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秦朝統一六國後，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帝制王朝，這個帝國從建立起，就把自先秦時期的大一統思想作為基礎，努力構建「四海一家」的領土統一思想，要實現內外無別的理想化境界。因此，秦在統一後並沒有停止戰爭的腳步，而是驅除匈奴、南平百越，使秦帝國的邊境不斷外擴。

開創史無前例的郡縣制，在新擴展的疆土上設立郡縣，把把其納入秦帝國的行政體制內，不過。在實現在「四海一家」的進程中，文化衝突日益凸顯，秦帝國不得不就境內的具體情況，以及對外擴張進行針對性調整，比如修建長城，邊疆地區的郡、邦、道多種行政體制並行等等。這種調整本質與「四海一家」思想相同，並且對後世的蠻夷華夏問題的處理和邊疆設置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秦朝大一統政權的出現，使有關國家的主權觀念和領土觀念有了極大的發展，標誌著我國古代領土觀從此進入了確立和成熟的時期。

從領土思想的角度來說，秦帝國結束了六國紛爭，實現了地域上的統一，使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初步形成了「四海一家」的統一思想理論體系，而我國古代的統一政權領土思想也是發源於此。

秦帝國「四海一家」思想在構建進程中，經歷過視野的改變、理論的探索以及現實的困境等過程。儘管秦二世而亡，但大一統思想的探索並未因此終結，漢代統治者繼承了秦帝國的思想，並把這一思想發揚光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深遠的影響著秦漢以後的國家社會。

一、秦帝國的天下視野觀

秦始皇兼并六國，一統天下，帝國之強盛、幅員之遼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這在刻石中足以見到秦始皇的豐功偉績。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繹山刻石

廿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泰山刻石

在這些刻石中，秦始皇展現出威極四境、一統天下的鼎盛武功，也展現出「四海一家」的統一思想。秦始皇在統一中原後，並沒有就此停下戰爭的腳步，而是憑藉剛剛統一後兵鋒之利繼續向四夷之地推進——北伐匈奴，南擊百越。

蒙恬驅除匈奴後，就地築長城、修直道，提升北部邊疆的防禦水準。在西南方面，早在秦惠文王時期，就已經征服了巴蜀，在秦統一後，修路置吏，進一步鞏固其在蜀地的統治。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百越，設會稽郡。

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淮南子》

由此可見秦帝國在所到之處，並沒有因為是西夷之地而鄙棄，而是把他們納入帝國的版圖中，使帝國的疆域得到了極大的擴張。

二、「四海一家」的思想基礎

與六國戰爭不同，秦統一後的擴張，並不是簡單的軍事兼并，而是賦予了其新的理論內涵，秦的統一使先秦時期諸子時代的「大一統」理念得以成為現實，而這種理念本身就是促使秦滅六國的重要思想之一。

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後，依然推動著這一理念沿著舊有軌跡前行，促成了「四海一家」統一思想的初步形成。秦帝國這種開闊的天下觀念，成為了構建「四海一家」領土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而帝國統一後，繼續對外有兵則是對「四海一家」領土思想的貫徹與實踐。

事實上，「四海一家」的統一思想是先秦諸子的共同理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

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尚書•立政》

從這裡已經表達出一種思想：地理空間極限以內，皆為王土，均應沾染王化。

可是，隨著夷夏之辨理念的興起，把把四夷之人和邊疆之地完全排除在華夏文明之外。管仲說過：「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就是夷夏之辨的典型代表，在服事制度中的荒服同樣被隔絕於九州之外。

幸運的是經過孔子、孟子對夷夏思想進行改良，「四海一家」思想的重建成為了可能，作為夷夏之辨理論最堅定的擁護者，但與之前管仲等人以血統作為夷夏之分不同，孔子用後天的「禮」作為辨別夷夏之分的新準則，也就是說夷夏的身份不再是先天註定，而是取決於其後天對「禮」的態度。

《春秋》中說道: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孟子云：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從這裡可以知道儒家主張天下的文化都應該一統於華夏，只要有向「禮」之心，則夷狄也可以視之為華夏，這一主張成為秦帝國構建「四海一家」領土思想的第一個理論基礎。

先秦至戰國，夷夏思想經過千轉百回的曲折發展，「四海一家」思想的興起成為秦國統治者的治國理念，因此四夷之地也被納入天子之地的範圍內。並且，自春秋以來，「華貴夷輕」的思想以深入人心，華夷之間的文化差異，使華夏族產生了文化優越感和使命感，既每個華夏之人有把優秀文化傳播到四夷的責任，天子化及四海，「以天下為家」，這種思想是「四海一家」領土思想的第二個理論基礎。

不過與儒家在內的先秦諸子所主張的以德臣四夷的觀念不同，秦始皇的領土理念是以武力征討為實現手段，只是這種實現形式下的差異並不能改變其「四海一家」的領土思想的主旨和屬性。

三、「四海一家」思想的構建、困境及出路

（一）郡縣制的推行及現實困境

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在國內實行郡縣制，顯著的提高了國家行政管理效率，這也為秦統一中原後更大範圍內的推行郡縣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過，在秦統一前夕，由呂不韋主持編撰、以統一帝國尋求新的治國之策為目的的《呂氏春秋》主張恢復分封制，書中有寫道：「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在達成統一之後，秦帝國君臣也曾就大一統政權應實行分封制或郡縣制的問題進行過激烈論辯。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史記·秦始皇本紀》

