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是地理大發現和開闢新航路的世紀，是全面改變世界的世紀，也是大國倔起的世紀。但在這個世紀，東方大國——明代中國卻從平庸走向衰落，走向對海洋的閉關鎖國。在世界的西端，要讓大海掀起層層波瀾，在世界的東端，自從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沿海從此波瀾不驚。東西方之間的矛盾衝突，終於在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由葡萄牙挑起。
十六世紀，在大西洋沿岸崛起了兩個近代西方大國——葡萄牙、西班牙。由於西班牙王國信奉哥倫布的選擇，向西航行，所以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擴展殖民地。葡萄牙王國選擇繞過非洲大陸向東發展，終於在十六世紀前期，越過印度洋到達太平洋，開始和中國發生外交、軍事關係。
葡萄牙的航海事業由來已久，它的倡導者是恩里克王子，被稱為「航海王子」，只比鄭和下西洋晚了二三十年。當時，他率人在非洲的西海岸線進行探險活動，一直向南發展，越過了赤道。1488年(弘治元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發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有了這個轉折點，歐洲殖民者就加速向印度洋擴張。
1510年(正德五年)，葡萄牙利用印度各族居民的內部矛盾，僅憑船堅炮利和千餘兵力，就占領了印度果阿，使之成為繼續東進的大本營；次年又攻陷東西方貿易、交通的要津馬六甲(明朝稱之為滿刺加)，1517年(正德十二年)同中國開始了首次正式往來。
十六世紀初是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1)在位時期。明自開國以來，在對外政策上效法前朝，建立了朝貢體制——要求海外諸國以進貢的方式，定期向中國示敬，而中國用價值數倍的回賜品對其封賞。這個規矩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來的。到了明成祖時期，憑藉鄭和下西洋的強大威力，中國的朝貢外交發揮到了極致。凡是外國人到中國來，無論是從海上還是陸地，都必須按照朝貢國對宗主國的關係來往，否則將不予接待。「與中國接軌」是外國人唯一的選擇。
從明成祖之後到十六世紀，朝貢外交的內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土木之變後，英宗北狩，明朝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對外關係已經不能僅僅依賴朝貢制度來和平地維繫。明朝將來如何執行對外關係，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真刀真槍的挑戰。
這種變化也是國際環境變化的結果。在這個時候，歐洲殖民者像不速之客突然闖入，他們需要中國的絲綢、瓷器和香料。這種變化同時受到國內經濟迅速發展的推動，即隨著生產的發展，明朝與周邊國家經濟往來日益密切，海上私營貿易蓬勃興盛，中國沿海的商民、漁民也想把商品賣出去。他們和歐洲殖民者在貿易問題上互相需要、互相利用。這種趨勢之前沒有，對明代的海禁政策構成了一定挑戰，對此，需要明朝政府有個確切的態度。
對明朝來說，最大的外患一直就是「北虜南倭」，分別從塞外漠北和東南沿海，挑釁著政府的權威。清剿還是羈絆，戰爭還是和平，始終是個頭疼的問題。明朝政府對海上問題，一開始採取兩手抓的辦法：一方面加強海禁，對國內的沿海邊民執行片板不許入海」政策；另一方面對海外諸國來華，設立了專門機構——市舶提舉司，在朝貢外交的前提下給予往來保證。但這個辦法隨著歐洲人的到來，越來越不靈了。
十六世紀的歐洲人來華，不但對中國產生了長期深遠的影響，也使人類文明史經歷著最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地、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起來。」最後一句話不但適用於歐洲的發展現狀，也適用於中國。
崛起的海上大國葡萄牙、西班牙在世界各地開闢殖民地，他們追求的目標並不僅僅是商品，而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所發起的挑戰，要對封建社會的崩潰起到催化劑的作用。中國和葡萄牙彼此不識，目標迥異，然而新的歷史註定要在茫然和混鈍之中開始，之後才能等到晨曦中升起的太陽。
