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說：「清國之亡國，非亡於辛亥革命，實亡於甲午戰爭。甲午之敗把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的科技現代化成績冤枉地報廢了，甲午之敗也使那個有見識、有權力、集中興名臣於一朝的官僚集團膽戰心寒而全部自動或被動靠邊站，對變法圖強喪失信心，這一集團既靠邊站，朝廷走向兩極分化，皇帝與太后不能靠邊站，乃各趨極端，一分為二。林肯說：『一個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王朝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甲午掀起了新一輪瓜分中國的狂潮，倫敦報紙說：「中國為東方一團大物，勢已動搖，今歐洲之入，雖田夫野老無不以瓜分中國為言者，凡與中國交涉者亦為之大變，中國被日本重拳橫擊，使其水陸之師一齊放倒，故各國乘此微弱，群相吞噬。」德國報紙說：「自中日失和之後，我歐洲之人皆欲瓜分中國，蓋中國如俎之肉，人皆可得而一臠也。」俄國《新聞報》說：「要緊緊抓住中國甲午戰敗的太好時機，乾淨利落解決中國問題，由歐洲幾個主要國家加以瓜分。」《泰晤士報》說：「關於中國的潛力以及中國迷夢已醒的種種神話已經被這次戰爭完全澄清了。中國是一盤散沙，它只有通過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和組織起來。」而德皇威廉二世卻說：「日本戰勝中國，對西方來說或許是夢願的開始，在一個西化的日本領導下，中國巨大的潛力將被激發出來，中日合流的黃禍將在成吉思汗後再度橫掃世界。」
然而清國真的沒有贏的希望嗎？不是的，日本在此戰雖連連取勝，但這種勝利卻接近失敗。日本參戰的7個師團死傷3萬人，除此外因戰爭壓力過大而自殺的也不少。截至馬關議和，仗才打了8個月，日本的人力、物力、財力已消耗殆盡，連外相陸奧宗光都說：「國內海陸軍備殆已空虛，而去年來繼續長期戰鬥之我軍人員、軍需已告缺乏。」所以日本希望早日議和。
其實在馬關議和前日本占領的地方很有限，只有遼寧的四分之一，山東的十分之一，台灣的二十分之一，並末攻下中國的一個省會。日本想在談判桌上敲詐更大的利益，就要在戰場上占有更多的地區，不得不讓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在更多的戰場受到更大的損失。如在澎湖，日軍自稱「患瘟疫而亡者達980入，患肺結核者更不計其數，死亡和患傳染病者占我軍五分之一」，可見日軍也快扛不住了，所以日本更加緊和談。
當然如果和談破裂，日本可能會進攻北京，但當時日軍已全部來到中國，本土只剩警察。而清軍主力雲集京津，即使日軍僥倖打進北京，只要清國能堅持抵抗，日本只會陷得更深、輸得更慘。慈禧打算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出時，清軍將領一致反對停戰，他們都看出日本快撐不住了，認為打下去日本就完了。統率關外諸軍的劉坤一說：「倭寇是遠道而來，論形勢我為主，日本為客，我們以逸待勞，日軍孤懸海外，怎能在我國久留？時間一長他就撐不住了，因此，『持久』二字就是我們擊敗倭寇的絕招。」
連威海衛之戰臨陣脫逃的山東巡撫李秉衡都說：「日本戰時經濟狀況不佳，如果用拱手送給日本的2億兩白銀練兵，中國肯定可以自強，我願統軍與日本血戰到底，將功贖罪。」
赫德在開戰前就說：「日本在這場戰爭中料將勇猛進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國方面不免又用老戰術，但它只要經得住失敗，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數上的優勢轉移局面，取得最後勝利。」戰時他說：「如果戰爭拖長，中國的資源、人力和它禁得起磨難的本領也必將勝過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訓練、組織能力。」《泰晤士報》在1895年也認為日軍在中國已陷入困境，戰爭的轉折點即將到來。
恭親王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我們對這場戰爭處理得不夠明智，有些官員表現不稱職，不能勝任國家的責任。由於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我們大清國在這次戰爭蒙受了巨大的痛苫和損失。我們清國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祟尚武力。我們知道自己在軍事上比較薄弱，因此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假如日本能本著友好的態度與清國協商，達成和平是可能的。然而假如日本人的要求過於苛刻，那我們只好繼續戰鬥。」恭親王得知馬關議和的條款後，覺得過於苛刻，也堅決請戰。
在此期間，清國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參贊宋育仁提出了奇襲日本本土的計劃，他打算向英國購買5艘軍艦、10艘魚雷艇，裝載2000澳大利亞僱傭軍，出發後打著澳大利亞商船的旗號，奇襲長崎。但是此計劃末被清政府採納，因為這無異於羊入虎口，成功幾率微乎其微。
最終慈禧喪失了抵抗的意志，不僅讓日本人白白拿走2億兩白銀和寶島台灣，還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
寬容從來不是軟弱，我們對日本的寬容也絕不是軟弱。每個民族都有足夠的勇氣忍受其他民族造成的痛苦，同時也有足夠的勇氣寬容其他民族，我們中華民族可以寬容日本民族，但我們絕不能忘記歷史，絕不能忘記他們給我們帶來的痛苦。甲午一去不復返，強國千載空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