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撒謊致4千人隔離7人確診,鍾南山坦言:最擔心超級傳播者出現

39健康網 發佈 2020-02-05T04:30:49+00:00

抗「疫」不易,在全國上下一起遏制疫情擴散、期盼疫情結束的同時,也出現了個別人隱瞞接觸史信息、同時也不採取預防控制措施的現象,給控制疾病傳播添亂子,引起人們恐慌。今日一則熱搜新聞令人咋舌:一男子隱瞞接觸史赴宴,共導致4000餘人居家觀察。除該男子外,有7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2月2日

1869年9月23日,一位叫瑪麗·馬倫(Mary Mallon)的女孩出生在愛爾蘭。1883年,她一個人來到美國,以做廚師為生。

正是這個廚娘瑪麗,先後換了7個地方工作,而工作的地方總有傷寒沙門菌的暴發流行。她服務過的人當中,22個人感染了傷寒沙門菌,其中1人死亡。而奇怪的是,廚娘瑪麗本人看起來很健康。

抗「疫」不易,在全國上下一起遏制疫情擴散、期盼疫情結束的同時,也出現了個別人隱瞞接觸史信息、同時也不採取預防控制措施的現象,給控制疾病傳播添亂子,引起人們恐慌。

今日一則熱搜新聞令人咋舌:一男子隱瞞接觸史赴宴,共導致4000餘人居家觀察。除該男子外,有7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2月2日,福建省晉江市英林鎮通知一起感染新冠肺炎病例,男子武漢返鄉卻謊稱菲律賓回來。期間該男子參加進主宴請(閩南習俗),共計3000餘人參加。此外,該男子還參加另一地的婚宴,宴席上近千人也被要求居家醫學觀察。

就在2月3日,四川雅安市也通報了一個類似事件:

69歲的四川雅安市天全人侯某有意隱瞞途經武漢漢口返雅的事實,多次在外活動,密切接觸群眾達100餘人。在醫生等多次詢問是否有武漢、湖北等地居住和旅遊史的情況下,其仍然否認,導致有30多名醫護人員密切接觸。

1月31日,侯某確診為新冠肺炎。

目前,雅安市、天全縣公安、衛生、監委等部門已對侯某進行專項調查,查實後依法依規從嚴懲處;責成天全縣對該事件過程中幹部是否盡責、精準排查是否到位等情況進行倒查,對失職人員嚴肅問責。 圖源:微博

疫情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有接觸史就要及時上報,無症狀也要警惕。有意隱瞞自己的信息,不僅是對自己健康的不負責任,更是將他人的健康置之危險之處!

不隱瞞信息,是減少「超級

傳播者」出現的幾率

人們不該忘記「超級傳播者」給人們帶來過什麼。

在疫情開始之際,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教授就表示,防控疫情蔓延,需要防止出現「超級傳播者」。談及何為超級傳播者,他提到,一方面是指一個人傳播給很多人,更重要的是,被傳染的人再傳播給更多人。

疫情開始之際,鍾南山院士已經表達了擔心

「超級傳播者」的厲害之處在於,可以在短時間內讓患病人數呈幾何級的增加。SARS以及MERS時期的超級傳播者,都帶來了慘痛經歷,疾病一傳十,十成百……悄無聲息地擴大了疾病的範圍,將人類擊倒。

控制疫情,隔離萬萬不能少。

「只要新型冠狀疾病感染者及時被隔離,後期病人就會少很多。」鍾南山院士說,要儘可能減少傳播,傳播的病人越少,出現「超級傳播者」的幾率就減少。

而現在,有過疫區接觸史病例或者疑似病例,卻刻意隱瞞自己的行蹤,就是在疫情防控的節骨眼上添亂,為疫情隔離製造盲點。

無症狀也不能隱瞞!

這種「隱瞞」,還需要小心另外一種情況。

相比起有症狀的傳播,「無症狀」的致病原攜帶者危害更大,因為他們在無意間就會成為「超級傳播者」,還可能因為「無症狀」而產生僥倖心理。

截至1月27日24時,安陽市確診新型冠狀疾病肺炎病例11例,通過對官方通報梳理,有媒體記者發現,確診病例中5人系親戚關係,均無武漢旅行及居住史,其中3人與從武漢居住回來的女子有接觸史,3人分別是該女子的父親和2個姑姑,而該女子至今無症狀。

1月28日,國家衛健委在新聞發布會中,確認了無症狀感染者也傳染。

「在散發病例密切接觸者中,我們觀察到有一些可能會出現無症狀的感染者,雖然沒有症狀,但是做核酸檢測是陽性的。還有一些病人有這樣的症狀,比如發熱不明顯,偶爾乾咳或者乏力。這樣的病人,從傳染病規律來講,也是有一定傳播力的,給我們的防控工作帶來一定的困難和複雜性。」

好消息是,雖然案例出現的幾率很低,但是我們仍應注意。

身上有病菌其實不可怕,好好隔離接受治療,便能重獲健康。

我們怕的是,出現無症狀又隱瞞信息的「超級傳播者」。自己身體沒有被影響,便覺得無所謂,自私地隱瞞了信息,依舊帶著疾病到處跑。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女人的故事。

走到哪,災難就到哪

的「傷寒瑪麗」


19世紀的紐約,是傳染病的溫床。

那時,拉車的馬匹每天在大街上排泄糞便,死亡並腐爛的動物被隨意丟棄在路邊;大多數家庭擠在潮濕、破舊的公寓大廈中生活,並且只能使用毫無衛生可言的戶外公共廁所。

種種因素的疊加,使得紐約人民經歷了多次傳染病流行,傷寒就是其中之一。

傷寒害人的方式,便是通過侵入胃和小腸,引起肝臟,膽囊,脾臟,心臟,肺和腎臟的感染。而最致命的損害,發生在腸道。傷寒嚴重時,患者會神志不清,並出現更為嚴重的腹瀉。它折磨完人之後,還帶走了10-30%的受害者,是一種十分令人痛苦的傳染病。