就此，秦始皇用遠超常人的眼光確立郡縣制，使郡縣製成為了帝國行政體系中的規範體制，自秦二世而亡，也沒有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自秦國實行郡縣制以來，郡治數量在統一後又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就是秦帝國不斷的對外用兵，從而使邊境線擴張，產生了新的郡治需求。而秦國又根據不同的敵對勢力特點，又制定了不同的應對政策：針對北方的遊牧民族，修築長城抵禦；對其他方向的少數民族，則通過設立郡縣，逐步建立垂直化管理以鞏固統治。

通過軍事擴張設立新郡的辦法，新征服的邊疆地域都為帝國領土，秦國的國土邊緣不斷的擴張。從秦最終的疆土來看，秦朝邊境各郡已經是其國力向周邊可以擴張的極限。在北部設有：遼東、東西、右北平、漁陽、代、上谷、雁門、雲中、九原、北地、隴西等十一個邊郡。在西部設有漢中、蜀、巴、黔中、象、桂林、南海、閩中等八個邊郡。這些邊郡的設立是秦國大力推行郡縣制的成果，也昭示著秦對領土的絕對主權。

不過推行郡縣制並不是一帆風順，在此過程中遭受了難以克服的現實困境。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秦國在邊疆擴張的同時，意圖用強力手段來完成對新征服群體的同化，然而這種同化的難度，遠遠超過了設立郡縣制，短期內難以見到成效。

以西南為例，直到漢朝仍道路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且當地夷人烽反，發兵擊之，久耗無功。公孫弘乃請棄之。」南越之地，至漢朝趙佗仍以蠻夷居之，秦國之後的漢朝尚且如此，可想而知秦朝的兼并同化的難度，這也是秦國至滅國之時依然無法解決和克服的現實困境。

為了解決這一困境，秦帝國採取了邊疆地區與內地差異化管理，設置「置邊吏」，邊疆地區的官吏任命有別於內地，秦帝國在戰略思想欲實現邊疆與內地的一體化管理，但是在邊疆地區推行郡縣制過程中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現實困境，故在實踐中採取了邊疆與內地差異化的管理思想，但其最終目的仍是追求內外無別的理想化境界，既致力於實現「四海一家」的理論是想。

（二）從秦國長城看「四海一家」思想的現實踐行

戰國時期，各國都修築長城，究其原因是騎兵的興盛，戰爭範圍越來越大，於是就開始修築長城，長城既可以作為邊界又可以防禦騎兵的進犯。簡而言之，就是隨著作戰方式的轉變，戰線延長，戰爭範圍擴大，為了適應這一變化，各國都開始修築大量的防禦工事，這也是長城的由來。

而與匈奴接壤的秦、趙、燕三國還修建了阻擋遊牧民族南下的長城，六國歸一後，舊諸侯國之間的長城已沒有存在的意義，但是作為華夷邊疆的北部長城依然承擔著包圍疆土的重要責任。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復大興土功，修築長城：

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秦國修築長城是以燕、趙以及秦本國舊有的長城為基礎，使三國長城連城一片，以用來抵禦遊牧民族的侵害，但也有學者認為長城不僅僅具有防禦性質，也有支持中原民族向遊牧民族進行政治和經濟滲透的進攻屬性。

本文不做防禦和進攻的的深入研究，從秦、趙、燕修築長城，我們可以看出：在秦統一之前，在與東胡、匈奴的對抗和敵對中，中原諸國已經具備了初步的共同族群意識，夷夏意識的主陣地也逐漸從中原各族內部轉移到整個中原族群和四夷部落之間。秦國的長城就是在中原各國混戰。中原各族具備了深度融合的基礎上修建的。長城一方面有效抵禦了遊牧民族南下；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促進了華夏族群的進一步互融。

但長城的防禦屬性不僅僅是對外，也有對內，對內與對外的雙向防禦，是「四海一家」思想的重要體現，從表面來看，長城是一種封閉手段，卻為何又能體現「四海一家」的思想呢？

秦帝國的「四海一家」的實現主要是通過對四方的征討來實現普天之下的大一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但長城恰恰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分界線。農業是維持秦漢統一的物質基礎，適宜農耕的土地則是秦漢統一的地理基礎，而長城則達到了農耕文明所能達到的極限，無力在向前推進，因此雙向防禦可以保持優勢文化的純潔性。唯有保持這種純潔性，才能保留對夷狄之人教化與吸納的理論可能，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的現實體現。

無論如何，秦統一之後的長城作為秦帝國邊疆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彰顯出「四海一家」思想兼具開放性與封閉性的二元化特徵，而二者之間實為辯證統一的邏輯關係。自秦時開始，長城即成為中原帝國勢力向北所及的極限，這一歷史直至百年之後方告終結：漢武帝時代，通過藩屬體系的建構等方式，突破了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實現了統一帝國更大範圍的疆域外擴。

結語：

秦統一六國後，在大一統的背景下，秦帝國的天下觀視野空前開闊，先秦諸子百家的「四海一家」的理想也隨著大一統帝國的創建而有了更好的平台，這種理想成為秦帝國統一持續對外用兵的理論基礎。

但秦國夷夏觀念的淡薄導致其對夷夏文化兼容難度的認知有所不足，由於文化差異導致的現實困境超乎想像，秦在構建統一帝國得時候步履維艱，不得不採取差異化治理邊疆和修築長城作為夷夏文化互融的緩衝手段，而在此後近兩千年的漫長歷史中，由於夷夏問題的長期性和艱難性特點，秦帝國的這種緩衝理念，亦成為可資後世歷代效仿參考的寶貴經驗，對中國古代夷夏問題的處理和邊疆思想的演進產生了深刻而悠遠的影響。

參考：

《史記》

《呂氏春秋》

《中國長城建置考》

《論秦漢統一的地理基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