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部叢書〉敘錄》:電子書截圖成就的文獻學創新

澎湃新聞 發佈 2020-01-16T04:26:27+00:00

《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敘錄》,付建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158.00元1902年,張元濟先生進商務印書館工作,建立了一個編譯所。起初才五六十人,民國建立前已經是兩百多人了。

《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敘錄》,付建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158.00元

1902年,張元濟先生進商務印書館工作,建立了一個編譯所。起初才五六十人,民國建立前已經是兩百多人了。他組織這些人手開始編輯外國小說譯本的稿件,有時小說部或是分到英語部等小組的人也參與翻譯小說,比如周越然、包天笑。當時商務有五個雜誌,《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都刊載小說,大受歡迎,於是就將其中一些長篇印成單行本,形成一套叢書,這就是《說部叢書》的由來。到1920年代中期第四集中斷時,已經積累了三百多種。我對這套叢書很有興趣,對大多數篇目都或多或少地翻閱過,並利用暑期回鄉的閒暇稍微做了一點考證。因此,當我看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這部付建舟著《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敘錄》(以下簡稱《敘錄》)時,不免十分激動地訂購拜讀;但翻讀一過後也不免有些感想,不吐不快。

我特別懶,讀書時就不愛跑圖書館,因此很早樹立了收集和使用電子文獻的愛好和習慣。不過,畢竟身為人文學者,總還是要「因書究學」,可以彌補的地方,就要靠在文獻目錄這種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書上多下功夫。近代文獻,又多又雜,我一向佩服肯去悉心整理的學者,那些念茲在茲、孜孜以求的優秀目錄學家,就是我這種懶惰無能之輩的指路人。在我看來,年事已高的日本學人樽本照雄先生,就是一位在清末民初小說研究界最靠得住的嚮導,他的《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下文簡稱《目錄》),是我在做近代翻譯文學研究時最常用的工具書。前不久,我注意到他的清末小說研究網在去年9月初曾指出我文章里的一個錯誤,是因為輕信前賢的論斷,而將《說部叢書》里的《海外拾遺》算作柯南·道爾《失落的世界》一個譯本了。這個錯誤出現在我考察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翻譯底本的文章里,在2017年夏秋之際一共發表了兩篇;第一篇發表後,正好趕上樽本先生修訂他的《目錄》,因此第九版《目錄》的電子版問世時把我前一篇文章里的發現全部吸納進去——前後相距一周時間,足見老先生的勤奮與活力;第二篇文章里的底本發現被收入次年第十版《目錄》。我非常感激樽本先生對我微薄成績的關注和具體問題上的指正,翻看當時的筆記,其實在《海外拾遺》這裡我另有考慮的,只不過寫文章時忘記核對,就還是迷信了前人成說。樽本先生替我解釋說,張治還是根據了手邊實物,並且往往有「堅實慎重」之判斷的,如此還會犯錯,只能說權威的「威力」太強大了。這實在叫我臉紅:我哪裡有什麼「實物」,都是現成的電子書和資料庫……

回到這部新出的《敘錄》,當我翻開這部厚達五百多頁的大書時,在樽本照雄先生為作者所寫的「序」里,又看到「實物」這二字。樽本先生說:

《說部叢書》一共收錄三百二十二編(正確地說一共有三百二十四編)。確認實物對現在的研究者來說也相當困難。到21世紀之後中國研究者才發表相關文章。

雖然我不做文獻版本之學,但我這裡非常理解樽本先生為何強調「實物」:因為這套叢書的具體版本比較複雜,有「十集本」和「四集本」的不同,始於清末的「十集本」再版時還被撤換了兩編,這也涉及了封面的變化。銷量好,大約同時或不久後就重新裝幀出版,又從中分出幾種叢書,如「歐美名家小說」叢書、「林譯小說叢書」「小本小說」叢書,如果需要明確初版時間以及再版次數,以及各種相關叢書的關係和變化,只有全部看得到實物才行。電子掃描版往往依據了某個易於獲得的版次,且有可能減損版權頁廣告頁等信息,這是無法完成文獻目錄學上的工作的。而這套叢書篇幅很大,從未聽聞公私藏家有配齊了的——冰心回憶說自己十一歲之前讀完全部的說部叢書,這個是不可信的:1911年遠還沒出完呢。

而文獻「敘錄」,其工作無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版本情況能不能說得清,這就要靠「實物」。此外,我認為《說部叢書》的「敘錄」,還應該做兩個工作:其一,這套叢書基本上都是翻譯文學,那麼應該儘量說清楚翻譯了什麼書;第二,小說文獻的敘錄,除了滿足文獻敘錄體應有的那些相關學術參考信息,還應該交待故事梗概或分析內容。從這三個要求來看,我認為這部《敘錄》都不合格。

