需求類型上，國難當頭，都是要命的需求，而供給側因為各種險阻和制約遲遲供應不上來，那僅用價格手段調節真的好嗎？商人能看到個體需求並通過滿足個體需求獲得回報，但對於社會需求則難以判斷且更難獲得回報了。
經濟學站在個體需求的角度，對這種經濟行為當然無可厚非；道德站在社會需求的角度，當然唾棄這些發國難財的商人，因為他們傷害了社會利益。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某地大水絕收，災民遍地，糧商囤積居奇，準備高價賣糧，同時低價收購農民土地，或借出高利貸剝削農民的未來收入。生存是第一需求，需求決定價格，賣兒賣女賣老婆為求一碗粥喝有問題嗎？然後民不聊生，只能造反，天下十室九空，王朝更替，昔日農夫商人均成白骨。
你看，從經濟學角度，在這個例子中，糧商的行為完全遵循經濟學規律，也獲得了經濟學回報，確實無可指責。
但是，學過經濟學101（經濟學入門初級課程）的人都知道，價格只有在市場能維持運行的時候才能起到調節的作用。在「國難」來臨這種極端情況下，市場已經完全失靈，或者說壓根就沒有市場，價格信號失靈並已經不能起作用，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機構（警察甚至軍隊）來維持運行。
一旦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那些「看不見的手」、「自我調節」、「資源有效配置」，就都變成了紙上談兵。
況且，人類社會是個複雜系統，受各種規律混合起來一起支配，不是只受經濟學支配。正常時期的商業活動中，比如滴滴打車忙時加價，這屬於合理的市場調節，無可指責。
但是，「發國難財」特指重大社會危機時刻任意加價的行為。這種行為已經突破了一個社會約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線。這個時候，只有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和社會公益力量來快速覆蓋由市場失靈帶來的供給缺口。
在重大社會危機面前，人的行為不是只受經濟學規律支配的。如果這個世界只有經濟學，那危難時刻不記報酬、無懼生死、挺身而出的醫護人員就無法用經濟學邏輯解釋了。
生命權是每個人的基本權益，不屬於高層次需求，這不是開豪車住豪宅，談不上誰最需要、誰不那麼需要，大家同樣需要。
如果用哄抬價格來實現貌似合理的分配，結果必定是富人活下來，窮人都去死，一段時間之後，富人雇不到員工，賣不出商品，企業效益驟降，國力將被大幅削弱，真到那個時候，發國難財的商家就是歷史的罪人了。
所以說，激勵商業世界的不僅僅只有利潤，還有社會責任和榮譽感，以及對同類不可遏制的同情。
同理，在分析和解釋經濟世界運轉規律的時候，除了象牙塔里的知識，經濟學家還應該守住基本的道德和倫理的底線。
作為一名經濟學者，我的能力不在為疫情提供醫學分析與救助，只能用微不足道的文字喚醒一些沉睡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商家賺了黑心錢，面對大家的譴責和抨擊只能受著，這是他們應得的。但為此背書的「經濟學家」就錯得離譜了。當然，你永遠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
最後，還是建議大家，在這個特殊的新年假期里，要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加強防護，減少不必要的出行。少一些往來走動的喧囂，多一些豐富心靈的高質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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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口罩合理嗎？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選擇！》
作者：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教授，董志強
關於防護品該不該漲價的爭論一如既往，毫不令人意外。一些人認為，賣高價口罩就是發「國難財」；另一些人認為，物以稀為貴漲價合理。有些自媒體打著經濟學的虎皮高呼「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更是吸睛。
為什麼「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文章引用某知名媒體學人觀點，大致道理如下：
其一，即便乘人之危，那也是自由選擇。如沙漠中一杯水售價一萬元，那是你心甘情願去購買的。
其二，阻止人們發國難財，會讓受災害的人處境更糟，沒有高價就沒有人願向災區供給物品。
其三，高價有利可圖，才會刺激商家積極生產，增加所需物品的供給。
其四，高價消除了套利空間，若沒有高價，以低價獲得物品的人可以私下再以高價轉售獲利，即催生黑市等。
文章引用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的話說：「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是在救別人的命，他們應該得到一個獎章，而不是得到懲罰。」
