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一個與醫學息息相關的詞彙，但嚴格來說，它卻又並不屬於醫學範疇。它不是某一個確切的疾病種類的代稱或某幾個疾病種類的統稱，而是泛指由一些強烈致病性的微生物，如細菌、病毒所引起的傳染病。被稱作瘟疫的傳染病的致病微生物本身並不具備統一的生物特徵，所以瘟疫並不是從這個層面被定義的。只有當某種傳染病在歷史上或在當下，造成了一定範圍內的、連續性的死亡病例，並且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危機的時候，這種傳染病才會被稱之為瘟疫。
所以，瘟疫雖然以現代醫學傳染病的概念為基礎，但它更多地是一個歷史層面的文化概念。通俗地講，就是在人類與不同種類或不斷變異的致病性微生物的博弈歷史中，人類的每一次落敗，都伴隨著一種新的瘟疫的被定義，從古代史中被稱作「黑死病」的肺鼠疫到導致拿破崙東征失敗的斑疹傷寒，包括21世紀初暴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等等，它們都因為造成了區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群體性死亡病例，並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成為了歷史中的新瘟疫。
在歷史中，瘟疫在人類群體、人類社會中大規模傳播並引發疫災的歷史並不是隨著人類的誕生便開始的。自舊石器時代約至殷商之間的數萬年中，人類雖飽受各種疾病的困擾，但不至於遭受流行病大規模傳播，以至於瘟疫暴發的威脅。
《淮南子·修務訓》云：「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韓非子·五蠹》亦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在引火技術和保存火種的能力成熟之前，茹毛飲血的飲食習慣使原始先民飽受消化系統的腸胃類疾病或蛔蟲病的困擾。這樣的情況直到距今8000年至5000年之間的新石器晚期，隨著農耕生產逐漸替代漁獵生產才得以改變。不過，自這一時期至夏朝，由於社會生產力非常低下，東亞地區的人口總量還很少。從今天的考古發現可知，是時，僅黃河流域內的文化遺址就分屬仰韶文化、裴李崗文化、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多種文化類型。多種多樣的文化類型表明當時的各個部落之間僅存在相當有限的文化交流，而不可能出現大規模、大跨度的人口遷徙。部落與部落之間相對孤立，相互隔絕。人口的分散分布加之極低的人口密度，使得傳染病、流行病的傳播缺乏基本的媒介。
約距今3000餘年前，取代夏朝的商朝開始通過頻繁的對外戰爭建立起以商為中心的黃河流域的新秩序。已知最早的瘟疫記載和瘟疫概念的形成便始於殷商。
晚商時，甲骨文刻辭中有很多指代人體部位的字，如首、耳、鼻、口、舌、齒、肱、臀、趾等，以及唯一的臟器器官心。與此相對應的，刻辭中也出現了一些以人體部位為基礎的疾病或症狀的命名，如用「疾」字與人體部位組詞，有疾首、疾耳、疾口、疾舌和疾目等。甲骨文「疾」字是最早出現的指代疾病概念的漢字，而當「疾」字與其他人體部位、人體器官之外的字組詞時，新的詞通稱都與傳染病、流行病的概念有關。如傳染病、流行病的傳播被稱作「降疾」，這表明殷商時，華夏民族就已經具備了疾病的分類常識，可以將人體的疾病劃分為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並且能夠意識到引發傳染病、流行病的致病因素來自於人體之外。再如，傳染病、流行病在人群中的大量傳播被稱作「雨疾」，比喻病如雨下；傳染病、流行病高發的年份被稱作「疾年」，這類似於後世常說的荒年、流年、飢生、豐年等。
