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不是影視演員的避風港

鹿鳴電影 發佈 2020-01-04T07:43:41+00:00

找這兩人出演的過程都很簡單,賴聲川跟陳建斌很早就合作過,後來在頒獎禮上碰到,幾句話就敲定了出演,而周迅則是在電視節目《表演者言》上不停釋放「想出演舞台劇」的信號,賴聲川和她聊了幾次,這事就成了。

1999 年初,話劇導演孟京輝來找陳建斌,想讓他主演一台小劇場話劇《戀愛的犀牛》。

本子已經寫好了,是孟京輝的妻子廖一梅專門為陳建斌量身定製的,陳建斌也很喜歡,裡面那句經典的開場白「黃昏是我一天中視力最差的時候」,就出自他的手筆。

但是陳建斌最後還是沒有答應孟京輝,當時他剛從中戲畢業,在外面租了個筒子樓,一個月房租 800,為了交上房租,陳建斌接了部電視劇。

他把孟京輝約來小飯館說這事,對方站起來就走,「你這是鴻門宴啊」。過了幾天,陳建斌覺得還是要再談一次,又把孟京輝約來飯館裡,「我必須得去,我沒地方住啊,我也沒飯吃了,我怎麼辦呢。」

孟京輝也沒辦法,為了這齣戲,他還得把婚房抵押出去。後來上《魯豫有約》,陳建斌形容當時是分道揚鑣,「他朝那邊走,我朝這邊走。」

06 年,陳建斌終於等到《喬家大院》,在電視圈闖出了名堂,14 年他又憑藉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個勺子》拿下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和影帝。不用再為 800 塊的房租發愁了。

17 年,台灣戲劇導演賴聲川在他上海的劇場慶祝兩周年慶典,同時宣布了接下來的新戲安排,其中有一部講述二戰時期地下工作者的《雕空》,確定了主演就是陳建斌和周迅。

找這兩人出演的過程都很簡單,賴聲川跟陳建斌很早就合作過,後來在頒獎禮上碰到,幾句話就敲定了出演,而周迅則是在電視節目《表演者言》上不停釋放「想出演舞台劇」的信號,賴聲川和她聊了幾次,這事就成了。

01

1977 年,濮存昕 24 歲,剛從鄉下回到北京,進了部隊文工團,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出於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自覺,他把那一年所有能看的戲劇作品全看了一遍。

當時一切文藝活動剛剛被恢復,觀眾剛從」八個樣板戲「里脫離出來,對各種作品都熱情高漲,話劇自然也不例外。有的地方把電影院騰出來,白天放映,晚上演話劇,有時候買票都要提前一兩天。

濮存昕記得當時有個詞叫「文藝的春天」,幾乎各個地方都能出一部代表作,上海的《於無聲處》、遼寧人藝的《報春花》、北京人藝的《丹心譜》......

《於無聲處》是當時最轟動的話劇,先是在上海工人文化宮小劇場上演,引起全市觀眾和整個文藝界的關注,後來影響擴散至北京,至少有十幾個劇團都在排演這台戲,最後直接轟動全國,兩千多個劇團爭相排演《於無聲處》。

這台戲被視為中國現實主義話劇復甦和回歸的旗幟。79 年,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又推出了一台《假如我是真的》,成為「社會問題劇」的代表作。

社會問題劇也就是反思文革、揭示四人幫罪行的話劇,除了上海人藝,北京人藝也推出了不少同樣的現實主義劇。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恢復名稱後排的第一個戲就是《丹心譜》,《丹心譜》之後人藝排了一出《小井胡同》,因為有點「激進」,只在內部演了三場就被禁了。

《小井胡同》 81 年寫完,刊登在《劇本》月刊上,83 年曇花一現,又拖了兩年才被允許再次公演。五年時間裡,劇本被要求多次修改,重寫第一幕、改了四稿第五幕,最焦灼時連時任人藝副院長的于是之也上手跟編劇一起改。

因為不忿「為了能使一部作品搬上舞台,作家居然要違心地改寫出多少個第一幕和第五幕。」編劇李龍雲一度被氣到「再也不寫劇本了」,後來還是有長輩一直寫信勸他,

「《小井胡同》如果演出成功,是多少可以影響話劇不景氣狀態的。而且使人們知道,要話劇景氣,不能靠一些什麼小玩意兒,而是要靠貨真價實的作品。這不是你我個人的事,青年一代劇作家中,應有一批中流砥柱。」

