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與都市的生活水準是否相當，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程度如何的重要標誌。中國作為後發的現代經濟大國，其都市經濟、文化發展的現代程度是有口皆碑的不爭事實，但鄉村經濟、文化等的發展，則尚有極大提升空間。這其中，相當人口的脫貧工作，成為了當務之急。中國政府精準脫貧工程的意義正在這裡。山西是中國典型的鄉村傳統根基深厚的內陸省份，山西的脫貧工作，在中國有著堪稱典型的代表性。魯順民等三人在《擲地有聲》這本書中，對山西的精準脫貧工作，從政策的實施，幹部、鄉民的精神狀態，到生產形態的變化，文化、教育、科技等在其中的作用，作了頗具深度的全方位的描寫與揭示，講了一個生動的讓大家關心的正在中國發生的「好故事」。
那麼，這個故事是如何「講述」出來的呢？
我覺得有兩點是特別突出的：一是貼近鄉民實際生存的真實細節展示與數據化支持；二是在國家、文學、民眾三方接受的閾值內講述故事。
先說第一點，凡是讀過這部作品的人，大概會有這樣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這部長達400多頁的作品中，每閱讀至多兩三頁，總是會看到一兩個生動的能夠體現鄉民實際生存形態的細節，總是會看到一兩串體現鄉民實際生存形態的數字。
再說第二點，這部作品，受到了國家、文學界、大眾讀者的三方認可。因是對國家扶貧工作的反映，所以，得到國家層面的好評是自然的；作為文學作品，真實形象地揭示某個歷史時段中國鄉民的生存形態情感形態，自然也會得到文學界的認可；而由於與鄉民生活、情感的直接相通，為大眾讀者所歡迎也自在情理之中。在作這樣的講述時，作者並不從知識分子理想化角度和價值性標準，對注重現實可行性的國家精準扶貧中的局限作出尖銳批評，也並不因符合國家標準而降低文學界的價值期待，又不因思想或文學的深刻而脫離大眾的閱讀期待視野。這種兼顧性，也是作品贏得三方同時接受的重要原因。
這樣一種講述故事的模式，其實是山西文學創作的傳統。
先說第一點，凡是稍稍熟悉山西作家寫作的讀者，一定對這種寫法留有深刻的印象，你在趙樹理《孟祥英翻身》中對勞模孟祥英事跡的描寫中，在《三里灣》對馬多壽入社時的精打細算中，在《實幹家潘永福》對生產的具體領導中，甚至早在1920年山西早期共產黨員高君宇寫的《山西勞動狀況》中，甚至在以寫新的英雄人物著稱的馬烽的代表作《我的第一個上級》對老田了解水勢的具體描寫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寫法，可謂是比比皆是。你在今天張平的《重新生活》中對腐敗官員抄家現場的描寫，對鄉村學校學習情境的描寫中，也依然可以看到這種寫作模式。
再說第二點，趙樹理的寫作名言是：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願意看。政治上起作用，就是要得到政治權力的認可。老百姓願意看，就是要讓作品受到大眾讀者的歡迎。至於另一方文學界的評價，他用進「文攤」不進「文壇」作了表述。馬烽生前曾經表達過類似的意見：他寫的作品，希領導通得過，文學界也認可，老百姓歡迎。而要做到三方認可，就要在價值尺度及寫法上，對三方各自有所適應。張平的小說，一直以來，其接受狀況也是如此。
那麼，如此講述故事的意義何在呢？
首先，就是可以祛除所有「正確」「先進」「新銳」「前沿」等觀念的「遮蔽」，直接還原事物本身，直抵事物本質。中國的文學寫作，一時流於政治觀念先行，一時流於西方現代觀念先行，雖然常常醒人耳目，卻也常常難脫觀念先行的痼疾。因之，類似《擲地有聲》的寫作模式，仍不乏其現實意義。
其次，這種細節真實的力量，數據真實的力量，在體現現實真實方面的作用，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特別是相較於中國長期的以各種觀念「遮蔽」「真相」的頑疾及相應的文學寫作中的「意象造型觀」，這種「細節的真實」的寫作手法使文學具有「去蔽」的現實力量，就更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第三，中國的文化傳統，一向是文史不分，在這樣的傳統習染下，中國的讀者往往把小說世界中的真實與歷史中的真實、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相等看待。這種寫作傳統、文化傳統，值得我們今天給予特別關注的有二：一是在講述中國故事中的作用，就是在講述中國故事中使中國的現實、中國人的生活，得到非常真實的體現，但同時又能上升到超越現實的文學層面。再一個就是對文學虛構寫作的挑戰，需要我們重新深入認識文學虛構的力量、小說的本質等。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小說創作界，如何通過虛構而使小說具有超越文學寫實的力量，而不是現在往往被大家所非議的小說反不及現實生活精彩，這都是文學寫實所帶來的對文學虛構寫作的挑戰。
第四，中國的文化傳統是「發乎情，止乎禮」，這也在某個層面上說明著真實呈現與理念規範的關係。「禮」標準的形成，由於「廟堂」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認知，由於作為士大夫「廣場」的以民為本的觀念，由於民眾的實際生存利益之需，所以，三者時時有著相對一致的期待標準。如果這樣一種認識可以成立，那麼，《擲地有聲》在「廟堂」「廣場」「民間」三方認可的閾值之內進行創作，並得到三方認可的寫作模式，其在講述中國故事中的積極作用與現實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傅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