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轉型的多個角度,聊聊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流動的變化

洪荒之歷 發佈 2020-02-11T16:02:54+00:00

這個時代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它承上啟下,開啟了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的源頭,所謂「百代皆行秦制」,後世的兩千多年裡,國家制度、思想文化的源頭就在這個時代;另一方面,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過程中,由於缺乏解決爭端的公平機制,無法達成社會統一的標準,導致混亂和爭端成為常態。

導語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璀璨的時期,也是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舊的秩序全面崩潰了,一切進入混亂的局面;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新的秩序正在破殼而出,醞釀著全新的可能。這個時代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它承上啟下,開啟了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的源頭,所謂「百代皆行秦制」,後世的兩千多年裡,國家制度、思想文化的源頭就在這個時代;另一方面,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過程中,由於缺乏解決爭端的公平機制,無法達成社會統一的標準,導致混亂和爭端成為常態。

下面小篇通過對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流動的分析,從社會轉型的多個角度,為大家呈現了歷史的一個個側面。相信看完本篇文章之後,你一定會對這段歷史有更透徹的認識。

一、戰爭形式的變化。

春秋到戰國的幾百年里,人們最直觀的一個印象就是:戰爭越來越多了。如果說,在春秋早期,各國還講究禮節,保存了溫文爾雅的作風,那麼,越往後發展,進入戰國時代,國家之間的戰爭規模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殘忍。這種變化是驚人的,我們今人可能體會不到,但我們可以從歷史資料中提供的大量歷史細節中,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變化。

先說一個現代人不太了解的事實——在春秋乃至更早的西周時代,「打仗」這件事,是貴族才能享有的一種權利,平民百姓是沒有權利去參戰的!聽到這裡,你或許會有點吃驚吧?然而,事實就是這樣!

在春秋以前,「射」和「御」是兩種戰場上的必備技術,也是貴族們必須要學的兩種本領——「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駕駛戰車,並且這兩種技術都要遵守嚴格的禮儀:貴族們駕著戰車,手持利劍交戰,通常先由雙方將領單打獨鬥,兩個人決出勝負後,再由後續士兵進行對抗。雙方排列好陣勢,相互交戰,一旦哪邊出現敗退了,撤兵了,就會停止戰鬥。尤其是敗退的一方逃跑了五十步之後,勝利的一方就不能再追擊了,因此還衍生出了一個成語,叫做「五十步笑百步」。

那時打仗,規矩是很多的,比如有一個規矩,在今天看來都特別文明——如果一個士兵遇上的敵人比自己級別更高,那這個士兵必須小心謹慎,不能打掉對方的帽子,尤其在遇見對方的國君時,更要注意禮節,無論如何不能傷害到對方的國君。

舉個例子,說公元前575年,晉國和楚國打仗,當時,晉國的貴族幾次碰到了楚國國君的戰車,都馬上對楚王脫帽致敬,以此表示尊重。你看,這種戰鬥更像是一種道德價值的決鬥,而不是簡單粗暴的兵器屠殺。但到了春秋後期,戰爭形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各國的軍隊都在成百上千倍地擴張,大量的平民百姓被招募進來,各國之間都開始玩人海戰術了,並且要把對方斬盡殺絕為止。

有一句話說:「以軍隊數量來衡量,戰國時期的規模常常十倍於春秋時期。」比如說吧,在春秋早期,如果一個國家有3萬人的軍隊,就是相當龐大的規模了,而到了戰國時期,隨便包圍一個城池,就需要十幾萬的軍隊人數。

再比如說吧,春秋時期最大規模的軍隊,就是在公元前589年,參與齊晉「鞍之戰」的晉國軍隊,當時,晉國擁有戰車800輛,2400名甲士和8000名徒兵——你看,這人數加起來也才一萬多人嘛。

