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紅十字會的七個核心價值Core Values：
• 人道 Humanity
• 公正 Impartiality
• 中立 Neutrality
• 獨立 Independence
• 志願服務 Voluntary Service
• 統一 Unity
• 普遍
如果把紅十字看作一個品牌，很少有別的品牌能跟它的知名度相提並論。它已如此司空見慣，以致人們對它習以為常，看到紅十字，會自然想到救死扶傷。但人們並不熟悉，是誰創立了紅十字會？它有怎樣的歷史淵源？希望這段歷史常常提醒世界上所有的紅十字會組織，不要被抽離了寶貴的精神內涵。人道！公正！志願服務！ ！
強者思維的紅十字會精神
紅十字運動於1863年誕生，目前已遍布196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000+萬志願者，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世界性人道主義運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
歐洲有一個國家，已經204年未參加任何一場戰爭；但全民皆兵，軍事力量也極其強悍，它有資格對世界說「別惹我，你惹不起。」
它就是「知兵而不好戰」，「能戰，方能止戰」「窮兵而不黷武」的瑞士。
瑞士人本就有尚武的傳統；瑞士人自己說：「瑞士之所以成為瑞士，是因為有些德意志人不願做德國人；有些法蘭西人不願做法國人；有些義大利人不願做義大利人。於是這些人一起成了瑞士人。」
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經濟繁榮，人民富足，窮兵而不黷武」的瑞士應該是最成功的國家之一。
「國雖大，好戰必亡；國雖小，備戰必安」！
國土面積41285平方公里，人口約850萬的小國瑞士，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鑑的地方。
紅十字會創始人——亨利·杜南
（1828.5.8——1910.10.30）
1859年，亨利·杜南路經義大利倫巴底，目睹了法國、奧地利及撒丁王國軍隊在索爾弗利諾村莊悲慘的戰爭，他目睹了士兵受傷後常常缺乏照顧，情況悽慘，導致病情惡化，便決定放棄自己的個人事業於1862年自費出版了《索爾弗利諾的回憶錄》。
在《索爾弗利諾回憶錄》中，瑞士人亨利·杜南講述了那場戰役中奧地利軍隊與撒丁聯軍相互踐踏——「一個可憐的傷兵下巴沒了，另一個頭碎了，第三個本來可以獲救，可是他的胸膛被踩得凹了進去……」。
《索爾弗利諾的回憶錄》的出版，在歐洲各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為此，他提出了兩項重要設想：一是每個國家都應該設立一個志願的傷兵救護組織；二是簽署一個國際公約，給予參與戰場救護的組織和醫務人員以中立的地位。亨利·杜南先生用他的熱情和人道精神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在歐洲贏得了廣泛的共鳴。
在亨利的四處奔走下，1863年2月9日，亨利·杜南與日內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一起在日內瓦創建了「五人委員會」。8天之後，五人決定將委員會更名為「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1875年正式定名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國際紅十字運動就此發展起來。這個團體旨在以中立的姿態參與到戰場救援中，並以顏色顛倒的瑞士國旗「紅十字」作為標識。紅十字會將他的生日5月8日訂為「世界紅十字日」，1901年，杜南獲得了世界上第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Nobel Peace Prize）。
國際公約和附加議定書
四部日內瓦公約及三個附加議定書——紅十字運動的法律保障
國際人道法是在戰時適用的一系列規則，它保護那些沒有或不再實際參加戰鬥的人，並對所選擇的作戰方法與手段加以限制。它適用於國際性與非國際性武裝衝突的局勢。國際人道法的主要法律文件是1949年8月12日關於保護戰爭受難者的《日內瓦公約》。
1.《日內瓦第一公約》 保護戰地傷病軍人
2.《日內瓦第二公約》 保護海上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及遇船難者
3.《日內瓦第三公約》 適用於戰俘
4.《日內瓦第四公約》 對平民（包括在被占領土上的平民）提供保護
抗戰中的中國紅十字會
世界的紅十字會，均起源於戰爭苦難給予一個男人那一瞬間的震撼。
