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銷」到「攤派」,為何清朝被迫走上「財政國家」的轉型道路?

可愛的歷史小迷妹 發佈 2020-02-10T15:27:09+00:00

文:可愛的歷史小迷妹在清朝咸同時期,清朝政府內憂外患,內有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外有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各種侵占,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之前的財政制度已經完全失效。

文:可愛的歷史小迷妹


在清朝咸同時期,清朝政府內憂外患,內有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外有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各種侵占,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之前的財政制度已經完全失效。

戶部已經沒有辦法掌握全國財政大權,收入結構和支出款項也全部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自古以來「量入為出」的思想理念也無以為繼,因此清朝政府在被逼無奈之下走上了從「國家財政」到「財政國家」的財政轉型道路。

咸豐皇帝上位後,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窘境,內部民間大小起義不斷,外有西方侵略者騷擾,「奏銷制度」全面失效,清政府多次想要恢復「奏銷制度」無果,改用「攤派制度」

清政府之前的財政徵收一直採取的是奏銷制度。何為奏效制度?首先各州縣對於財政收入的帳本進行審計,把帳目內容分為起運、存留、撥用、余剩四大部分,然後把帳目即所謂的奏銷草冊送到省級機關,省級財政機關在根據這些情況進行核實和製作總冊。

各省最後將總冊送往京城,交給戶部。戶部接受之後,可以有四個月進行核查,如果有不合的情況,戶部可以駁回,讓省級機關重新製作總冊。最後到一年年底時,戶部再將最後的結果交給皇帝審批。

但是自咸豐皇帝在位以來,國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起義,再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因而奏銷制度逐漸成為形同虛設的財政制度。

比如廣東一省從道光三十年到小風十一年這十幾年裡只奏銷給中央過一次。雖然中央想要再次把財政權力抓在手裡,因此屢次要求廣東依照舊制奏銷,但是廣東省只是敷衍了事,當時其他省大多也是如此。

後來咸豐皇帝想要恢復舊制,但是戶、兵、工三部書吏卻分別分派自己的親信前往各省,打探實情,和省級官員相互勾結,提前做好準備,想要打撈一筆。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戶部尚書只好上書制止了奏銷制度,只是將長達數十年的打擊天平天國的軍費草草報銷。從此就可以看出朝廷想要恢復奏銷制度根本就是有心無力。

因為戰爭的衝擊,正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級地方政府都需要及時地對戰爭作出調配,因此相應的地方政府的權利大大擴大,而中央政府的掌控地方的力量已經大大削弱。

再加上京、協餉體制失效,顧名思義就是由中央統一調配軍餉的制度已經失效。比如在咸豐二年,安徽省的省級官員就私自將全省上下各種財政收入截留作為軍費,這一點中央是知曉的。

但是因為中央發不起軍餉,因此也只好對這一行為默認。甚至有些地方大員還私自截取其他地方途經的京餉以及錢糧。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政府已經沒有辦法得到財政收入。因此清朝的財政制度由奏銷改為攤派。顧名思義,就是各省政府每年上繳固定的錢糧作為財政收入。

一開始每省攤派的金額為四百萬兩白銀,到了同治三年已經攀升至八百萬兩白銀。而且這些金額並不包括一些臨時性開支,那些臨時性的開支也是需要攤派的,比如皇帝大婚,除了京城提供的費用外,各省攤派了大約一千萬兩白銀。

「奏銷制度」變為「攤派制度」後,內部農民起義屢屢爆發,清朝的收入格局發生改變,清政府失去農業徵稅的主導權,由「農業徵稅」改為「工商業徵稅」,並不斷完善「工商業徵稅」的稅目種類,以此來緩解軍費帶來的財政壓力

在清朝初期國家的賦稅主要是來源於農業,但是在太平天國攻占了江蘇、安徽、湖南等地之後,情況就發生了改變。因為自古以來江南地區就是國家的大糧倉,而太平天國占據的大多都是富碩的產糧大省,因此清政府失去了最為在重要的財政收入基地,而農業收入占主體的局面就此改變。

同時因為許多省份都需要打擊農民起義,但是國家在這個時候又給不起軍餉,因此只好同意各個省份自己徵收稅收作為軍費,因此清政府在其他省也徵收不到什麼賦稅。

而在這時,因為上海出現動亂,而清政府無法處理,因此英美等西方列強紛紛出來干預。第二年,清政府被迫同意英國的建議,讓各國派遣幾位代表組成了關稅管理委員會。

同時清廷讓恭親王成立總理衙門,掌管外交事務。但是後來因為種種緣故,中國海關行政權還是落入洋人之手,而西方人運用近代的海關稅收制度,對於進出口貨物和船隻進行嚴格管理,因此清政府的海關稅收收入也快速上升。

清政府同時增加一種商稅,名為厘稅,是面向商人的稅務,由揚州官員首創。起初只是因為揚州地區的軍費耗費過大,地方財政無法提供支持,所以設立的新型稅款,後來中央發現其中的有大利可圖,因而在全國推行。