而到了戰國時代,大量的平民百姓進入軍隊,兵源得到了擴充,即使是韓國、魏國這樣比較小的國家,常規軍隊數量也有30萬人左右。至於秦國、楚國、趙國這樣的強國,則完全可以養活100萬人左右的軍隊。比如,在最著名的「長平之戰」中,秦國的將領白起,就打敗了趙國45萬人的軍隊。可見戰國時期的軍隊規模遠遠超過春秋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時期出現了新的兵種,是可以完勝春秋時期的。春秋只有「戰車」,只能在平原地區交戰,行動很不方便,大家相互排好陣勢,規規矩矩地打;而戰國出現了大量的「騎兵」,騎兵的速度極快,衝擊力大,特別在衝鋒和側翼包抄時,具有偷襲的優勢,機動性能也遠比戰車要強N倍,這造成的連鎖反應是:行動遲緩的戰車退出了歷史舞台,「御」這門貴族技術漸漸被遺忘,「劍」這種文氣十足的兵器也淡出戰場,僅僅成為一種佩戴的象徵,取而代之的是「刀」這種大殺傷的力量型兵器。可想而知,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是因為在此之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把「騎兵」列為一個單獨兵種。

步兵、騎兵取代了戰車和貴族,大量的士兵來自於平民百姓,貴族的那種文雅的交戰方式不復存在了,人們更願意憑藉騎兵的偷襲欺詐、步兵的人海戰術,進行快速而猛烈的戰鬥,直至把對方殺得一乾二淨。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呢?這和鐵器的大規模應用有直接關係。

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平常在博物館裡看到的,西周時期什麼金屬最多?沒錯,是青銅器。但是呢,青銅器太笨重了,很難向全社會推廣,成本也很高。所以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當鐵的開採和冶煉技術得到突破之後,鐵器這種非常輕巧便捷,成本又低的材料就得到了大範圍應用,於是,所有人都能使用了。

在青銅器時代,只有貴族才配擁有昂貴的青銅武器,因此參戰的軍人都是貴族子弟,規模也不是很大,打一場戰的成本太高啦,大家都點到為止就好了。而到了鐵器時代,便宜的鐵器得到大規模推廣,也適合做武器,武器生產得越來越多,老百姓都可以加入進來參戰,各國之間的戰爭規模也越來越大。

這種情況下,武器大批量生產,各國的軍隊人數擴張很迅猛,也刺激了雙方毀滅對手的慾望。同時,由於大量的平民百姓成為軍隊主力,老百姓們是不像貴族那樣在乎什麼禮儀規範的,要的只是想盡辦法砍死對方、從而獲得軍功,得到提拔和晉升就夠了。

有位學者評價道:「高貴的理念趨於瓦解,尊卑禮節也不再被遵守,人們只在乎戰爭勝敗的結果,目的是要消滅對方,乃至斬盡殺絕。」

在這個歷史演變中,越來越多的人們,在打仗時不講老一套的規矩了,能怎麼弄死對方就怎麼來,而剩下的還在堅持「貴族禮儀」的人,就吃大虧了:

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路,在與人交戰時,因為自己的帽子被打歪了,認為這不符合貴族的禮儀,於是就停下來,整理自己的帽子,很快就被對方殺死了,對方根本不理會那一套,這就是典型的吃虧事件。

比如,吳國和越國打仗,吳王夫差打敗越王勾踐後,只是把越王貶為僕人,但還保留了越國,沒有對勾踐趕盡殺絕,這是貴族時代的規矩;而越王勾踐十年臥薪嘗膽,重新崛起之後,卻採用欺騙、偷襲的方式,打敗吳國,並且滅掉吳國、殺死吳王,斬草除根了,這就是兩種不同理念的差別。

再比如,最讓人無語的,便是「宋襄公事件」了。當時,宋國和楚國打仗,地點選在了泓水邊,宋軍很早就來到陣地,一直等待楚軍渡過泓水,在楚軍渡河的時候,並沒有乘人之危,還讓楚軍排好了陣勢,這才開始交戰,結果呢,楚軍猛打宋軍,還一箭射中了宋襄公,最後導致宋襄公病發身亡了。這個故事被後人看做是反面典型,笑話宋襄公很迂腐,他怎麼不知道先下手為強呢?但其實,按照貴族時代的理念,兩軍交戰,必須要光明磊落,不可以偷襲人家,宋襄公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是很講究名聲的,一直按規矩辦事,反倒是楚國軍隊,不講貴族禮儀,竟然用箭射傷對方國家的君主。