首先,我們來看《敘錄》作者對版本的把握。假如一個對商務《說部叢書》不很熟悉的人,可能翻看此書會覺得第一手資料非常豐富,而且附有大量的書影圖片。然而在我看來,這裡面多半以上都是和我這種懶人一樣使用的是現成的掃描電子書;有不少「四集本」,也就是那種絲帶圖案的封面或是版權頁,雖然經過了PS加工,但和我電腦里所存電子書的樣式(圖案傾斜角度、清晰度的分布等等),乃至個別處的明暗、墨漬、塗畫都是一樣的。而我沒有電子書的封面書影,可能都是《敘錄》作者集中申請傳遞的照相,因為都基本看得到上海圖書館的藏書印。偶爾還出現過條形碼,令我這種「見碼就掃」的人都忍不住拿出了手機。

【附圖1】文獻敘錄書影上的條形碼

但我們要認識到這是《敘錄》作者的進步,因為2010年所著作的第一冊《清末民初小說版本經眼錄》里,全部書影都是來自浙江大學「CADAL中美百萬數字圖書館」網站裡的近代書籍掃描圖片。這麼多年走來,至少出版了七本《經眼錄》,其間畢竟還有「超星」「讀秀」「大成老舊刊全文資料庫」以及各大圖書館相關係統的數字化服務可供採納。草創時代那樣一台電腦、一個網址就解決一本書也太簡單了,何況《說部叢書》的量太大,單靠「中美百萬冊」是找不全的。

假如是做別的研究,使用資料庫和電子書是沒有問題的。但要是打著「版本」的招牌,這個「實物」都沒怎麼摸到,可怎麼說呢?文獻信息之一,就是對實物的描述,這部《敘錄》自始至終沒有提到書籍版本的尺寸問題。這一點,在提到由《說部叢書》再版而收入「小本小說」叢書時,不加任何說明,書影圖片剪切得一般大小,就尤其會令讀者一頭霧水。【見附圖2】

【附圖2】「說部叢書」本和「小本小說」本一樣大小嗎?

退一步說,「實物」那麼難以搜羅齊備,那各家資料庫網站掃描的電子版,我們多看看總歸是好的吧。可是連這一點,《敘錄》都沒能做到。書前「例言」有這麼一條:

敘錄中,原稿漢字脫落或漫漶,難以辨識者,以符號「□」代替。

這也是看起來治學非常嚴謹的一種文獻整理家的表述吧,雖然「原稿」這個說法令我詫異了一下。我們去翻看一下,書中有哪些地方是這樣整理的呢。第一次出現是第94頁,這裡謄錄了初集第七十三編《雙冠璽》的譯序,其中有「彼都雖信美之鄉,大有圖□□道重迷陽之感。……逮乎□珍在握,弱肉爭存」云云,有三個字被方框符號代替了。但不用腦袋想,我們也知道,鉛印活字時代,哪裡還存在什麼「漢字脫落或漫漶」的問題啊。我去查了一下電腦里的《雙冠璽》電子版,就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原來CADAL掃描的那一本,上面有個印戳,轉換成灰度一樣的黑白圖片後蓋住了原來的文字,於是「難以辨識」了。假如我們去看的是讀秀上的掃描書,這一頁就沒有印戳,那幾個字清楚得很,於是可算是「善本」了。【見附圖3】

【附圖3】《敘錄》出現的缺字框符號,可能是具體「實物」的問題,而其實換個電子掃描版就可以解決。以《雙冠璽》「序」首頁為例。上圖出自「讀秀」網,下圖出自Cadal網。

同理可解決其他幾處「難以辨識」:第135頁,林紓的《冰雪因緣》譯序,「敘孝女則□揭其天性」,被代替掉的是一「直」字;第297頁,《愛國二童子傳》原序:「脫令國□稚孺人人皆念國者」,缺的是個「之」字;第325頁,這裡非常好笑的是在謄錄1960年出版的阿英《晚清文學叢鈔》時居然也出現了兩個方框——「解□之」是「解免之」,「屢□脫」是「屢兔脫」,您不能把自家書上看不清的字當成文獻問題展示給我們啊。