隨著厘稅的迅速發展,其制度和徵收的流程愈加完善,徵收稅款的種類也更加多樣,不僅包括日用百貨,還包括鹽、茶、藥等商品。

清政府外部面臨侵略者的入侵,財政支出結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財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於正常的軍費開支。為了更好與西方侵略者抗衡,撥款開展洋務運動,派遣人才出國留學,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戰後割地賠款也成為財政支出的大頭

在這一時期,雖然還有一些常規性的財政支出,但是這些支出的比例已經逐漸縮小,並且朝廷也不太重視這些支出。比如有地方大員向皇帝要求撥銀五十萬兩來僱傭更多的工人,卻遭到了咸豐皇帝的訓斥:

「覽奏各情形固無虛捏,然大吏所司者何事? 雖不必為朕分憂,顧不能為部臣分憂耶! 目下籌款艱難,汝斷不能不知,動請部撥,亦何若是之厚顏耶!」

就連正常的向中央要錢都會被訓斥,可想而知中央對於常規性支出肯定是能免則免。

那麼清朝的財政收入是花在了什麼地方呢?第一,是花在了軍費上。首先清朝以前的軍費都是交由八旗軍和綠營,但是在清朝後期這兩個軍隊已經大不如前,腐朽不堪,因此清朝的主要作戰靠的是勇營。

因為勇營在作戰中作出的貢獻更大,因此勇營單個士兵的軍餉要高於八旗軍和綠營,而且又要保證各地的相當力量的勇營兵力來作戰,因此軍費增加了發給勇營的部分,軍餉數額增加了一倍以上。

再加上在西方列強用炮彈打開清朝大門之後,清政府也開始培養自己的新式軍隊,比如湘軍、淮軍,同時這些新式軍隊需要購置新式武器,因此又是一筆很大的開支。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也開始了洋務運動,因此開辦了一大批的洋務企業。洋務企業的大部分經費都是需要中央撥銀,只有小部分才是當地政府自籌,當時最大的江南製造總局開辦的費用就需要五十多萬兩。

當時清政府因為想要學習西方技術,派遣了大量人才前往西方國家,這些出使費用也是很大一筆。在同治年間,曾經派遣幼童前往美國學習,而根據當時的規定,每年撥給這一條的費用就是六萬兩白銀。

同時戰爭賠款也是一項非常大的支出。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於英國的賠款是一千五百萬兩銀元,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爭賠款也是一千六百萬兩白銀,這些都是以前政府的財政支出中所沒有的項目。

伴隨內部外部的共同施壓,清政府的財政類型從「國家財政」轉變為「財政國家」,財政收支主張「量入為出」,但實際的國家財政收入遠遠不足以維持龐大的支出

這裡的財政國家指的是西方學者解釋西方國家社會和國家變遷的理念,但是和清朝在咸、同時期的財政變化是一樣的,意為國家支出不斷增加,而國家通過稅收、借貸等手段來解決國家支出問題。

從西周時期以來,每個朝代堅持的財政觀念都是「量入為出」,國家應當管理好財政,實現財政的結餘。而「量出為入」則是公認的暴政,被認為搜刮民脂民膏。

而在咸、同時期,雖然政府想要堅持量入為出,但是因為國家的財政收入遠遠不足填補支出,因此這種理念的貫徹從實踐基礎上是無法實現的,因此在《清文宗實錄》中有戶部對於開源節流的提議:

「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二端,而節財之流尤為濟時。」

之後《清文宗實錄》同樣記錄了咸豐帝對於節約行為的不贊同:

「戶部議奏,度支萬分緊迫,軍餉無款可籌,密陳情形一折,覽奏實深焦灼……若不及早籌維,豈能以有限之帑金,供無窮之軍餉乎?」

這時清政府已經有量出為入的想法了。


後來在咸、同時期還經常能看到量入為出的字眼,但是此時的清政府做的卻是量出為入的事情,比如加入一些非常規收入厘金等。但是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雖然量入為出的思想已經終結,但是統治者卻不能直接將其宣之於口。

在咸、同時期,因為國家內憂外患,地方大員的財政實際掌控能力增強,財政收入的奏銷制度已經完全失效,取而代之是攤派制度。而清朝主要依賴農業稅收的財政收入局面也因此改變,海關稅務和工商業稅成為收入的主體。

同時清朝的財政支出大部分也不再是以前常規項目,轉變成了新式軍隊的軍餉和武器,洋務企業的開辦和維持費用,學習西方技術產生的各種開支以及龐大的戰爭賠款。因為舊的財政制度已經不再奏銷,清政府的財政管理已經逐漸走向量出為入,但是為了不激起民憤,它還是用量入為出的說法來矇騙百姓。

參考歷史文獻:

《清文宗實錄》

《四庫全書》

《大清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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