在這期間,醫學史上著名的「傷寒瑪麗」,登上了舞台。

事情被發現,是1906年夏天。紐約的銀行家華倫帶著全家去在長島租了一個房子度假。8月底,華倫的一個女兒出現了「傷寒腸熱症」。接著,華倫夫人、兩個女傭、園丁和另一個女兒也相繼中招。房子中的11個人, 有6個人患病。

傷寒出現在華倫家,是不尋常的。因為華倫是中產家庭,對生活和食物衛生很重視,所以家裡人患上傷寒之後,他不僅僅只把病人送到醫院看病就結束,還特意請了一個傷寒病專家來家裡調查一下——他想知道為什麼自己家裡忽然會出現這麼多傷寒病人。

請來的專家叫梭佩(George Soper),梭佩是做研究的人,沒有隻調查華倫家。這需要用流行病學調查的方法,就是1853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調查霍亂疫情的時候用過的那種方法。

經過調查後,梭佩將目光聚焦到了廚娘瑪麗身上。

1869年9月23日,一位叫瑪麗·馬倫(Mary Mallon)的女孩出生在愛爾蘭。1883年,她一個人來到美國,以做廚師為生。據她自己回憶,她確信自己的身體一直非常健康。

這個廚娘瑪麗,先後換了7個地方工作,而工作的地方總有傷寒沙門菌的暴發流行。她服務過的人當中,22個人感染了傷寒沙門菌,其中1人死亡。而奇怪的是,廚娘瑪麗本人看起來很健康,沒有「傷寒」症狀。

有一個階段,病菌攜帶者自己不會出現症狀,但是他們身體里的這些病菌仍然在繁殖,繁殖之後可以從腸道和尿道里排出,污染周圍環境。瑪麗就是這樣的一個攜帶者。從病理學來說,在那之前她很可能曾經有過症狀,只不過她體質強健,並沒有受太大的影響,變成了病菌攜帶者。

瑪麗作為一個廚娘的,卻完全沒有任何衛生概念:她飯前便後從來不洗手、用完廁所出來就可以直接用手去拌生菜色拉。於是傷寒桿菌就通過「糞—口」傳播到了別人身上。

瑪麗在1900年到第一家僱主家裡兩個星期之後,僱主家裡出現若干傷寒病人。1901年,瑪麗服務的第二個僱主家裡人又陸續出現傷寒。同樣的事情,出現在了她服務的第三家人身上——家裡8個人有7個患上了傷寒。再後來受僱的一家人里,11人有10人患上傷寒……

她到誰家,誰家就出現一批傷寒病人,堪稱「行走的災難傳播機」

受害的家庭不斷出現,直到她被強制隔離為止。據保守統計,她讓51人患病,其中3人死亡。實際上,她造成的惡果比這要嚴重得多。

但是瑪麗堅持認為自己是被迫害的,她怎麼都不明白自己沒有任何傷寒腸熱症的徵兆,怎麼可能傳染這個疾病?甚至她在被隔離了兩年之後,還起訴了衛生部門。

在瑪麗被強制隔離期間,衛生部門對她的糞便標本每周檢測一次,結果發現,傷寒沙門菌間歇呈陽性(163份糞便標本中120份呈陽性)。在審判前近一年期間,瑪麗也將她的糞便標本在一個私人實驗室做了傷寒沙門菌的檢測,結果全是陰性,所以瑪麗堅信自己沒有任何過錯。

後來,官員判定只要瑪麗同意不再從事廚娘的工作,就可以重獲自由,瑪麗接受了該條件。

但是她似乎是一個很固執的人,自我感覺身體健康狀況良好,還是不相信自己能傳播傷寒沙門菌,更重要的是,廚娘的比別的工作收入更好。所以不久,她又開始重操舊業。

5年後,斯隆婦產醫院爆發了傷寒沙門菌的流行,25人發生感染,2人死亡。證據又指向了新來的廚娘——化名成「布朗夫人」的瑪麗。

這一次,她受到了公眾的普遍譴責。她隱瞞信息,明知自己導致了那麼多人發生傷寒腸熱症,還有人因此而死亡後,仍舊不知過錯地繼續下去,帶來了更深重的危害。

當局把瑪麗送回一個小島上的診所里再次隔離。這次,當局沒有再次釋放瑪麗。瑪麗在那個島上孤獨地度過餘生,於1938年死於肺炎。

拒絕「傷寒瑪麗」再次出現

當然,雖然「傷寒瑪麗」 的例子仍是極端個例,但是不得不引起我們警惕。

深受疫情之害的人們應該意識到,類似「傷寒瑪麗」隱瞞並不隔離、預防的行為,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根據刑法、傳染病防治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該類行為將受到法律制裁。

上海市就曾明確通告,「不按照要求主動報告,拒絕接受檢驗檢疫、隔離或治療,造成傳染病傳播,危害公共安全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罰。相關報導顯示,近期全國也已查處了好幾起相關案件,有8人因此被刑事立案。

不要隱瞞接觸史,無症狀也可能是攜帶者;不要自以為是,應該為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負責,勿讓超級傳播者「傷寒瑪麗」的悲劇重演!

參考文獻:

MarineliF, Tsoucalas G, Karamanou M, Androutsos G.Mary Mallon (1869-1938) and thehistory of typhoid fever,Ann Gastroenterol.2013;26(2):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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