大航海時代前，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還局限在《馬可·波羅遊記》的水平，《馬可·波羅遊記》中關於中國富庶的傳說，刺激了葡萄牙人繼續尋找中國的願望。新的突破從達·伽馬1498年遠航印度開始，他在那裡遇到了關於鄭和的傳說。歐洲人遠航東方，主要關注嚮往己久的香料貿易，同時也給王室帶回包括中國瓷器在內的奢侈品，激發了王室對中國的極大興趣。
1508年(正德三年)，當葡萄牙在印度獲得穩固的殖民地後，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給遠東殖民頭子奧格·塞格拉寫了封信，希望他探聽一下中國的消息。信中列出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既表現了國王的對華興趣，也反映了當時歐洲對中國的認識水平：
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什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狀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炮？他們穿著什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什麼？崇拜的是什麼？他們遵守的是什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什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
曼努埃爾一世提出的問題，歸根結底，反映出了兩點要求：第一，是否能同中國順利進行貿易往來，第二，中國能否被征服。這不僅是一個強國的目的，還是強國的心態。
1509年(正德四年)，葡萄牙人首先在馬六甲與中國的走私海商相遇，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深深烙在葡萄牙人的心頭。他們在向國內的報告中，是這樣介紹他們見到的中國人：啊，這些中國人就像德國人一樣。他們除了販賣絲綢和瓷器等貴重商品外，在禮儀上還文質彬彬。
有一點很奇怪，歐洲人最初見到中國人，居然多次被誤認為白種人，而且是白種人中的德國人。當時泛海東南亞的船民幾乎都是來自廣東、福建，還有一些來自浙江等地。他們身材矮小，黑髮黑眼，風吹日曬，並不白皙，被誤會像德國人，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憧憬和遐想，往往是從信息缺乏的誤會開始，之後才能回到理性的現實之中。在歐洲人心目中，同中國人交往，一定是帶著美好的希望而來。中國人是那樣的富有和睿智，這樣，很快使中國成為歐洲人遠航的首選目標。然而，不久他們就發現什麼是中國的海禁政策，認識到參與走私貿易可能帶來的風險。緊接著又得出一個結論；與中國進行貿易，不敢說是危險的，但至少是不方便的。
打破海禁，征服中國，葡萄牙殖民者進而產生了這樣的願望，但顯然他們高估了自己的軍事能力。葡萄牙人認為中國是美麗、富饒、受人尊敬的國家，如果由馬六甲總督派遣軍隊征服中國，並不像想像中那樣困難。一是因為中國人非常瘦弱，輕易就能打敗他們；二是葡萄牙的船隊強大無比，所向披靡，在從非洲到印度的沿途，葡萄牙的戰船還從來沒有失敗過，因此一些船長斷言，馬六甲總督只要用十條大船，就可以征服全部中國沿海。
由此可以分析出，站在中國大門前的葡萄牙人，包含了三重心態：
第一，中國的富有強烈吸引著葡萄牙商人。對他們來說，這是—個令人垂涎欲滴的對象，中國是一個讓任何商人都不能放棄的大市場。
第二，中國的海禁政策限制了葡萄牙人。培育一個理想市場，需要有固定的代理商和分銷商，要有經營場所、儲存倉庫，甚至還要有融資機構等。僅僅是脫售商品而歸，顯然不能滿足葡萄牙的擴張利益，何況在中國的海禁政策面前，連這一點都無法做到。
第三，中國的懦弱和怯戰刺激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從大西洋打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一路上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如果能像之前殲滅非洲土著和印度人那樣，給中國的沿海沉重一擊，這樣就可以在中國沿海盤踞一塊地方，順利開展殖民貿易。
垂涎的對象、海禁的現實、懦弱的獵物、征服的慾望交織在一切，撩動著葡萄牙人熱血沸騰的心房。而中國這方卻靜如止水，它對葡萄牙一無所知，對葡萄牙的知識完全等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