中國紅十字會成立於1904年，是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從事救助難民、救護傷兵和賑濟災民活動，為減輕遭受戰亂和自然災害侵襲的民眾的痛苦而積極工作，並參加國際人道主義救援活動。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紅十字會於1950年進行了協商改組，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並修改了《中國紅十字會章程》。1952年，中國紅十字會恢復了在國際紅十字運動中的合法席位，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重要成員。以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維護人的尊嚴，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促進和平進步事業為宗旨。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戰火燃起，從揚子江邊到滇緬公路，誕生於戰爭的紅十字會又回到了代表人性苦難的戰場。他們的足跡，就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見證。
淞滬抗戰中的紅十字會救援
在「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淞滬會戰作為正面戰場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中日雙方共有約80萬軍隊投入戰鬥，戰役本身持續了三個月。戰爭帶來的傷病已遠超國民黨部隊醫療機構所能承載的總和。
在如此大規模的戰役中實施人道救援，在中國紅十字會的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儘管紅十字會在中國已經營多年，亦與醫學界保持密切聯繫，然而在戰爭前夕中國紅會會員中醫生的數量也僅有數百人。與1937年3月統計的全國醫師人數相比，僅占不到百分之五。
隨著中日衝突加劇，在各個戰場上活躍的紅十字會會員逐漸引起了社會的重視。以此為契機，中國紅十字會加緊招募救護工作者，提高自身管理能力。為提高戰爭和災難中的救援能力，中國紅十字會印刷志願者服務調查表，分送到中華醫學會、中國醫師聯會、中華民國醫學會以及中華護士會等機構共計一萬二千五百份。由各個機構填寫後寄回，為在緊急時刻迅速招募醫護人員做準備。
除了志願者的招募工作外，中國紅十字會還積極籌備開設救護訓練班，培養醫療人才。通過之前三次大規模的徵求會員運動，加之國難當頭，紅十字會的會員人數劇增。然而在這些會員中，大多只有奔赴國難的志願，而沒有專業的救護技能。培訓班的開設，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1936年，紅十字會多次在《申報》上發出通告，「有志之士，不論男女，具相當資格者，均可邀具妥保，備四寸半身照片，開具履歷，來會報名，經被委員會審查合格後，並每科報名者三十人以上，即行開始訓練。」
訓練班的開辦主要由救護委員會下設訓練委員會專門負責，為了加強培訓的規範性，制定了訓練班《細則》、《簡章》和《通則》。這些規定不僅對訓練的科目、時長有具體規定，還對其他團體承辦訓練班的申請資質做了明確規定。有益於紅十字會掌握培訓情況，進行調整和布局。
據統計，中國紅十字會救護委員會總共創辦訓練班三屆，畢業學員約計300餘人，並在諸多學校設立培訓班，畢業學員547人。再加上其它分支機構設立的培訓班，可以說，在淞滬會戰開始之前已經鍛鍊出了一批具備相當醫療護理技能的學員。這對於人力資本緊缺的紅十字，也對於日後淞滬會戰中的人道救援，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依託於上海豐富的醫療資源，再加上戰前的積極準備，中國紅十字會得以快速投入到傷病的救援工作中。
據不完全統計，第二次淞滬抗戰爆發（1937年8月13日）至第二年4月間，上海的紅十字組織救護傷病員19539名，經前線緊急救治後直接轉到後方的傷病員17722名，總計救護傷病員44389名。1945年抗戰結束時，中國紅十字總會共建有150支紅十字救護隊，救護人員達到3400餘人。這些醫療力量在抗戰期間開赴國、共兩黨開闢的各個抗日戰場。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上海是紅會抗日戰爭期間人道救援的發端也不為過。
在淞滬會戰中，中國紅十字會以其不屈的努力減少了戰火帶來的苦難。然而救護隊員之苦難也因戰爭一直伴隨著他們。因為戰時救援死傷再所難免，紅十字會也對於死傷會員的撫恤進行了相應規定。
根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工作概況報告》，中國紅十字會上海救護委員會撫恤金的標準為：醫生600~1200元，看護300~600元，職員200~300元，工友200~300元，司機200~500元。按照當時法幣的估值，一位醫生在戰場上殉職，能獲得的撫恤金也只相當於現在的三十萬人民幣左右。
