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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之亂鎮壓後,西漢統治政策,從無為向有為變革的意義

導讀:七國之亂是發生在西漢景帝時期的一次諸侯國叛亂,參與叛亂的是七個劉姓宗室諸侯王: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故又稱七王之亂。

2020-01-01 07:39 / 0人閱讀過此篇文章  


導讀:

七國之亂是發生在西漢景帝時期的一次諸侯國叛亂,參與叛亂的是七個劉姓宗室諸侯王: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故又稱七王之亂。

漢初推崇「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出現一些不利中央集權的問題:匈奴的威脅、諸侯王勢力的膨脹、缺乏統一的思想觀念,誘發七國之亂。七國之亂平定後西漢統治政策的變革。

來看看七國之亂前後,西漢統治政策「無為」向「有為」變革的重要意義。

漢朝初期統治政策下的問題

秦朝時期暴虐苛刻政策和亡國後的連年戰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漢王朝建立後吸取秦的教訓,地方管理上採用郡國並行政策:「在政治上分封諸侯王拱衛王室,經濟上採用休養生息的自由放任政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分封劉氏子弟為各諸侯王,以藩屏國。

「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漢書・諸侯王表》

「約法省禁, 輕田租,十五而稅一。」班固:《漢書・食貨志上》

漢朝初期採取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西漢社會經濟在「無為而治」的環境中得到恢復,發展出現文景治世。但「無為而治」同樣存在著一些對中央集權不利的問題:

匈奴的威脅

西漢建立之初不斷受到來自草原匈奴的侵犯和威脅。漢朝初期經濟和軍事力量羸弱,同還要與各諸侯王周旋,很難調動和集結軍隊對抗匈奴。然而受「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西漢初期對待匈奴的侵犯和威脅採用妥協和退讓的政策。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漢書・賈誼傳》

但是妥協、退讓的政策並沒有換來邊疆的安定,反而助長了匈奴更大的貪慾,匈奴勾結西漢內部諸侯王,意圖顛覆漢朝,肆無忌憚的侵擾西漢邊疆,嚴重威脅了西漢邊疆的安全和的西漢王朝的統治。

郡國並行政策下諸侯王勢力膨脹

劉邦時期,將政治權利下放給同姓諸侯王,希望利用同姓子弟的血緣凝聚力來拱衛王室。郡國在政治上擁有治理郡國的權利和任命官吏的權力,諸侯王在郡國地位特權與天子無異,賈誼的《新書・等齊》中描述了諸侯王與天子無異的特權,如等級、勢力、衣服、號令等。如天子稱陛下,諸侯亦稱陛下;天子親號太后,諸侯親亦號太后; 天子相號丞相,黃金印,諸侯亦同等。諸侯王在地方政治與實力的膨脹,有了自為天子的意願,出現了「僭於天子」的行為。

「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漢書・賈誼傳》

各諸侯王憑藉封地的廣闊,人口和資源的富足,以及漢王朝賦予的經濟特權,在封國自行徵收賦稅、徵調徭役,並且壟斷鹽和鐵,大力發展封國經濟,王國勢力日益膨脹,擁有「富埒天子」的雄厚實力。

「十萬戶,市租干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漢書・地理志下》

「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史記・梁孝王世家》

漢朝初期實施無為而治的政策,為諸侯王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同姓諸侯王在血親關係上與中央逐漸疏遠,隨著諸侯國經濟實力的雄厚,諸侯王開始不甘受命於人,自為天子的意識也越來越強。由於郡國制諸侯王勢力膨脹,成為威脅中央集權的割據勢力。

無為而治下文化的不統一

漢朝初期採取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對漢初經濟恢復與政治重建有著積極的作用。各諸侯王在無為思想的寬鬆文化環境下,招攬四方人才為己所用、網羅黨羽、僭禮越制。形成了以各諸侯王為政治核心的勢力,並運用理論體系來合理化郡國的政治行為。

漢初無為思想強調,構建和諧的君臣關係,以仁義為出發點,實行無為之政,給臣民留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垂拱而治。這種文化環境使得諸子百家,各執一端,實際上分化並削弱了中央集權,這種文化上的分裂或者說不統一又反作用於政治、經濟,為諸侯王林立與犬牙交錯提供了理論依據。

