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無論南朝佛教還是北朝佛教，均嚴格處於政治的控制之下，教權從來沒有對王權產生過威脅。從東晉到南朝，南朝佛教的政治地位是在上升的；而孝文帝改革後，北朝佛教在形式上雖然越發昌盛，但其政治地位實際上是下降的，北朝君主放棄以佛教思想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佛教轉而變成北朝各階級的個人信仰。

一、魏晉佛教之分流

佛教初入中國當在東漢初期或更早（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其時中國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因而中國南北方佛教的差異並沒有後來那麼巨大。

佛教在當時呈現這樣兩個特點。一是走上層路線，民間信眾較少，多是王公貴族（譬如漢明帝之弟楚王劉英）信奉；二是以神仙方術取信教眾，甚至被當做是道教的一支。有趣的是這樣兩個特點後來分別被南朝佛教與北朝佛教所繼承發揚，南朝佛教重義理，形成士大夫佛教（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而北方則重信仰，《高僧傳》及《續高僧傳》中北方佛教高僧的神力奇蹟屢見不鮮。

南朝佛教重玄理，實則因為魏晉時期統治階級的士大夫好談玄理，衣冠南渡後這一習慣也被帶到了江東；而北方則以石勒尊崇法力高深的佛圖澄為開端，開啟了舉國上下崇佛的高潮，當然這種信仰是對神力的崇拜，與對道家神仙的信仰沒有本質區別，這與後來前秦、後秦推崇的佛教大不一樣。

導致南朝與北朝佛教的差異的原因其實是相同的，都是佛教為了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對自身做出了一些改變（南朝佛教用玄學解釋佛理，北方以神跡招攬信仰者恐怕也不是佛教原教義），以期扭轉漢魏以來佛教曲高和寡的形象。

換句話說，佛教在東晉時期產生分流的原因是政治性的，而佛教大規模介入政治也恰是此時開始，從效果上來說，北朝佛教的方式更好，收穫了比南朝多得多的信仰民眾，這為後來北方佛教的鼎盛奠定了階級基礎。

二、東晉南朝之佛教

1.東晉佛教

東晉南朝的佛教可分兩部分，即東晉佛教和南朝佛教，並且這兩段時期是很不一樣的。具體來說東晉時期佛教以士大夫為主導，據《高僧傳》和《世說新語》記載這時期的高僧如支道林等人多擅長清談，甚至講玄理要多過佛理，雖然高僧們接觸的王導、何充等都是當朝實權人物，但僧侶對政治的影響有限，更多的時候他們的任務是陪同士大夫清談，且諸如琅琊王氏在信奉佛教的同時並不放棄原本家族供奉的天師道，可以說士大夫更多是將佛教作為一種消遣娛樂。

東晉時期曾發生兩次"沙門致敬王者"事件，第一次包含庾氏家族與何充（及背後的琅琊王氏）的政治衝突，第二次則是桓玄借敬王者事件打壓王室紆尊降貴，連同指責擁護王室的大臣（這點嚴耀中《中國東南佛教史》也有提及），這兩次事件中政治矛盾壓過宗教矛盾，也顯示佛教從屬於附屬地位。此外東晉皇帝崇信佛教很大一個原因在於這一時期皇權不振，君主想要從佛教中尋求一種寄託，而談不上有多少信仰。

總的來說東晉時期士大夫喜歡高僧多過佛教，佛教高僧雖然在這一時期積極交往權貴，但難以躋升權力上層。東晉佛教對政治產生影響要到末期，孝武帝時期比丘尼支妙音憑藉帝王寵信甚至能干預朝政；慧遠雖常年隱居廬山，但對政治局勢極其關注，在桓玄、盧循、劉裕間縱橫捭闔；慧遠是道安的弟子，道安曾有言"不依國主，法事難立"，相信這影響了慧遠的政治思想，道安曾經在北方師從佛圖澄，而北方皇權與佛教的結合更早更有經驗，因此是否可以推測佛教在北方參與政治的經驗推動了南方的發展。此外東晉末年正是皇權復興的時期，這一時期佛教積極參與政治，相信不是偶然。

2.南朝佛教

再來是南朝佛教，南朝佛教很明顯的一點就是從士大夫佛教轉向皇室佛教，宋文帝、齊竟陵王、梁武帝皆為皇權或皇室代表，從這一時期皇權開始主導佛教的發展，而這是有很深的現實原因的。

東晉末年孫恩盧循借天使道掀起長達十幾年的起義，起義被鎮壓後，天師道就不可能不受到牽連，從東漢末的太平道開始，道教多次反動反政府的叛亂，其宗教蘊含的暴力性不可能不引起統治者的警惕，用佛教來打壓道教或許就是一種方法，宋文帝也曾認為佛教可以助其"坐致太平"，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的起義活動從南朝之後確實一蹶不振，二者或有聯繫，皇權藉助佛教打壓道教，而佛教也樂於通過此來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南朝時代，帝王好開壇講法，此外諸如僧正在內的佛教管理配套措施也在這一時期建立完善，梁武帝甚至想自為"白衣僧正"。南朝帝王是想通過思想（開壇講法掌握對佛教經典的解釋權）和制度（專門的佛教管理機構）將教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後，政治實力是需要經濟基礎支撐的，佛教的經濟基礎除了王侯將相的布施外，最主要來源就是寺廟的寺產，但南朝的士族壟斷了絕大部分的土地，這必然擠占寺院的產業，這也是為什麼南朝佛教看上去沒有北方佛教強大的原因。