85 年春節,《小井胡同》終於被允許公演,經歷了創作者和官方的一番角力,觀眾倒是興致勃勃,幾十場的票頃刻賣光。第二年編劇劉錦雲也發表了一出同時代背景的劇《狗兒爺涅槃》,場景從城市轉到了農村。

在這些根據本土創作的作品之外,人藝還開始復排老劇,並且重新製作外國戲劇。

復排的第一台老劇就是老舍的《茶館》,之後又是《雷雨》等作品。83 年人藝決定排演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並且請來米勒到北京親自導演,隨後又推出了《洋麻將》《譁變》《貴婦還鄉》......

為了讓話劇重回「景氣」,創作者們卯足了勁把過去十幾年封存的力量拿出來。當時 50 年代活躍在話劇舞台上,為中國話劇成長發力的一代創作者們正值 50 多歲,「能量都聚起來的時候」,話劇作品層出不窮。

創作者熱情和觀眾熱情一起構築了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中國話劇的井噴期,那段時間被稱為「新時期戲劇「的黃金時代。話劇的影響力滲透全國,話劇演員也擁有足夠大的舞台去施展。

02

進入 90 年代,因為長期居於「藝術正殿」,話劇一度陷入低迷。話劇屆人士分成兩個流派,一派主張話劇要創新,「內向、綜合、哲理、寫意」;一派堅持要秉持「話劇藝術與生俱來的特性」。

但其實早在 82 年,林兆華就以一台《絕對信號》開啟了小劇場話劇運動,彌合兩派矛盾。

小劇場話劇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革新,開始碰觸情愛、生命、痛苦這樣的主題,也更加貼近觀眾——《絕對信號》首次把舞台延伸到了觀眾席。

孟京輝的成名就始於這場運動。97 年他找陳建斌排《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這台戲在中國兒童劇院和海淀劇院演了十三場,觀眾達到四萬多人次,之後又在義大利都靈、上海等地巡演。

《一個》之後,孟京輝帶來了《戀愛的犀牛》,這台戲在青藝劇場連演 40 場,演到最後一場全場爆滿,「不知道突然從哪兒冒出來這麼多人,從劇場一直排到了胡同口。」

可是這種微小的繁榮畢竟是個例,話劇演員指望不上。

孟京輝在 GQ 採訪里講過一個事,從都靈巡演完回來,陳建斌跟當時的國家話劇院院長趙有亮一起下飛機,路過一家哈根達斯店,陳建斌就定住了,趙有亮問他怎麼了,陳建斌說想吃冰淇淋,對方說「那你吃啊」,陳建斌回答他「我沒錢」。

不光是他這樣的散兵游勇為錢發愁,有組織有編制的話劇演員,一樣愁。08 年影視大腕葛優在文工團的工資是 2000 元,這還是國家一級演員的標準,北京人藝比文工團還要再低一點,演員固定工資是 1500,一場演出給 280 元補貼,排練的話只有幾十。

對比一下陝西省人藝劇院,主演每場 30 元,群演 10 元,北京人藝的待遇已經「很優厚」了,但也優厚不過劇院裡的行政人員,據說平均工資能有 5000 元。

薪資低,最要緊還得熬。07 年三聯生活周刊採訪人藝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形容人藝的戲有一個「槽」:「導演起碼要在人藝待上15年,演員起碼要5年,才能入這個『槽』。」

曾經是人藝演員的王姬形容自己就是「跑龍套的」,有時一人身兼 5 個龍套,有回好不容易演了一次主角,「我衝進廁所號啕大哭,覺得我被埋沒太久了。出來一看,龍套還要繼續跑下去。」

演員熬,創作者也熬,導演李六乙 5 年沒有排戲,劇本交上去,「沒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人說了算,「人藝不到 300 人,有 13 個處,28 個處長。」這樣的狀況導致人藝經常劇本荒,排來排去都是老戲。

「正統」話劇難出新品,難出精品,小劇場話劇又逐漸被商業化和喜劇化。觀眾追捧,但不少話劇演員並不認可。沒錢吃飯、沒戲可排,無疑在「激勵」話劇演員投身影視圈。

而 90 年代中國電視劇正逢時,電視劇成為電視台的工作重心,很多以拍電視劇為主的影視製作公司先後成立,四大名著劇、歷史劇,還有各種刑偵劇、情景喜劇、都市家庭劇......