受到甲骨文刻辭的影響，後來的先秦文獻中，也出現了一些由「疾」字和非人體部位、人體器官的字所組成的詞，這些詞也多用來表示傳染病、流行病。比如《周禮·天官》云：「春時有痟首疾。」又云：「秋時有瘧寒疾。」《靈樞·論疾診尺》有云：「夏天傷於暑，秋生痎瘧。」余雲岫《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則疑「痟首疾」為春季時的流行性感冒，指瘧由蚊所傳授。又如《周禮·天官》所云「秋時有瘧寒疾」及《孟子·公孫丑下》所云「有寒疾，不可以風」，余氏又引張子鶴《中國醫藥科學討論》謂寒疾也是流行性感冒。顯然，這些先秦文獻及甲骨文刻辭中的由表示人體部位或人體器官之外的字與「疾」字組成的詞雖然表示傳染病、流行病，但這些傳染病、流行病的傳染性即便很強，致死率卻很低，不足以對患者的生命和社會造成巨大的威脅和破壞。所以，這些詞表示的傳染病、流行病並不屬於瘟疫，或者還沒有發展到瘟疫的程度。
另外，古代文獻，特別是中醫典籍中，經常會用「時氣」「溫病」和「熱病」等詞表示傳染病、流行病，由於文獻記載相對簡單，今人很難根據有限的記載確定這些傳染病、流行病的具體類型及其所對應的現代醫學的疾病名稱。這些傳染病、流行病在特定的環境中，有可能具備轉化成或引發瘟疫的可能，但僅就這些詞語本身，還無法認定它們屬於瘟疫。
除此之外，古代文獻中還有一些詞與某些現代傳染病、流行病的譯名一致，但與現代疾病有本質上的差異。這是現代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引發的歧義。比如古代文獻，特別是中醫典籍中經常會出現的「傷寒」即一例。今天現代醫學所說的「傷寒」是由傷寒桿菌造成的傷寒病，傷寒病在古代和近代歐洲的流行和暴發，曾經引發過多次嚴重的疫災，屬於歷史中典型的瘟疫範疇。但在以中醫理論為依據的古代文獻中，「傷寒」並不是傷寒病。《素問·熱論》云：「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也就是說，中醫所說的傷寒，其典型症狀就是發熱。凡是發熱性的疾病或具備發熱特徵的疾病可能都會被稱作傷寒。
還有「霍亂」。今日現代醫學所說的「霍亂」特指因攝入受到霍亂弧菌污染的食物或水引起的急性腹瀉性傳染病。但在古代中醫著作和歷史文獻中，「霍亂」顯然與霍亂弧菌無關。早在《皇帝內經》中，霍亂便屢次出現。如張仲景《傷寒論》云：「嘔吐而利，此名霍亂。」可見，中醫和古代文獻所說的「霍亂」指的是揮霍撩亂、嘔吐腹瀉，並伴有明顯的腹痛和發熱的症狀，並沒有清晰如疾病類別的分界。
而至於某一次的「霍亂」是否屬於瘟疫，還必須根據相關史料中描述的這次傳染病的流行特徵，根據是否能夠證實其具有強傳染性和高死亡率的特徵來判斷。
商周是中國瘟疫流行的萌芽期，這一時期，隨著內外交流的增多，城市規模的擴大，瘟疫開始在人口密度較大或人員流動性較多的軍隊、城市中傳播。不過，可能由於瘟疫規模較小，加之文獻記載簡略，或是具體時間難於判斷，或是在疾病特徵方面記載得含糊不清，幾乎沒有能夠明確判斷時間或界定瘟疫性質的瘟疫傳播或疫災爆發事件。
在春秋戰國時，中國瘟疫、疫災的流行和爆發的規模較小，頻率較低，瘟疫、疫災延續的時間也比較短暫，對人口和社會的破壞力遠不如同時期頻發的戰爭更加直接。這一時期，史料記載的疫災年份僅有8個，疫災頻度僅為1.64%。即便考慮到文獻資料的佚失等原因造成的記載不全的因素，在中國古代瘟疫史中，春秋戰國時瘟疫流行、疫災爆發的頻度依舊相當低。可是，這仍然無法改變瘟疫流行導致人口罹難和社會破壞的歷史規律。隨著瘟疫流行在這一時期內的常態化，一些緣起於瘟疫、疫災的民間文化現象或生活習慣開始在中國興起，並且作為一種特有人瘟疫文化保存下來。這其中最為典型且基本可以確定發源時代的，便是民間習俗—用艾。
《素問·異法方宜論》云：「其地高陵居，風寒病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 灸焫即艾灸。華夏民族發現並利用艾草藥用價值的歷史非常悠久，而以艾熏、艾灸治病，以及在春夏之交掛艾、熏艾的習俗，大約始於春秋戰國。現代研究和實驗表明，艾草中的艾蒿黃酮具有抗菌、抗氧化和免疫抑制等作用。
艾草對大腸桿菌的抑菌效果尤其明顯，為高度敏感。《詩經》《楚辭》中，時人采艾、用艾的記載非常普遍，而時至今日，逢端午掛艾的民間習俗正是古代辟邪祛疫的瘟疫文化的遺存。
作者：劉滴川
編輯：衛中
*文章節選自《大瘟疫 : 病毒、毀滅和帝國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