到文景時期,無為思想文化環境下滋生的社會矛盾,君與臣、中央與地方矛走向白熱化,威脅著封建等級制,尤其是君臣之間尊卑關係的穩定。

「無為」向「有為」的政策變革

文景時期天下剛剛穩定,諸侯王勢力強大,諸侯王問題就成為漢初皇帝的心腹大患。吳楚七國之亂平定之後,削弱了諸侯王國狂妄的氣焰,另諸侯王心有餘悸誠惶誠恐,不敢再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禮,這為西漢統治政策開始由「無為」向「有為」的變革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環境。

削藩誘發七國之亂

暗流涌動的政治局勢下,賈誼、晁錯等改革家提出了由「無為」向「有為」政策的變革,正好迎合了統治者需要。而諸侯王問題是統治政策由「無為」向「有為」變革過程中最大阻擋, 嚴重阻礙著統治政策變革的進程。

賈誼察覺到諸侯王對中央集權潛在的巨大威脅,諸侯國勢力太強必成危害,必須實行控藩政策爭取主動權。

「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天下之勢方病大腫」 《漢書・賈誼傳》

賈誼提出了兩個方面的措施:一是定禮制就是針對諸侯王在禮制上的僭越,強調必須嚴格區分君臣等級,要求諸侯王遵循君臣之禮行事,維護天子的絕對威嚴;

二是定地制即「割地定製」,賈誼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在諸侯王原有的封地上再分封更多的諸侯,達到分散削弱諸侯我的力量。諸侯王的力量隨著代代分割也就愈來愈削弱。

晁錯建議削減郡國的封地了限制他們的發展空間,逐漸加大中央直接管轄的範圍,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一勞永逸解決諸侯王問題。

「削之, 其反亟, 禍小; 不削之, 其反遲,禍大」《漢書・荊燕吳傳》


景帝採納晁錯的削藩政策,不斷下令削減諸侯王封域: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因景帝採取晁錯的削藩之策,強行進行削藩,態度堅決,從而加大激化了中央政府與郡國諸侯王之間的矛盾,引誘爆發了西漢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諸侯王叛亂——七國之亂。

平定七國之亂

採用晁錯的「削藩」主張, 嚴重觸犯了諸侯王的利益,引起各諸侯王的強烈不滿, 吳、 楚、 趙、 膠西、 膠東、 淄川、 濟南七國開始相互串聯,秘密策劃謀反。

「吳王濞恐削地無已, 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史記・吳王劉濞列傳》

吳王劉濞為首起兵,並以「清君側」為由,聯合楚王、膠西王、趙王、濟南王、淄川王、膠東王一起出兵發動叛亂,要求殺掉主張削弱郡國的晁錯。

漢景帝雖然殺了晁錯,可是吳楚七國仍然沒有撤兵而是繼續進犯,漢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去平亂,在周亞夫的率領下大軍成功截斷吳楚聯軍的糧食供應。聯軍的糧食供應不足,由於飢餓士兵只能陸續逃散。周亞夫抓住戰機發起猛烈攻勢,吳楚七國聯軍被周亞夫打敗。吳楚七國之亂僅僅三個月左右,就被平定了。

重新確立封建皇權

七國之亂平定之後,叛亂七國中除楚國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除。諸侯王的威脅基本解除後, 藉此機會採取了一系列削弱、控制諸侯王國勢力發展的措施,重新確立了封建皇權。

「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 續元王后」《漢書・景帝紀》

景帝在七國之亂後未受封的八子陸續被封為王,占了了一半的諸侯王國。諸侯王國地少勢弱, 同時新添的親子之國又可以分化非親子之國,使他們無法勾結叛亂。達到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目的。

「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七國之亂鎮壓後,景帝剝奪諸侯王的政治地位,。剝奪諸侯王在封國內的實際統治權力,削弱諸侯王分權勢力。剝奪諸侯王任官之權,改由皇帝任免,有效防治了諸侯王壟斷地方仕途, 結黨營私。

「諸侯獨得食租稅, 奪之權。 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史記・五宗世家》

「大國不過十餘城, 小侯不過數十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七國之亂鎮壓後,諸侯王只能獲得封地租稅,其他經濟特權被中央政府收回。不僅削減封地連同租稅同樣被削減,從而控制諸侯王國的經濟,失去了割據一方的物質基礎,並且各諸侯王國之間的被漢郡隔開制衡,維護封建等級制。封建皇權重新得到確立。

統治政策變革的實現

平定七國之亂後,景帝對諸侯王政治打壓,經濟限制,解除了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時的隱患。漢武帝時,在加強中央集權時遊刃有餘,統治政策由「無為」向「有為」變革也順利進行。