這種戰爭形式的變化,既是顛覆了舊有的規則體制,也代表著新興階層開始崛起了。在戰爭的背後,是平民階層的崛起,他們兇狠、打破規矩、不講禮儀、又富有動力,取代了之前溫文爾雅、講究禮儀、又死板僵化的貴族階層。

可以說,這是最壞的時代,人們哀嘆「春秋無義戰」、「禮崩樂壞」,國家之間都不講規矩了;但也可以說,這是最好的時代,新的階層在崛起、新事物在誕生、新思想不斷地湧現。

二、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階層的變化。

前面咱們提到了,鐵器這種新工具得到大規模使用,導致上層貴族的壟斷被打破了,下層人士依靠自己的努力進取,不斷地取代上層。在各個諸侯國內,那些原本作為諸侯國王下屬的大夫階層開始崛起了,他們利用新工具,迅速積累了家財和軍事實力,開始反超諸侯們。

比如,魯國的「三桓」,是大夫階層里三家最大的勢力,他們一度掌控了國家權力,把國君變成了傀儡;再比如,晉國有趙、魏、韓三大家族,他們的力量也超越了國君,在各自的領地上建築城牆,收買當地民眾,儼然形成了國中國,後來,這三家幹掉了晉國的國君,瓜分了晉國,分別建立了趙國、魏國、韓國;再比如,齊國的大夫階層陳氏家族崛起,為了籠絡人民,採用「大斗借出,小斗歸還」的糧食優惠政策,贏得下層平民青睞,最後老百姓都投靠了陳氏,從而陳氏家族取代了齊國的國君姜氏。

這些「以下犯上」的現象,讓很多舊道統的維護者痛心疾首,尤其是儒家學派,感慨「禮崩樂壞」,他們一直希望能夠重建貴族時代的禮儀秩序。但是,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不可能再倒退回去。社會轉型的陣痛未必就是壞事,成長總有代價,一旦轉型成功,就是開天闢地!

咱們換個角度看,那些所謂的「以下犯上」的臣子們,其實不正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嗎?——比如,晉國的權臣趙盾,壟斷了朝權數十年,但也正是他的能力足夠強,讓晉國走向霸業巔峰,將晉國打造成霸主;比如,齊國的陳氏家族後來居上,受到了民眾的擁戴,挑戰國君姜氏,也未必是壞事,在新舊力量的鬥爭中,姜氏也不得不學習陳氏——齊懿公幾乎將他所有財富都分發給窮苦百姓,才勉強坐上了君位,這樣雙方的競爭,會給百姓帶來好處。

這,就是戰國時代通行的定律——你若干不好,就會被趕下台來,被別人取而代之。

舊的肌體必然腐爛,新的血液不斷產生,所以,換個角度看,這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黃金成長期!大夫階層不斷崛起,緊隨之來的,更下層的「士」階層也在崛起,他們也獲得極大發展空間。

士,就是文士、武士的「士」。士階層是平民百姓里具有文化的一類人,他們因為具備某項特殊技能或知識,開始在這個時代大放異彩,比如孔子、孟子、商鞅、荀子、墨子、張儀等人,都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

這當中,孔子是「士」階層最傑出的代表,他在教育領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打破了貴族的壟斷。

要知道,在春秋以前,是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而到了春秋晚期,孔子開設了「私立學校」,打破了上層社會對教育的壟斷,讓每個平民百姓都能受教育,他把貴族文化改良成了「君子的學問」,傳授給下層平民,他歡迎任何身份地位的人來學習,學費也很便宜,只要支付三塊肉乾就可以入學了。

學者評價道:「孔子最大的貢獻,就是將貴族特有的禮儀規範,轉化成每一個人都該遵守的。」

你看,孔子培養出一大批不同於貴族的平民知識分子:子路、顏回、子游、子夏、曾參、冉有、宰我、仲弓、公西華……這些人成為當時「士」階層的組成部分,為國家效力,比如子路、冉有、公西華後來都到魯國的政府機關里去上班,成為了優秀的公務員。