南朝佛教雖然相比東晉有了長足的發展，也參與到了政治當中，但由於南朝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特點，佛教的政治影響被皇權或者說政權牢牢限制住，始終處於可控範圍，這是為什麼南朝沒有發生大規模滅法事件的原因。歸根結底南朝的佛教政治是皇權政治的一部分，並不對皇權構成威脅。

三、北朝之佛教

北朝的佛教發展十分複雜，中原地區在後趙時期君主推崇神跡，對佛教理論不太感冒；前秦後秦時期隨著統治階級漢化水平的提高，有神通的高僧逐漸減少，代之以釋道安、鳩摩羅什這樣精通佛理的高僧，譯經事業也進入全盛狀態。

北魏統一北方後，佛教在太武帝時期遭受重大打擊，但是在太武帝死後，佛教迅速恢復生機，並且由於北方統一，佛教變得更加的強大。

北魏分裂後，北齊與北周開始階段都是尊崇佛教的，但是其後北齊愈演愈烈，十分之一的人口都是沙門，而北周在周武帝時期進行了包含打壓佛道兩教在內的第二次滅佛運動。除了中原地區以外，遼東的北燕和西部的涼州也曾經佛教鼎盛，並直接或間接影響過北朝，北涼曇無讖自不必說，來自北燕的文明太后其家族素來信佛，她的到來也為北魏的佛教發展注入活力（嚴耀中《佛教與三至十三世紀中國史》）。

以上大概就是北朝佛教的一個大致脈絡，但其實北方佛教還有一個重要的節點，這個點就是孝文帝改革。孝文帝改革之前，無論是後趙比較樸素的佛教觀也好，前秦後秦君主親自研究佛經義理也好，其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面臨"小族凌大國"的問題，自身落後的思想文化不足以統治文化先進、人口眾多的漢族，儒家思想又具有華夷之辯這樣天然的排他性，因而作為胡族君主和"胡教（佛教）"天然親近，意欲依靠佛教蘊含的較發達完善的天竺文明和西域文明，來弘揚諸胡文化，壓制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漢族文化，希望以佛教思想來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調和胡漢矛盾。

這種思想在北方各國尊崇佛教中長期占據主流地位，即使太武帝滅佛，也是由於當時想要用道家思想來取代佛教思想來作為全國的統一思想，而不是佛教觸動了太武帝的核心利益或者是與太武帝本人的宗教信仰有牴觸。真正大規模滅佛的直接導火索則是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於是宣布焚毀天下一切經像，這更看出是太武帝對新征服的關中地區的安定不放心，而不是宗教矛盾。

孝文帝改革後，這一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鮮卑族拋棄了以佛教思想作為全國統一思想的打算，轉而大力漢化，推崇儒家思想，試圖與南朝爭奪正統地位。

但也正是由於這種轉變，使得佛教得以擺脫政治的附庸地位，憑藉五胡十六國時期及北魏前期打下的基礎（民間信眾、寺產、不繳納賦稅的特權），真正成為了風靡北朝上下的主流信仰（《洛陽伽藍記》中佛教節日的盛行可以佐證），北魏遷都洛陽後的佛教寺院建造，洛陽龍門等地的石窟修建，民間的結社行為等佛事活動，均要遠遠勝於平城時期。

此後北方佛教的上層和下層明顯產生了分層，佛教上層的國師、僧官、寺院住持等日益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在全國掌控大量地產和戶口，而下層信眾則多次借佛教進行起義。

北齊無限制崇佛（十分之一人口是沙門，寺廟產業必定更多），北周大規模打壓宗教（周武帝滅佛），可以看做是北魏佛教將會走向何處的兩個選擇。事實證明北齊被北周滅亡，並不是由於統治者佞佛，實際上北齊也好，北周也好，信佛不信佛，都不是其強大或者衰落的原因，北齊與北周實力的消漲，究其原因還是漢化與否（北齊是漢人鮮卑化，北周是鮮卑人漢化）。

由此推測，北朝雖然佛教勢力要遠強於南朝，也發生過多次暴力滅佛事件，但佛教政治依然不是皇權政治的對手。

北朝的佛教與政治的結合要比南朝緊密，表面上來看似乎北朝佛教與統治者的矛盾也要大於南朝，因而多有暴力打壓事件發生，但實際上佛教的興衰還是依據統治階級的需要而發展的，北朝打壓佛教充滿血腥與暴力，不是說北朝的佛教真就威脅到皇權政治了，而是皇權政治需要通過這種雷霆手段來立威（周武帝組織三教辯論的時候，北周掌權的還是宇文護），佛教正好撞上了槍口。

餘論

隋唐以後佛教進一步淪為政治的附庸，並徹底完成了中國化，也成為了中國第一大宗教。至於是佛教征服中國，還是中國征服佛教，那就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