2007年,愛爭第一的中國總算湊齊了三個世界第一:電視劇生產數量、播出數量、觀眾數量。

這其中話劇演員貢獻了不少作品,尤其人藝基本傾巢出動,梁冠華(《貧嘴張大民》《神探狄仁傑》)、何冰(《大宋提刑官》)、濮存昕(《來來往往》《三國演義》)、馮遠征(《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06 年人藝打算用全院最好的陣容來排一出經典話劇《北京人》,最後發現不可能,「全在外面拍戲,叫都叫不回來」。

03

到這兩年,突然就有不少非話劇出身的影視演員,愛上了話劇表演。

講個人原因的話有很多,最常出現的一種是磨練演技。比如《愛情公寓》兩大「異類,王傳君和金世佳。

曾經 11 個月沒工作的王傳君,在採訪里自述那段時間常跑去話劇工作坊幫人讀劇本,話劇團的人跟他說沒有報酬給他,王傳君解釋自己不想要錢,「就想免費讀寫好劇本」。

18 年他出演話劇《抄寫員巴特比》,2 萬多句台詞,90 分鐘時長,在上海連演了 11 場,算是經住了考驗。

而他的好友金世佳從日本留學歸來,在上海演了兩年話劇,知乎上還有人爆料說上表演訓練課時碰到過他。

17 年導演田沁鑫復排《狂飆》,金世佳說自己毛遂自薦拿到了「田漢」的角色,但最後的表現並沒有達到讓人驚艷的地步。

但是因為他們的參演,話劇的關注度飆升,尤其演完《抄寫員巴特比》後三個月,王傳君就憑《我不是藥神》殺回大眾視野,更讓人給他演話劇這事安上了光環。

而前段時間《都挺好》里飾演蘇大強的演員倪大紅,以出色的表演,又給話劇多加了一層高光,「話劇出身」或「經過話劇檢驗」除了被當成一種含金量認證,話劇圈還要承擔「拯救中華影視圈」的美譽。

這種美譽,對處於弱勢的話劇圈來說可不是啥好事。

因為這赫赫聲名,以及近兩年影視圈補稅、限薪、審查、靠口碑的難捱日子,引來了不少想鍍金的影視熟臉,他們選在這個時間點去話劇、音樂劇圈「沉澱一下,免得自己被電視劇掏空」。

而他們一旦踏入,獲得的資源還都是話劇圈的「頂配」。

倪妮、趙薇、張若昀、陳妍希,首部話劇就挑大樑,前三位還分別搭檔導演賴聲川、田壯壯、林兆華,這是大部分話劇演員求不來的待遇。當然,出演音樂劇《白夜行》的韓雪也是其中之一,跟她搭檔的男演員是上海音樂劇圈「頂流」劉令飛。

然而遺憾的是,這些突然出現的影視演員並不能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反而還在不停侵犯話劇圈多年來的既有模式,這些試錯成本和後遺症卻都得由話劇圈承擔。

17 年張若昀接受林兆華邀請排演《三姐妹 等待戈多》,媒體用的標題噱頭是「張若昀為他放棄千萬收入」。

收入可以放棄,宣傳不可以,於是各種演話劇心得和排練花絮鋪天蓋地,其中一條是這樣的,「在地上打滾撒嬌,太激動竟然忘詞了。」

最後,這齣「放棄千萬」來排演的話劇只排練了十多天,評論里一部分夸林兆華,一部分說看不懂,剩下的一部分「我是為了張若昀來看的!」

跟張若昀不相上下的是出演話劇《求證》的趙薇,排練期一樣短,而且排練期間還要拍攝出於個人宣傳目的的側拍花絮和媒體群訪,「全程關注獲全場讚譽」,一人排戲,全組誇獎,但正式巡演後,質量一言難盡。

不過好在沒多久,《白夜行》劇組和韓雪就挺身而出幫忙墊底,直接挑戰行業底線。

這些事接連出現並不是巧合。當本來該守著底線的劇作方都去遷就影視明星,話劇圈早晚會步,或者說正在步電影圈後塵,唯流量與賣票事大。

只是現在劇作方和演員自己,都不介意這回事,唯一介意的是買票成了買教訓的觀眾。但不管他們能幫忙賣出多少票,有一句話還是得說,話劇不該成為影視演員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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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轉發 :北方公園編輯部 北方公園North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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