而對翻譯文學原作底本方面,可以說這部「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里沒有任何的貢獻。能說清楚的信息,全都出自樽本照雄先生《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所匯總的內容(以及崔文東兄和我的文章)。而樽本《目錄》每年更新一版,而《敘錄》依據的只是2017年版,現在看有點過時了。就我印象來說,《敘錄》作者付建舟先生從前也是對《說部叢書》做過一點考證的。這部書把舊成果也收了進來,毫無進一步的研究,而且很可能還有問題。比如初集第二十三編《曇花夢》,未署原作者,但書前「譯語」說是1904年因問友人「李君克立」俄國虛無黨情況,得小冊子「薩拉斯苛夫所紀月蓮風蓮事」。引言又說:「薩拉斯苛夫自悼其亡妻風蓮而作也。」付先生從前的論文里就據此判定原作者為「俄國的薩拉斯苛夫(Saltykov,1826-1889)」,其實也就是米哈伊爾·葉夫格拉福維奇·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我們今天或者就更簡單地稱之為謝德林的。《敘錄》原樣保存了這舊說。按說謝德林這麼大名聲的作家,中譯本也有一大堆,想要查考出他「自悼亡妻」的小說,是不難的。但我花了很大功夫也沒有結果,絕望地懷疑這個判斷方向根本就是錯誤的。但我不懂俄語,無法更進一步,只好盼望寫過《清末民初小說版本經眼錄·俄國小說卷》的付先生可以再重新考慮考慮。

又比如,三集第十八編《魔冠浪影》,版權頁署原著者為「美國C. C. Andrews」,樽本《目錄》里也沒有更多信息了。付先生在此也是大展拳腳,指出C. C. Andrews即Christopher Columbus Andrews(1829-1922),是美國的一位「士兵、外交家、新聞記者、作家」,並提到了此人的幾部著作——一看就知道是從此書多次出現過的「英文維基百科」里抄來的。然而這番考證是錯誤的,首先,《敘錄》搜索到的這位「C. C. Andrews」並不寫小說。其次,假如翻檢樽本先生的《目錄》,我們會發現周瘦鵑譯的短篇小說《孤島哀鶼記》(1918年1月《小說季報》第一集),原作者署名「(英)C. C. Andrews」,那一篇有原作標題,即The House of Waiting,以此題搜索便知出自《海濱雜誌》(The Strand Magazine)。按照這些線索,我們如果再下點功夫,就會發現這個「C. C. Andrews」應該是一位活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名叫Catherine March的小說家的筆名。我從前考證此書底本止步於此,覺得網上資料畢竟還是太少,在此願意貢獻出這一點所知,也期待有心人可以避開《敘錄》的誤導,最終找出真正的原作來。

那麼說來,這部《敘錄》對底本考證有多麼不在行呢?反正當我看到第394頁的介紹幾乎是要崩潰了。在介紹林譯《以德報怨》的原作時,《敘錄》採用了馬泰來先生的考證結果,即認為譯自The Bride of Llewellyn(1866年,馬先生誤記作1864年)一書,然而又突然來了一句:

而維基網的作品名為The Bridal Eve(1864),書名用詞略有差異。

真是哭笑不得:您看錯行了,這是另外一部小說,當然「書名用詞」不一樣了。

《敘錄》有時還會忘記交待已知底本的信息,照著抄書居然也能遺漏。比如二集第七十八編《希臘興亡記》,《敘錄》從頭抄到尾的樽本照雄先生《目錄》第九版里,已明確指出原作即美國作家古德里奇(Samuel Griswold Goodrich,1793-1860,筆名Peter Parley)寫的《希臘與羅馬故事集》(Tales of Greece and Rome,不知初版時間),在此卻被忽略不提了。古德里奇寫過大量的兒童讀物,《希臘興亡記》只譯出了他這部《故事集》的第一部分,在關於西方古代歷史缺乏足夠認識的清末時期顯得很珍貴。【見附圖4】

【附圖4】《希臘興亡記》與原作對照

還有像《說部叢書》里的《怪手印》《古國幽情記》《秘密軍港》等小說,我在2017年夏天已經考出原作的情況,也被收入在樽本先生《目錄》的第九版里,但是《敘錄》全都說原作不詳,底本待考。這真讓人沮喪:專門做這項研究還會忽略掉這些結論,可見我的考證也是多不重要了。

