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主旋律，是戰爭，而軍隊則是戰爭的直接執行人，所以從軍隊的表現，完全可以看出戰爭的走勢，從而達到「窺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明末的京營就是這樣的「斑」。京營到了崇禎時代真是迎來了至暗時刻：兵源上無兵可用——「皆詭寄靡餉，無一人可用，蓋甲鬻於乙，乙鬻於丙，更易不知凡幾」相互頂替託名，根本無人實際參戰。
有的士兵竟然可以追溯到嘉靖隆慶時代，簡直明代版冥府神兵！而從軍的實際人員呢？「非市井游手，即勢宦蒼頭，從無紀律」。軍隊成分非常差，根本無法維持正常軍事訓練活動。但崇禎帝不是沒有改變過，但他對京營的改革就像他對明朝的改革一樣——殫精竭慮，病入膏肓。
朱由檢（1611年—1644年）其實京營並非在創立伊始就是如此模樣。它誕生於永樂時代，又常被人稱作三大營——神機營、五軍營、三千營。起初的任務安排是：五軍營主營陣，是軍隊的主要戰鬥力；神機營主火器，是部隊的主要火力輸出點；三千營主巡哨，負責出征時期的外圍偵察和突襲。值得一提的是，京師三大營不是三個營，而是三個兵種，實際人數按照「衛」來編制，一共有七十二個衛，約四十萬之眾。而駐紮在京師的還不止這些部隊，每年都有從外地前往北京的軍隊稱作「班軍」，作為京營的輔助力量和補充。京營的定位是野戰軍，而非城防，因此在創建之初，經常對外作戰，比如永樂帝六次北伐蒙古、進兵甘肅青海，都有京營的身影，有時作為輔助力量、而更多的時候是戰爭主力。

土木堡之變 過程京營的轉折點，在土木堡。土木堡之戰後，京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從此軍事世家執掌京營的格局被改變，兵部文官和宦官開始作為軍事主官掌管京營。此時的京營被改革為了「團營制度」，也就是精銳集中起來由將領率領。雖然後來幾經更迭最終恢復三大營制度，但是卻為後來京營的變革埋下了伏筆。明朝中期，內外局勢日漸平緩，內外戰爭逐漸減少，而募兵制的興起，使得京營越來越少地被地方「租借」過去，因此京營也迎來了他的和平時期。
不過這一和平，就讓京營萬劫不復。上圖_ 明朝軍隊首先，就是納入文官體系之下的京營貪腐嚴重。在經歷過改革之後，京營的指揮權被轉移到了多方勢力的手中——勛貴武臣、提督宦官、協理文官各分一杯羹。武官作為軍隊的直接統帥，經常剋扣各種名目的軍費軍餉，以至於「支糧則有，調遣則無」。也就是說，軍餉會按照規定發放，但是實際卻沒有這個人，軍餉落入將領私囊。更有甚者，名將郭英之後郭勛竟然將騎兵戰馬草場租借出去以獲利潤，使得部隊戰馬無從補給。
而實際在營的部隊，也時常領不到軍餉，因為「口食不給」、「以相保寢食而已」，士兵素質極為低下，往往面有菜色、不能穿戴甲冑，騎兵也「上馬亦不能揮鞭而駑馬」。
明朝的官員更厲害的，是軍隊的「占役」（指：逾制占用公務人員當差）。京營身處京師，旁邊就是富可敵國、權近聖人的京師權貴，所以經常被這些權貴「邀請」前往幫助營造府邸。軍隊有時協助工程是明軍一開始就有的傳統，但是為國家而非私人。
明代中期，這種私人占役現象十分普遍，有的甚至終年沒曾參與操練，而是搖身一變，成了能工巧匠、「巧奪天工」去了。不知永樂帝若顯靈，看著自己昔日橫掃越南塞北的部下個個轉了專業到工程系，會作何感想。京營到了崇禎帝手中，已經是積重難返，別說像在永樂時期擔任野戰主力軍，就是城防守備都會有問題。但崇禎帝依然決議改革，他派遣東林黨人李邦華主持京營整頓的任務。上圖_ 明朝火器 「佛郎機炮」
明朝火器 「火銃」李邦華到任視察京營狀況，差點沒哭出來：十萬大軍，實際僅存一萬七千（「堪戰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全無號令，不諳步伐」。明軍倚重的火器「點放不齊，仰天虛發」，軍中緊缺的戰馬也「不可問」。裝備被士兵私自販賣、部隊的軍費積蓄也損失殆盡。而來京共同操練的班軍也從以前的十餘萬變成了「五千三百四十二」，就連司令部（戎政府）的儲備銀也被人盜竊一空。崇禎時代的京營集各朝各代之大成，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不但問題多，還更加嚴重。
於是李邦華提出「一補軍伍，一精練拔，一清占役，一節馬差，一省馬軍，一；練神器，一習飛石」的改革方針，勢要一改本朝之積弊、還天子一可戰之軍。在李邦華躬親力行的情況下，京營結果大為改觀——一方面經常檢查士兵人數，使得士兵不再缺額，並且親自檢查士兵素質與操練，及時裁汰不過關的士兵；另一方面，禁止士兵參與工程、不准戰馬借出。
使得京營的戰鬥力在短期內迅速攀升，至少可以參與城防守備。李自成起義圖但京營的改革觸動了利益集團，以至於「諸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在崇禎二年清軍入寇畿輔的戰爭後，利益集團大多上書彈劾，將李邦華被趕下職位（值得一提，李邦華在卸任後繼續整飭其他地方軍伍，最後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時自殺殉國）。李邦華之後，繼任者引以為戒再難以開啟強有力的改革措施，依舊有局部的改善，但再難以讓京營涅槃重生、強大如初了。
不過京營之眾依舊湧現出了一批忠勇雙全的將領，有效減緩了明朝滅亡的腳步，比如京營名將黃得功，多次率軍擊敗張獻忠部隊、抵禦左良玉東下，隨後在江北拱衛南京，與清軍作戰時陣亡。上圖_ 明末農民起義人禍之外，還有天災。幾乎同步於橫行陝甘的饑荒、崇禎年間的華北大鼠疫也同時發作，並且在崇禎十四年登陸北京城。瘟疫抵達北京後，北京人口大幅下降，即使太醫院參與救急也無濟於事。而京營也飽受肆虐，整個軍營因為瘟疫使得非戰鬥減員人數急劇上升，「大疫，軍死者甚眾」，僅存的士兵也羸弱不堪，將官前去集合，士兵們都坐臥不起，「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整場瘟疫造成了北京人口四分之一死亡，而士卒也損失過半。
不過驚奇的是，在李自成到達北京以後，瘟疫卻得到了控制，1643年到1644年的寒冷天氣到來也讓瘟疫最終停止了傳播。不過京營卻在崇禎十七年的三月份，與崇禎帝一起，成了歷史中的一串文字。上圖_ 闖王進京明末的京營改革極富代表性，很多關鍵的改革也都如同京營改革一樣，要么半途而廢，要麼無法根治，更多的，是利益集團盤根錯節、使得改革不能進行深入，而一場大戰或者大變革，便能使得改革成果流產，再加上崇禎時代的西北大幹旱讓農民軍有近乎無限的兵源、瘟疫和關內外持續的戰陣卻不斷消耗著明軍實力，此消彼長之下，只能走向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