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
明朝可能會因忽視建立考核醫生的公共標準而受到批評，這與儒家科舉考試的標準化日漸增強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無疑使得醫生建立起專門知識的努力變得更加複雜。然而，由於醫生的社會身份往往模糊不清，有關明清時期其地位下降的印象，其實很難加以證實。
韓明士在對宋元醫學行業的詳細研究中，指出醫學具有兩個特性：「一是醫學是研究領域，一種與哲學聯繫的知識探尋；另一方面，醫學是專業實踐，一種職業和『技能』」。他令人信服的描述了宋代「醫學是擁有自己經典的，受人尊重的研究領域。但是作為一個職業和生活模式，則有很大的爭議」。在士人眼中，醫生是「不太紳士的」，追求的是謀利的小技能。不過，對於未能成為士紳的人來說，醫學不失為一種職業選擇，其不但具有較高道德和學術聲望，而且具有頗豐收入和可能的精英客源。
韓明士（Robert Hymes）
韓明士指出，在他研究的江西撫州地區，宋代醫生幾乎無人出自名門望族，他認為，元代的情況就有了改變，原因主要是因為社會晉升機會結構的轉變，其次也在於國家政策的變化或新的社會取向的出現，對於那些無望進入官場的宋代紳士來講，塾師是最受歡迎的替代職業，然而，隨著元代科舉的廢除，這一職業也失勢了。越來越多的原來精英階層的成員，開始轉向以醫生為業，元代著名學者吳澄就寫下了大量頌揚醫生的傳記。
如果元代醫生的社會地位得到了相當獨特的提升，那麼明初世人對醫生的態度看似沒有變化，像較早的吳澄一樣，高官徐有貞（1407-1472）是許多醫生的朋友，他為這些朋友寫下了紀念性傳記，收錄在文集中。徐祖籍蘇州，他為家鄉的醫生而自豪誇讚道：「吳中之醫多於天下，籍太醫者，常百數十人。」
宋金交戰時期，河北是主要戰場，天災加上人禍，瘟疫流行是常有的事。河北河間名醫、金元四大家之一劉完素根據北方氣候乾燥的特點，「開創了寒涼清熱為主治療外感熱病之先河」，並提出泄熱通腑、清熱解毒、養陰退熱三種不同的治法，形成完整的治療方案。
然而，被認為是宋代官員范仲淹（989-1052）所說的那句古話「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則突出了明清時期醫生社會地位長期模糊不清。甚至最有學問的醫生都可能曾被迫棄儒，或曾在科場落敗，成為被貼上「降儒而就醫」標籤的人，在有關明代精英選擇醫學而非仕途的罕見例子中，著名醫學著作家王肯堂（1589年進士）就是其中的一例，他違背了社會慣例和家庭的期待成為醫生，王的父親是位成功的官僚，堅持要求兒子在將醫生作為職業之前。先考中科舉並任職官場，相對於鼓勵無望於中舉或成為地主的兒子習醫這一更加普遍的「家庭策略」而言，王肯堂的例子可能反映了一位社會精英對醫學的極端輕蔑。
如果明清時期成功的醫生，像成功的商人那樣，不被輕視，他們像宋元醫生一樣面臨其職業命運的機會結構的變化。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的聲望受到來自下層的與他們開展競爭的大量郎中的威脅，這類競爭者包括曹澤醫、巫覡以及僧道等，值得單獨一提的是女性醫者，明代中國如早期歐洲一樣，他們成為「闖入正規醫學領域無知者的象徵」（儘管在中國定義「正規醫學」特別困難，但大家對其中不包括女性均無異議）。例如，呂坤提到平民百姓，特別是婦女和小兒，往往都是由女醫師婆來診治，不過他用官方醫療機構的敗落來解釋他們的普遍，可能並不合理，因為甚至唐宋時期的經典醫學也與同樣的符咒醫療者和/或目不識丁的郎中並存，而女醫的存在在一個性別隔離的社會裡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女醫形象是西漢漢武帝時期的義妁，她不僅善於治療各種疾病，而且尤擅長婦科。後拜為女御醫。專為皇太后治病。