貴族階層消失之後,所留下的社會真空就需要新的人才來填補,各大學派所培養的「士」這個群體,就成了春秋戰國時代的弄潮兒了。

除了儒家學派,還有墨家、法家、兵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等等,許多大師級人物如孟子、田駢、慎到、墨子、許行,他們都有一大批自己的門徒和粉絲,他們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主張,求得被君王重用。而國家之間為了競爭,也招攬大量人才來為己所用。這當中,以齊國的「稷下學宮」最為著名。

齊國本來是一個商業國家,與中原農業文明截然不同,在這個商業的國度里,人口流動頻繁,思想活躍,各種觀點都有一席之地,天下所有的商人、政治家、文化人都願意來到齊國,也營造了「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景象。

齊宣王在稷下設立了學宮,給予各派學者最優惠的待遇,成了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最匯聚的地方,可謂是盛況空前啊。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不需要「拼爹」,用不著「官二代」,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家庭背景,也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獲得地位。

國家迸發出了活力,人人都有希望。到了戰國時代,許多平民百姓靠自己努力,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弄潮兒,比如:吳起曾在曾子門下學習,後來成為了改革家;商鞅努力學習法家思想,成為了秦國的實權人物;孫武自己寫了兵法專著,靠知識去吳國博得了地位;申不害靠自己的治國本領打動了韓王;還有范雎、樂毅、甘茂、公孫衍、蔡澤、李斯等等,這些人都出身寒門,但他們都憑藉自己所學,躋身於社會的高層。

這當中,蘇秦的故事很典型:他家境貧寒,全家人都生活在洛陽的貧民窟里,買不起房,看不起病,靠吃低保維持生活。蘇秦多次應聘面試未果,長期失業,當他窮困潦倒地回到家中時,被嫂子鄙視,連飯都不給吃。於是蘇秦發奮讀書,幾年之後,他獲得了趙王賞識,還去遊說六國,聯合抗秦,搖身一變而成知名人士,身佩六國相印,當他衣錦還鄉回到家中時,見嫂子跪在地上不起,便問她為何如此謙卑?嫂子回答:因為你從貧民窟的窮小子變成了百萬富翁了!

一個成功的案例,就可以激起千千萬萬個人的效仿。在春秋戰國時代,「成功學」可謂是大行其道啊,人們都相信,只要憑藉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博得功名和地位。各種「縱橫家」、「思想家」、「演說家」們橫空出世,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說辭,很多人也因此青史留名,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佼佼者。

三、國家體制的變化。

由於社會階層發生了變化,進一步導致的結果,就是整個國家體制發生變化。

在此之前,周王朝就像是一個「家族企業」——周天子其實和各個諸侯都是有血緣關係的,對於周天子來說,各國的國王要麼是他父親家族的成員,要麼是他母親家族的成員,所以,周天子對他們雖然在正式場合以「君臣」相稱,但在私下裡常常以「叔叔舅舅」相稱。

說一個例子:話說,有一次晉國的使臣朝見周天子,周天子請使臣在自家後院吃飯,晉國使臣有些不滿意,問周天子為何不以國禮待之?周天子回答說,晉國的國君是我的叔叔,派使臣前來,我以家庭之禮相待,說明我們關係親近啊。

這種頗有周朝特色的統治方式,最好地詮釋了「家國天下」的概念。在周代,國家就是家族的放大版,家族就是國家的縮小版。

周朝的倫理制度,最著名的是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與父子本質上是同一種關係,君臣就是國家的父子,父子就是家裡的君臣。因為,從周武王開始,他的兒子們都被封為各諸侯國的國王,他們在家裡就是兒子、在朝廷上就是屬下,他的嫡長子周成王即位,各諸侯王在家裡是兄弟、朝廷上就是大臣。

周朝的國家體制,從爺爺到爸爸,從爸爸到兒子,從兒子到孫子,一代代世襲傳承下去。所有的貴族都是世襲的,按照血脈一路傳承下去,不可更改。

但是,這種制度時間長了,就有很大弊端。試想一下,在這種體制下:兒子做得再差,父親可以開除兒子嗎?叔叔幹得再不好,侄子可以不認叔叔嗎?周天子是無法開除諸侯的,更不可能去消滅他們,這顯然會違背倫理之道。而對於諸侯們也一樣,他們手下的大夫、權臣,也同樣是家族世襲的,與國王是同宗同族,仍然是一家人。