是的，對於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對於簡單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會毫無保留地同意上述所有觀點。弗里德曼是這樣的人。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也會毫無保留地同意，因為那時我正沉浸於弗里德曼《自由選擇》之類的書籍，對價格機制迷戀不已。但今非昔比，對人的行為了解越多，理解越深刻，我就越不能贊同市場原教旨主義，越不能贊同簡單的自由主義。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問題在哪裡？如果，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是在市場領域發生，人類社會所有的關係都歸結為市場交易，那麼市場原教旨主義將沒有任何問題；如果有問題，也早已被價格機制解決。但問題就在於：人類很多的行為，不是在市場領域發生的，而是在社會規範領域發生的。在社會規範領域，價格機制不起作用。
舉兩個假想的例子：
你去岳父母家吃晚飯，飯後掏出幾張百元大鈔放在桌子上，對岳父岳母說：「這是我今晚的飯錢。」你猜，會導致什麼後果？你去餐館吃飯，飯後叫來素不相識的老闆，說：「你看我長得這麼帥，交個朋友，這段飯錢給我免了吧。」你猜，會導致什麼後果？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為上面兩個例子中你的「行為」是符合時宜的。
在岳母家吃飯，你處於社會規範的情景中，不是金錢交易，也無需現金交割。而在餐館用餐，你處於市場交易情境中，你是在購買服務，需要用價格激勵對方。這兩個假想的例子說明，在不同的環境中，有不同的「適宜」行為。人們在採取行動時，需要根據所處的環境，考慮其行為的適宜性。
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應該早已注意到這一點。他寫了一本被人們廣為傳誦的書叫《國富論》，論述自由市場的作用；但他也寫了一本不那麼被人們關注的書叫《道德情操論》，論述人類行為應遵循的一般道德準則。《道德情操論》一開篇，講的就是行為的適宜性。
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馬歇爾，應該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傳世巨作《經濟學原理》序言中寫道：「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的」，在第一章第一節又寫道：「世界的歷史是由宗教和經濟的力量所形成的」。
可見，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不過是從斯密、馬歇爾那裡拿走了半句話。如果人們將自己的行為在市場領域和社會規範領域錯誤歸類，就會帶來糟糕的後果。不妨假想如下場景：你的汽車在街頭拋錨了，你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向路人求助。
方式一：「嗨，夥計，我的汽車拋錨了，能搭把手幫我推一下嗎？」方式二：「嗨，夥計，我的汽車拋錨了，能搭把手幫我推一下嗎？我會給你5元錢作為報酬！」這裡，方式二和方式一的不同在於，在後面加了一句支付5元報酬的話。你認為採用哪種方式更可能讓你得到路人相助呢？
我曾在不同場合就此問過很多人，絕大多數人認為方式一更可靠。你是否也這樣認為？這其實是在美國的一個街頭實驗，實驗結果表明，方式一確實能夠得到更多幫助，方式二通常會被人拒絕。原因在於，這是一個更應該被歸類到社會規範領域的問題，而不宜歸類到市場交易領域的問題。
我們大多數人，都有樂於助人的天性，特別是只需要非常微小的代價就可以幫助到別人的時候，我們將樂施援手。但是，方式二把這一社會規範問題變成了市場交易問題，就會讓人要麼覺得受了侮辱（不妨想像一下你的岳母見到你掏出「飯錢」時會是什麼感受），要麼就進入交易核算的考量之中（我的勞動才值5元錢嗎？）。
市場交易不僅難以適用於本應適用社會規範的情景，甚至市場交易本身也受到社會規範的限制。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簡單自由主義者，自由市場是他們的最高信仰。但微觀經濟理論大師魯賓斯坦曾有觸及靈魂的一問：有兩個經濟體可以選擇，一個經濟體是自由市場經濟，一切都靠價格競爭；另一個經濟體是叢林經濟，一切都靠拳頭（武力）大小來解決。
現在，你手中有1元錢，其他每個人人手中有100元錢，你拳頭和每個人的拳頭一樣大，請問你願意選擇進入哪個經濟體呢？我不敢保證你的回答是什麼，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的回答是：寧可放棄自由價格競爭的市場經濟，選擇武力競爭的叢林經濟。
寫了這麼長，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已經偏離主題十萬八千里。其實不然，這長長的論述旨在說明，如果人的行為只有市場交易這一面，單純從市場領域考慮人的行為，那麼價格機制毫無問題，肺炎橫行而口罩天價也極其合理；但如果人的行為不只有市場交易這一面，那麼就不能單純從市場領域考慮人的行為，所謂自由市場價格機制也可能是有問題的，口罩天價（所謂發國難財）將是不合理的。
