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書記載，漢桓帝二年，即公元156年，當時漢朝登記在冊家庭戶數1607萬，人口5006萬。而到了公元280年，三國後期，魏蜀吳合計家庭戶僅餘149萬，人口更是降到560萬之下。
從歷史數據上看，即使男人全部戰死沙場，人口也僅僅只會縮減一半左右。
為何東漢末年，人口斷崖式的減少至原來的十分之一呢？其實，這就是當時戰亂和瘟疫相互作用，造成的結果。
特別是東漢末年，諸侯割據，相互討伐，兵役賦稅沉重不堪，土地棄耕無人種植，逃荒的難民四處流浪。這樣的情況，為瘟疫的流動傳播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曹操控制下的洛陽、南陽、會稽等中原之地，疫情尤為嚴重。瘟疫反覆發作流傳，人們生活悲慘不堪。
史料記載，僅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國長江以北地區爆發瘟疫，死亡人數就多達2000多萬。赤壁之戰中曹操的失敗，除了周瑜火燒赤壁用兵如神，當時曹軍軍中瘟疫橫行，也是個重要原因。
對於當時的瘟疫慘狀，建安七子的王粲為了躲避瘟疫，逃離中原，曾寫過這樣的詩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在當時，同為建安七子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等人，也都死於瘟疫之中，更別提窮苦的底層民眾了。
面對身邊的人接二連三死去，像王粲這樣逃離疫區的百姓，也多不勝數。那時既沒有居委會幹部上門盯守隔離，也沒有道路交通管制，大批病菌攜帶者，湧入疫情較輕的地區，從而加速了瘟疫傳播。很快將逃入地變成死亡空城後，又繼續逃往下一座城市。
曹植的《說疫氣》中，對當時瘟疫的慘狀進行了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醫聖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記載：「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可以看出，這場建安元年發起的瘟疫，十年不到，已經致死整個中原民眾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連張醫聖的宗族至親，都因瘟疫死亡了二百多人，可見這場東漢大瘟疫的可怕之處。
張仲景正是在目睹了這場瘟疫流行的人間慘劇之後，立志向傷寒挑戰，做個拯救人民疾苦的醫者。
在當時，他的宗族中有一個叫張伯祖的人，醫術非常高明，張仲景拜他為師，開始了學醫生涯。
張伯祖見他聰穎好學，刻苦鑽研。也毫無保留把自己的醫學知識和治病經驗傳給了他。其後張仲景每逢名醫，必登門求教。久而久之，他的醫術越來越高明，連何顒在《襄陽府志》都讚嘆：「仲景之醫術，已精於伯祖。」
經過對傷寒症狀數十年如一日的潛心研究後，張仲景終於寫出了繼《黃帝內經》之後，又一部影響深遠的醫學典籍——《傷害雜病論》。這部著作，對當時的疫情防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意義是重大的。在張仲景之前，人們對於瘟疫的防治，還只局限於迷信的驅鬼階段。一有瘟疫，專業的驅鬼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連跳帶唱故弄玄虛，結果不僅耽誤了病人的治療。同時，還因民眾看熱鬧式的群聚，加速了瘟疫的傳播。
張仲景針對傷寒病人的症狀，發明了一種「驅寒嬌耳湯」，把辣椒和羊肉及發熱驅寒的藥物，用麵皮包起來，煮熟之後給病人吃下。這也開了「餃子」的先河，餃子也就從此流傳下來了。
（參考資料：《中國通史·食貨篇》《傷寒雜病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