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聯社、《今日美國》、美國東北大學的資料庫彙編顯示，在過去的2019年里，美國死傷四人以上的槍擊案達到了409起。而2019年發生的死亡人數超過4人（不包括行兇者）的41起重大兇殺案（造成211人死亡）中，有33起為槍擊案。這一數字是2006年上述資料庫建立以來最多的一年，也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因為大規模屠殺案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高於2006年的38起。這其中最令人髮指的幾次槍擊案包括2019年5月份發生在維吉尼亞州維吉尼亞海灘、2019年8月發生在德克薩斯州敖德薩、埃爾帕索和俄亥俄州代頓市、以及2019年12月發生在新澤西州澤西市的槍擊案。而在美國針對槍擊案的爭論在2019年也越來越激烈——如果不是現任總統的高調，可以說槍枝暴力與控槍問題可以說基本上就可以被確認是2019年美國年度熱門話題了。但如果考慮到當前美國社會政治的嚴重分裂，雖然槍擊案頻發，美國政壇有效槍枝控制與防止進攻性武器流通的努力卻還是停滯不前——幾乎所有主要政治人物都沒有提出一個有效的、全美層面的解決方案（前紐約市市長邁克·布隆伯格除外），可以說防止槍枝暴力與控槍問題在美國仍然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2019年一年中，除自殺案外，涉及槍枝的死亡人數總數接近1.5萬人，受傷人數近3萬人。截止到2019年12月30日，根據美聯社、《今日美國》與美國東北大學統計，2019年美國發生的至少造成四人以上死傷的槍擊案一共有409起，這409起槍擊案中，總死亡人數為486人，總受傷人數為1642人。其中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是2019年8月3日發生在德克薩斯州埃爾帕索沃爾瑪超市的槍擊案，總共造成22人死亡。而不過十幾個小時後，2019年8月4日，俄亥俄州代頓市則發生了至少造成了包括槍手在內10人死亡的槍擊案。事實上，即使是在美國，在公共場合發生的大規模槍擊案數量也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整個2019年，全美在公共場合發生的大規模槍擊案有九起，其他所有槍擊案都是發生在家中、酒吧里或者工作場合。但是在公共場合的大規模槍擊案是有「傳染效應」的，很多時候，後一次在公共場合發生的槍擊案的兇手，實際上是被前一次槍擊案所「傳染」的。用美國明尼蘇達州大都會大學犯罪學家詹姆斯·丹斯利（James Densley）的話來說，
這似乎是大規模槍擊的時代。
而這種在公共場合發生的大規模槍擊案，雖然絕對數量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也就是說具體到每個人遇到這種公共場合發生的大規模槍擊案的風險很低，但是這種大規模槍擊案造成的恐懼的蔓延卻是最致命的。美國東北大學犯罪學專家詹姆斯·福克斯（James Alan Fox）就認為
這些（指在公共場合的大規模槍擊案）仍然是罕見的，但是加劇危機蔓延的是恐懼。顯然，（發生大規模槍擊案）的風險很低，但（帶來的）恐懼卻很高。
而當前美國槍擊案除了數量增加外，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槍擊案越來越與族裔矛盾和族裔仇恨聯繫起來——尤其是右翼白人犯罪的情況在增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德克薩斯州埃爾帕索沃爾瑪超市槍擊案。根據這一槍擊案的疑兇在社交媒體的言論，他實際上是一個典型的白人民粹主義者，極端仇視拉美裔以及其他外來移民，實施的是「仇恨犯罪」。而且疑兇是來到離家1000多公里的美墨邊境城市埃爾帕索行兇，之所以會選擇這座城城市，原因就在於這座城市中的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拉美裔，而且還有大量的墨西哥人每天通過邊境進入這一城市。從這個角度來說，德克薩斯州埃爾帕索的悲劇根源在於美國社會政治分裂，極端思想盛行導致的極端排外思想抬頭，而這種極端排外主義思想更進一步則是疑兇所持有的仇外思想，因此預防與治理槍擊案，應該從其根源去尋找解決辦法，而不能僅僅用「禁槍」來解決。那麼近年來美國槍擊案頻發，而且槍擊案背後的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越來越盛行的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是美國社會「極化」的結果。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的民權運動對於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而正是從民權運動開始，保護弱勢群體的平等權利就成為了「政治正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正確」越來越被濫用，發展到極端就變成了「反向歧視」，任何行為，只要「觸動了」傳統的弱勢群體的神經就被認為是歧視，是違背了「政治正確」——《亂世佳人》就因為被指「涉嫌種族歧視」而被禁止重映。可以說，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其實已經造成新的歧視——也就是所謂的反向歧視——和新的「弱勢群體」的出現——傳統上被認為是多數群體的男性白人，現在成為了」反向歧視的對象。這種反向歧視造就了所謂的「沉默多數」，他們越來越對所謂的「政治正確」不滿，但卻沒有發泄渠道。