郡國制變革郡縣制

漢武帝即位後,繼續削弱地方諸侯王國勢力與地位,使諸侯國向郡縣變革,受中央政府的直屬領導。規定諸侯王除嫡長子繼承王位之外,其他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脫離王國在受諸侯王管轄,而是由各郡管理,地位等同於縣,以達到「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的目的。

「余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漢武帝又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政治地位,並制定了《左官律》、《阿黨法》、《附益法》進行約束、制裁、孤立諸侯王。同時武帝還利用各種機會對諸侯王國進行削爵、奪地、除國,諸侯王已經名存實亡,有封地卻不治民,與漢郡無異,漢初的郡國並行制已經變革為郡縣制。郡國制變革郡縣制對加強中央集權起著重要的作用。

經濟集中統一調度

七國之亂前,由於中央政府採取「無為」政治思想,對各諸侯王經濟上的無為,使其獨立發展本國經濟,並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大漢王朝無法有效操控王朝經濟命脈,嚴重阻礙了中央政府對經濟的統一調度。

七國之亂平定後,沉重打擊了諸侯王勢力,為武帝集中經濟統一調度權提供了政治保障。武帝即位後,國家經濟處於非常集中的狀態,武帝對財政、賦稅、貨幣金融、資源、市場全面統一控制。改變了以前「無為」的經濟政策,調整、規範了中央政府經濟統一制度。

大一統"思想的形成

西漢初期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政治思想影響下,劉氏政權穩固,經濟殷實,但是無為思想所導致的社會問題逐漸暴露,隨著郡國與中央政府血緣關係上的日漸疏遠,同姓諸侯王逐鹿中原,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不能有效約束和控制社會上產生的多元思想文化,成為這次叛亂的思想根源,凸顯出建立「大一統」王朝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漢武帝時已經具備了思想文化「大一統」的條件。「大一統」思想形成的條件有:

政治上,七國之亂的平定,使郡國郡縣化,穩定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秩序。對匈奴的和親政策 換來了邊境的暫時和平,為建立「大一統」思想提供了政治保障;經濟上,「文景之治」為武帝「大一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思想上,在無為而制思想統治下,各家各派思想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文化逐漸融合、吸收的思想環境為「大一統 思想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礎。

漢武帝首創年號紀年,定的第一個年號就是「建元元年」有著尊重天子統一天下的寓意。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註・隱公元年》

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制,把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域,命名為十三部(州),每部設刺史一人, 刺史有明確的職權,懲處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 橫行鄉里。 後昭帝時,刺史還可鎮壓諸侯王謀反。齊孝王的孫子劉澤謀反,企圖刺殺青州刺史雋不疑,被雋不疑發覺並上報朝廷,事情暴露後,劉澤被處死。

「強宗豪右田宅逾制, 以強凌弱, 以眾暴寡」《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遷不疑為京兆尹, 賜錢百萬」《漢書・昭帝紀》

十三刺史的設置,對皇權的維護起著重要作用,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和監督,對防止地方割據有著重要意義。

漢匈關係由和親向威懾的轉變

漢武帝對匈政策由和親變向征戰轉變。漢匈關係的轉變主要由於雙方實力的對比發生了變化。西漢剛剛建立時,社會經濟蕭條,百姓貧苦,軍事力量薄弱。而匈奴正值冒頓單于統治期間不可一世的強盛時期。

「匈奴最強大, 盡服從北夷, 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史記-匈奴列傳》

平定七國之亂後,為北擊匈奴提供了政治保障,解除了諸侯勢力對中央政府的憂患。武帝時期,匈奴冒頓單于的去世,失去了強大的領導,再加匈奴懾服西域諸國的連年征戰,匈奴國勢由盛轉衰。

武帝時期雄厚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威震匈奴蓄勢待發。是否發動對匈戰爭最重要取決於武帝的態度。自此從漢初對匈和親階段變革為威懾階段。武帝在處理邊疆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漢為天下宗」為核心的「大一統」思想。


結語:

七國之亂是西漢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諸侯王叛亂, 它的平定對西漢統治政策轉型具有重要影響。漢初推崇「無為而治」治國理念下一些不利於中央集權加強的問題凸現出來,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已經不再適應統治者的需求。

七國之亂平定後,中央政府對諸侯王政治打壓、經濟限制,使諸侯王實權基本被架空。郡國制變革為郡縣制、經濟實現統一調度、「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以及對待匈奴政策的轉變,西漢王朝由「無為」向「有為」的統治政策變革得以實現, 進入了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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