國君們意識到,如果每一級下屬都是世襲的,都是同宗族的親戚,就很麻煩;而這些貴族們自己也知道,反正可以永遠世襲下去,即使不用給國家出力,他們也能占著位置不幹活兒,君王也不能把他們怎麼樣,因為都是同宗族一家人嘛。

而且這些貴族呢,還要瓜分君王的權力,比如,魯國由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三家貴族共同執政,晉國長期以來由六大家族共同執政,所以君王的權力並不集中,凡事都要徵求各個家族的意見,甚至一度受到他們的要挾。

作為君王來說,就不願意啊——憑啥我的權力,要被你們瓜分?而且你們還要世襲,一代代傳下去?於是,君王們就開始想辦法,要改革體制,不能再讓這些同宗族的貴族瓜分他的權威了,於是便想出了建立一套行政系統,提拔那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但是有真才實學的人,擔任各種管理角色,從而取代那些世襲的貴族。

這當中,秦國和楚國是最早開始行動——他們離周朝文化中心最遠,也受周朝體制的影響最小,是改革最容易的地方。秦國和楚國開創性地設立了「官僚制」,從下層的「士」這個群體中選拔人才,任用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打破了世襲制度,淘汰了那些貴族。

任用行政官員的好處是——君王很容易控制這些臣下,使得自己的權力更集中。這些官僚與君王沒有血緣關係,只是為國君做事,拿工資,比如三年一任,五年一期,到了時間就被調走,退休之後也不能再讓兒子接替,沒有家族世襲的可能。他們與之前的貴族不一樣,無法分得君王的權利——比如,財政權、人事權、軍事權統統收歸中央,他們只能是執行,最終的審批權在君王手上。

有個歷史研究者說過:「社會等級分層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權威的兩極系統:在上的統治者和在下的臣民。」官僚既是帝王的臣民,也是臣民的統治者。

從戰國時期開始,很多非血緣關係的官吏湧入政府,他們與王室沒有家族關係,也就談不上深厚的感情。尤其在先秦時期,國家眾多,一個官吏在這國不滿意可以跳槽到那國去,所以君王與臣下的關係是可脫離的,並不是終生附屬,因此信任度大大降低。君王為了能控制臣下,駕馭他們,法家「性本惡」的思想必然成為主流,因為虛空的道德仁義不管用了,只有赤裸裸的利益才能讓官僚們動心,也只有嚴刑峻法才能讓官僚們有所忌憚。

在那麼多的諸侯國里,最終對「官僚制」集大成的,自然非秦國莫屬了。秦國建立了最完備的法家制度,以及最高效的行政官僚系統,它調動全國資源的能力,遠遠超過東方六國。可以說,秦國最終滅六國、統一華夏的戰爭,就是「官僚制度」對「世襲制度」的全面壓倒性優勢造成的。

最終,秦國人建立了秦朝,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歷史也宣告終結了,貴族世襲的制度也隨之在中國終結了。自秦朝之後的兩千年里,中國曆朝歷代施行的都是行政官僚制度,有一句話叫做「百代皆行秦制」,就是這個意思。

四、總結

第一個重點是「戰爭形式的變化」,從春秋到戰國,鐵器的應用得到了普及,取代了青銅器。參戰人員的主體從貴族擴展到平民百姓,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新型的兵種「騎兵」取代了舊有的「車兵」,人們推崇使用各種陰謀詭計、以毀滅對手為目的,戰爭變得越來越殘忍暴力。

第二個重點是「社會階層的變化」,從春秋到戰國,中下層不斷崛起,打破上層貴族的壟斷。大夫階層反超了諸侯國君,緊隨其後的士階層也在崛起,貴族階層逐步瓦解了,大量出身平民的知識分子成為了時代的弄潮兒,儒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各種思想流派大放異彩,湧現出一批傑出的人才。

第三個重點是「國家體制的變化」,從春秋到戰國,貴族世襲制逐步瓦解了,各國的君王們為了能更加集中權力,開始從大批士人當中選拔人才,任用他們為行政官僚,建立了新型的「官僚制」,取代了之前世襲的貴族。秦國是實行這種新制度最成功的國家,結合了法家思想,最終實現了國家體制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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