其次，美國社會經濟與社會安全問題引發了仇外情緒。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雖然美國經濟在川普執政時期處於增長狀態，但是總體來說經濟形勢並不樂觀，美國社會的失業率（包括隱性的失業率）一直比較高，而這又容易導致社會動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非法移民問題開始凸顯出來。當美國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時候，雖然也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存在，但這些移民所從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美國人「看不上」的工作，因此那時美國人對這些非法移民的容忍度是比較高的。但隨著經濟形勢惡化，失業率升高，美國人很容易將他們失業的原因指向外來移民——尤其是這些非法移民。在這種情況下，「沉默的多數」將他們的遭遇與長期以來的「政治正確」，以及外來移民聯繫起來，從而產生仇外情緒。
其三，正是這些「沉默的多數」的力量，才會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將那位「政治不正確」的候選人「抬」進了白宮。而美國現任總統的當選，一方面反映了長期以來被越來越極端的「政治正確」所壓制的「沉默的多數」對「政治正確」的反動，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加強了美國「政治正確」和「沉默多數」的分裂，使得美國社會政治嚴重撕裂。而這種社會政治的嚴重撕裂則進一步導致了美國社會政治的「極化」，雙方分別用自己的觀念攻擊對方，指責對方。自然，雙方都不能接受對方的立場，結果就是雙方在這種情況下，立場都進一步極端化，這種「極化」既是策略的要求，也是雙方互動的結果。最終導致的就是美國社會政治更進一步分裂。另外，2019年是美國2020年大選的前哨戰，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紛紛開始了黨內初選。而美國兩黨黨內初選時，候選人的立場基本上都比較極端——主要是為了能夠獲得黨內選票，從而能夠在黨內脫穎而出。而這就又給本來就已經比較「極化」的美國社會加了一把火。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現任總統喊話四位女性民主黨籍少數族裔眾議員，要求他們「滾出」美國，並且諷刺美國少數族裔占多數的地區又髒又亂又差。而民主黨推動的對現任總統的彈劾案，其實個人以為根源就在於民主黨對現任總統不按「政治正確」的「規矩」行事的反擊。也就是說，現任總統的當選與入主白宮，其實強化了美國社會政治分裂。再加上美國2020年大選前哨戰本身就會加劇社會政治分裂。而一個社會政治越是「極化」，極端思想就越容易產生。正是因為如此，在過去的2019年，美國社會在公共場合的大規模槍擊案頻發某種意義上就成為了「必然」。
因此，根本上來說，過去一年美國槍擊案頻發的元兇，並非擁槍自由，而是美國社會政治的分裂，「極化」導致的極端思想的泛濫。也就是說，美國應該考慮的是究竟什麼是政治正確，應該如何彌合美國的社會政治裂痕，重塑中間階級占多數的穩定性社會。想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需要控槍——是控槍而非禁槍。之所以只是控槍，而非禁槍，原因就在於持槍自由是美國社會政治傳統。這種傳統來自於殖民地時期的開拓經驗、來自於北美革命經驗、來自於《獨立宣言》所賦予的反抗暴政的權利，更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任何一項政策都要考慮其具體施行的環境，否則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惡政。而且美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備的合法持槍體系，真正造成巨大公共危害的反而是非法持有的槍枝。而且從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實踐來看，是否擁有持槍自由，與槍枝案頻發嚴格而言並沒有因果關係。而控槍則是在保護合法持槍的基礎上，堅決打擊非法持有和非法槍枝買賣，並且儘量減少民間所持有的進攻性武器的存在。某種意義上，控槍雖然不能治本，但卻能較為有效的控制槍擊案。而與控槍相關聯的就是改善社會治安，打擊犯罪，尤其是斬斷非法槍枝買賣的源頭——但這在美國這樣一個聯邦制國家，基本上不可能。
而更進一步的措施其實就是彌合美國社會政治分裂，擴大中間階層，使得美國社會重新恢復成為一個穩定型社會。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是要使得美國經濟重新煥發活力，減少失業率。某種意義上，一個社會政治的「極化」與否，與這個社會的經濟好壞是密切相關的。當然，美國社會政治的彌合，還需要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的共同努力，建立某種共識，不能進行毫無底線的政治鬥爭。「政治正確」要回歸其原初本色，保證所有群體的平等權利，處理好平等與自由的關係正如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蛋糕店案」（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中的裁決所表明的那樣，人人平等，但這種平等是以尊重其他人的平等和自由為前提的。
雖然預防與阻止公共場合的大規模槍擊案的方法其實很清晰，但是考慮到：（1）美國槍枝利益集團具有強大 影響力，例如美國現任總統本人就是擁槍的支持者，而且很多議員也不意願推動控槍法案；（2）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黨爭，以及「政治正確」與「沉默多數」之間越來越大的裂痕，導致無論是白宮，還是國會山都沒辦法達成控槍共識；再加上（3）控槍問題已經嚴重政治化，成為政治人物爭取自己的支持者，攻擊其他政治人物的「武器」了，因此不僅在已經過去的2019年，不僅導致槍擊案的根源無法彌合，而且治標的控槍問題都無法解決；即使在2020年，甚至在未來的幾年內，上述這些問題都很難解決。換句話說，至少從近期來看，美國不可能真正解決槍擊案頻發和槍枝泛濫的問題——甚至連緩解都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