更具體地，我針對「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所持的四大理由逐一批判。
其一，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選擇。面臨強盜的匕首，要錢還是要命？這不是自由選擇，大家有共識。在沙漠中生命垂危，傾家蕩產買下一杯水，也不是自由選擇——但那些還停留在經濟學1.0版的學者會不同意，他們認為這也是自由選擇。
其實，早在20世紀初自由主義哲學家霍布豪斯就批判過這種所謂的「自由選擇」了。他舉的例子是，一個人掉下山崖無法逃生，這時你對跟他討價還價，「你若將全部家產給我，我就給你扔根救命的繩子下來」。
看起來，這是「自由交換」，實際上，不如說是赤裸裸的威脅。一個在危險中的人，除了保全自己已別無選擇，他實際上沒有選擇空間。因此，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選擇！我曾在自己的著作《行為和演化範式經濟學》（第五章第三節）中引用霍布豪斯的例子對此專門論述。其二，沒有高價就沒人願向災區供給物品，這錯得離譜。只需看一看，人們向災區的捐贈熱情，就知道這錯了。事實上，我們從沒有觀察到，世界上任何一地發生災害疫情之後，是靠高價格來解決物品供給問題的。
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中，的確是價格作為信號來引導供給，價格之外也缺乏其他信號。但災害疫情這樣的情形，已經不再是正常的市場環境，在人們的心中這已經進入社會規範或者道德領域，災情疫情就是信號，無關價格。
面對災害，政府的口號是「不惜代價」，社會的口號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人們的思維都已經不再是經濟計算模式。倘若有人此時喊出「趁機賺他一把」，必然被唾沫淹死。真實的「人」行為就是這樣，他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經濟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溫度的真實的「人」。
其三，高價刺激商家積極生產，並不全對。價格是引導生產的信號，價高意味著旺盛的需求，故廠商開足馬力生產。但價格不是唯一可以引導生產的信號，若有準確的需求信息，即便沒有高價，只要能保證正常利潤，廠商同樣會生產。
事實上，像災害這種短期衝擊，對生產的刺激是有限的——短期衝擊意味著廠商並不會擴大生產規模，不過是讓工人加班加點而已。讓工人加班加點，會增加額外的成本，只要這部分成本得到補償，工人加班加點就可以實現（這裡，我們直接忽視了現實中觀察到的一些工人為災區疫區保障而自願加班加點的情況）。
實現這一點可能需要口罩合理漲價（以維持正常利潤），但不是天價。刺激商家積極生產只需正常利潤即可，而不必天價。災害終將很快過去，災害衝擊帶來的天價只會轉換成企業偶然所得的利潤，不會帶來生產規模的擴張。
其四，高價消除了套利空間，是的，但同樣會帶來其他問題。1.0版本經濟學認為，需求決定價格，需求旺盛必然需要價格高漲方可阻止黑市黃牛等。
在一個自由市場上，價格漲落本身是信號，這毫無疑問。但災害疫情的衝擊下，資源的配置已經不再完全取決於市場，社會規範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防護用品的供給一方面由市場力量驅動，一方面由道德和社會規範力量驅動。
口罩天價只會讓經濟力量排擠出道德力量：人們的捐贈機會成本高了，因而捐贈意願下降了；接受捐贈方的腐敗動機提升了；投機牟利或適應預期而囤積防護品，反而讓防護品更加短缺。
鼓吹「應該讚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本質上是主張極端地依賴市場來解決災害疫情導致的物品短缺問題。這與我們的社會規範恰恰極其衝突。天價防護用品，意味著只有腰包鼓鼓的富人才能得到，難道窮人就白白等死？
這多麼類似魯賓斯坦那觸及靈魂的一問。當然，窮人不會白白等死，為了生存他們會選擇武力搶奪——迄今為止的市場經濟學，都忽視了人類在競爭中對非經濟手段乃至暴力手段的運用。
社會規範本來就是為了平息人類的陰暗行動而存在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相當於一個社會契約：今天你們受災我們支援你，我們相信明天我們受災你們也會支援我們。發「國難財」是對這種社會契約的破壞。它意味著，今天我們受災你們趁機敲了我們一筆。但是，明天你們受災了，咱們怎麼計算？
最後，有必要說明，不可以發國難財不代表防護用品不能漲價。正如我在前面講到，工人加班加點生產是有額外成本的，價格要補償這一額外成本才是合理的。補償成本帶來價格上漲理所當然不應算髮國難財。
那麼口罩這樣的防護用品在疫情時期究竟怎麼定價才好呢？經濟學當然會考慮其成本核算，但社會規範其實給出了一些更簡單的規則。就如我的一個不懂經濟學的朋友說：「漲價一倍兩倍還可以，但漲十倍二十倍那就太離譜啦，良心大大的壞了。」
看來，只有經濟學知識並不夠，還得多一點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