而以2017年夏秋為界限,此後學界關於《說部叢書》也有不少新的考證發現,不僅是《敘錄》後記所補樽本先生來信里的關於《賂史》的信息。我們不妨目前仍以最新版的樽本《目錄》作為參考依據,這部《敘錄》是不值得參考的。僅僅近半年裡,樽本先生就在他的網站上公布了比如《重臣傾國記》《美人磁》《鐵錨手》《海外拾遺》原作的考訂結論。這令《說部叢書》里目前還來源不明的五六十種作品數量又減少了一些。而就在我這兩天動手寫這篇書評的過程中,隨手檢索核查某些信息,就又有新的發現:初集第二十九編《一柬緣》,署作者為英國的「孛來姆」。日本學者飯塚容認為情節與明治時期小說家菊池幽芳的《乳姉妹》(1903年)很接近,台灣學者潘少瑜認為就是翻譯《乳姉妹》一書。我覺得不太可能是這樣。事實上,上述兩位學者也提出,「孛來姆」這個名字,很容易想到這可能是清末民初小說譯家們很追崇的那位英倫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小說家Charlotte Mary Brame(1836-1884),受這個想法影響,我決定逐一搜檢網上能找得到的該作家所有作品,終於發現《一柬緣》的原作就是1880年紐約出版的那部Lord Lisle's Daughter,也算是宅男不出門而得到的一點收穫了吧。因此,這項工作可能並沒有那麼難,項目都讓你申請到了,為何不多下下功夫呢?【見附圖5】

【附圖5】《一柬緣》與原作對照

這部《敘錄》還有很多體例不統一的問題:翻譯底本,還應該像樽本先生在《清末小說通訊》里那樣附上底本的書影。《敘錄》里只是很少地幾次出現過原作書影或原作者的肖像,未能一致起來;一書數編,有時會插在中間說作者譯者不明待考(《白羽記》);偶爾出現題解,解說小說中譯題名(《矐目英雄》),但不該局限於字面的意思,還應點出與內容、主題的關係,按說這也應該是「敘錄」體著作必做的功課;偶爾會出現引出原文和譯文對比的這種不該出現於《敘錄》的現象(《孤露佳人》《模範家庭》《黃金血》);偶爾會列述相關其他譯本,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可找得到別人的相關研究,但徵引不夠規範,邏輯非常混亂(如《金銀島》以及《魯濱遜漂流記》相關作品);更莫名其妙的是,偶爾還收錄了對某部原作的英語書評(《炸鬼記》)。

再就是錯字多,尤其是外文拼寫和大小寫問題很多。行文表述里存在不少語病,甚至會不成句。徵引文獻未消化,甚至於引錯,比如《雙冠璽》條目里說:「張治認為,《雙冠璽》的譯者是何新川、林黻楨」——我看著覺得冤枉:這是原書版權頁上標註的,怎麼成了我認為的呢?

在整理序跋文獻方面,也看出水平不夠來。比如第230頁,《賢妮小傳》陳堅序,「瞽者之捫(摸)象」,電子版「捫」字略有些不清,只留下一半的「門」,其實是可以把猜測的「(摸)」去掉的;第298頁,錄《愛國二童子傳》林紓所作「達旨」,出現了「比利時之國何國耶?小類[比鄧]鄘」一語。對照原書,我們可以理解這裡應該是字型檔不足,無法寫出左比右阝這個字來,但有點基本古代漢語知識的讀書人,應該立刻可以想到這是把比利時比作中國上古時候周朝之小附庸國,因此原文應該是「邶」字之訛——《敘錄》反而不加辨析了。另外,在《旅行述異》里的林紓所作識語,不知什麼深意,中間刪略一段(第377頁),也可以認為是一種隨意處理。

最令人駭然的是,初集第七十四編《畫靈》分明是一部完整獨立的長篇小說,其「敘錄」卻介紹說「內收《窗下伏屍》《霍爾福德遺囑》《斷死人手》《獵甲》《菲次魯乙馬圈》《海底亡金》六篇故事」(第95頁),熟悉「林譯小說叢書」的話,便知這根本是小說集《神樞鬼藏錄》里的篇目,現在竟然會張冠李戴地混到另外一部文獻名下。

在「法國作品敘錄」這一章里,第一部作品處理的是法國偵探小說家鮑福(Fortuné du Boisgobey)《天際落花》的各種信息,正如《敘錄》其他條目一樣,雖然毫無自己的研究心得,以「經眼錄」和「敘錄」命名自己著作的付建舟先生還是抄了洋洋洒洒三四頁篇幅的材料,在最後一個大段落里,他說:

根據《樽氏目錄》以及其他相關資料,筆者考證了清末民初時期Boisgobey的漢譯作品,至少有十二部小說作品被漢譯……

——我想說:這個調查不就是把名字(Du Boisgobey而非單作Boisgobey)輸入樽本先生《目錄》電子版里檢索就行了嗎,他是不是對「考證」這個工作的意思存在什麼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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