依賴文字的醫學知識的快速普及是晚明以降出現的新現象，這與識字率的增長以及商業出版的發展密切相連。不僅專業的醫學書籍的出版急劇增長，而且被廣泛散布的曆書和類書也包括很長篇幅的有關基礎醫學診斷和處方的內容，我所考察過的晚明版類書的醫學部分，常常以簡單的歌訣的形式書寫以便於機械性的記憶，處方活絡，根據不同季節的編排，普通處方中的成分都是標準化的。這些著作，和其他便宜的醫學手冊一樣，便於只受過初步教育和自學者理解醫學知識，他們在家庭外利用這些知識，作為「醫生」的動力並未受到限制，因為，並沒有民間或官方的機構能夠對醫學知識進行標準化。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也許能夠更好的理解世人對明清醫學實踐的批評，所有這些個人的主觀觀察反映了，當時初級和一般性的醫學知識的廣泛普及，以及對醫學標準完全沒有控制，既沒有制度標準，又沒有學術上的標準。這並非醫療絕對水平的真正下降，或最受尊敬的行醫者的社會地位的真正降低，而是業醫者的人數增加，他們對醫學知識的一知半解使之在社會精英眼中更像是庸醫或江湖郎中。雖然如此有趣的事，對非正統治療者——包括沒有世醫背景，或沒有在有地位的醫生那裡接受傳統學徒訓練的醫生——最嚴厲的批評與對符咒治療者的最尖銳的攻擊一樣，不是來自儒醫本身，而是來自非醫精英。
結語
明清時期，國家作為醫療保健提供者的角色，其發展方向與同時代的西歐正好相反。在歐洲，尤其是法國和德國，行政和專業的醫藥監管日漸嚴格，關注點亦愈益一致集中於什麼是「正統」的醫學科學，而在中國，我們看到的正好相反：官府干預的放鬆與醫學知識的普及。
吳有性於崇禎十五年(1642)撰成《溫疫論》，上卷載論文50篇，闡述瘟疫之病因、病機、證候、治療，並從多方面論述溫疫與傷寒的不同。下卷載文36篇，著重論述溫疫的兼證，有數篇論述溫疫名實和疫癧證治，是研究治療急性傳染病的大成之作。
瘟疫對於中國和歐洲而言，都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在中國，古今一致，對於瘟疫的關注似乎激勵更多的公共衛生措施。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實是，藥局和其它公共衛生措施的規條，常常認為應每年定期開辦，特別是春秋，這兩個瘟疫頻仍的季節。雖然如此，16世紀以降，國家對於瘟疫的應對，不過就是臨時送錢或藥物，國家從未採取檢疫或其他試圖將傳染病人隔離的嚴厲的干預措施。民間的善人亦逐漸參與到公共衛生事務中來，並最後以醫藥局作為他們慈善機構的規範形式，但是所有的這些舉措仍是在政府不介入下形成的。
然而，如果要由此得出中國和歐洲瘟疫死亡率的相對水平，為時尚早。人口統計學家還在繼續討論已被充分研究的瘟疫對歐洲人口史的影響；而至今為止，中國的瘟疫歷史，仍然是一個未被系統的探討的領域。就像本章所利用的那些有關中國國家和民間公共衛生努力方面的記載，並未對我們了解這些疫病的性質或嚴重程度提供太多的線索，古代中國疾病的病名與分類，很難對應於現代疾病的分類，而廣泛使用的方藥的療效，可能永遠不會得到充分的理解。這使得很難評價中國公共衛生努力的有效性。
不過，很可能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前現代公共衛生措施在控制嚴重傳染病方面並未起到太大作用。歐洲的國家干預，無論是表現為檢疫或者其他形式的隔離，或醫生、助產士和其它健康專家的認證制度，還是疫病醫院的早期發展等形式，可能均未取得很大的公共醫療衛生成效。McKeown和Lebrun已經討論了在20世紀初以前，科學醫學以及應用所取得的進展，對歐洲的疾病並未產生顯著的影響。McKeown將歐洲公共衛生早期的主要進步歸功於影響食物的糧食供應的變化以及更好的清潔衛生。在這方面，與歐洲相比，中國規範一直相對更為有利。在公共衛生領域，國家角色的下降和有組織的活躍的民間力量的興起，在中國之所以重要，更多的是出於社會而非健康方面的原因。對於地方精英來說，這指明了一條可以確保他們在國家權力力不所逮的領域繼續保持其領導地位和影響力的途徑。在晚明以降社會階層日趨複雜、競爭更見激烈的社會中，這種機會對於沒有功名的商人和其他地方富人來說尤其有效。通過慈善活動，這些人展現了被認為對於領導地位和鄉里威望來說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質。通過將他們的善舉集中到醫藥之上，強化了道德與社會秩序之間、健康與幸福之間密切聯繫的文化假設。如果疾病對於民眾來說是由不安分的鬼神所致，那麼對於精英來講，則是天對個人或集體道德淪喪的懲罰。因此為了提振社會秩序，病痛正好特別適於用來表達道德話語。
本文節選自梁其姿《面對疾病》第七章「明清時期的醫藥組織：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官立和私立醫藥機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配圖來自「 社會學會社」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