根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戰時工作概要》提供的具有真名實姓的「追思錄」和其它統計數據，從1937年8月18日到1945年5月14日，僅在總會直接發起的救護行動中就有47名醫護人員在戰場上殉職，積勞病故的員工達67人。而地方分會在抗戰中犧牲的會員已無從統計。
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救護隊副隊長蘇克己和隊員劉中武、陳秀芳、謝惠賢4名救護隊員在救護一位跳傘飛行員時，遭遇日軍。在寶山羅店地區被日本兵殘酷殺害。宋美齡因此而向全世界發表講話，譴責日本法西斯踐踏人道的罪行。這些紅十字會會員，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國難時民族精神的再一次凝聚。
從漢口到圖雲關 ，流動中的紅會總隊
雖然戰爭持續了三個月之久，但是淞滬會戰最終還是以國民黨軍隊戰敗的結局告終。
在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後，中國紅十字會主要的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遷到武漢。1936年6月在湖南長沙成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在這一時期，救護總隊的主要任務是與國民黨行政院衛生署在合辦「衛生署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班」，招收有或無醫學背景的青年經過培訓後編成醫療救護隊（每隊20~30人不等）。這些救護隊奔赴抗戰的各個戰區，負責救護傷兵和受傷民眾。
1939年2月，由於局勢的變化，救護總隊及衛生人員訓練班遷往貴陽圖雲關。從此以後將圖雲關作為各國援華醫療資源及人員的樞紐，培訓並擴大醫療救護隊。據統計，全盛時期的救護總隊下轄大小救護隊150個，醫護工作人員達到3420人。他們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除了活躍在各個戰區，還有醫療隊被派往延安和江西協助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鬥爭。
當時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隊長林可勝祖籍福建，出生於新加坡的一個華僑家庭，自幼在英國讀書。在他的帶動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
圖雲關當時成為全國抗日醫療救護中心，很多愛國的醫療工作者，不顧當地艱苦的工作條件以及沿途的危險，從敵占區潛至貴陽進行抗日救援工作。當時的圖雲關聚集了500餘名醫生，不少是當時國內各個領域著名專家。護士數百人，以及各類衛生科技人員1000多人。這樣一支龐大的醫療隊伍，幾乎是當時全國可供調遣的醫療力量之總和。
在圖雲關的醫療隊伍中，不乏一些日後在國內外發揮重大影響力的醫學泰斗，比如剛剛逝世的張滌生院士。1941年，具有進步思想的張滌生從中央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放棄留校任教的機會，來到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
張滌生被分配到救護總隊第18小隊。這個在戰時顯得相當平凡的救護小隊，竟聚集了日後各個領域的醫學大家。隊長周金華是北平協和醫院的外科醫生，隊員有骨科的屠開元，內科的龔念慈、霍笑足、許月娥，口腔內科的陳約翰，泌尿科的馬永江，放射科的孔慶德，檢驗科的葉天星，口腔科的洪民、周繼林，他們後來都為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救護總隊的影響力，除表現在人員的得力，還有資金的充沛。作為一個非官方的民間組織，救護總隊的經費主要來自於國際紅十字會和華僑的捐贈。隊長林可勝依靠自己在歐美醫學界的影響力多次赴美籌款。美國醫療衛生界和社會人成立了美國醫藥援華會（AB-MAC），在香港成立辦事處，由林可勝的好友塞文克萊負責。抗戰期間，僅美國一國捐助給救護總隊的款項就超過6000萬美元，而當時政府年度預算也不過十幾億美元。
這一在戰時誕生的救護組織，在戰後大都被遣散。然而當時的圖雲關就像是一顆新生的充滿力量的心臟，向全國各地輸送著人道救援的力量。在抗日戰爭期間，由各救護隊實施的外科手術就有119836人，其它各項工作所取得之功績不再贅述。
參考資料：特素健康/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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