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的戲劇舞台上和文學作品中，包公是知名度最高的藝術典型之一。近一千年來，他一直活躍在戲劇舞台上，流傳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口頭上，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經久不衰。在我國人民的心目中，包拯，包青天一一 黑老包，幾乎成了剛正不阿、鐵面無私、為民請命的化身。
作為藝術典型，包拯其人其事，自然有很多的藝術虛構。但就思想品格說，他和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卻是一致的。
包拯(999- 1062)，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於官僚家庭。他進士出身，屢官監察御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任諫官之職)，龍圖閣直學士，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等職，並多次出任地方官。在他死後，朝廷又追贈他為禮部尚書，諡孝肅。所以包拯又有包待制、包龍圖、包孝肅之稱。
歷史上的包拯就是一個清官。但歷史上的包拯又不是民間傳說中的那種樸素的本色清官形象，他是既有政績又有政治思想的傑出政治家，他的所作所為是有認識基礎和思想尊奉。有著執著的修身追求的。
包拯認為，普通老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的日子過好了，不受貪官污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對平民百姓過分榨取，使他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那麼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國家基礎的局面。
要讓百姓擺脫貪官污吏的欺壓，日子過好，就要任人為公，選好各級政府的官員；就要嚴明法紀，賞罰無私。包拯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懲治不遺餘力，其思想淵源就在這裡；他一生廉潔奉公，愛民如子，不畏權貴，執法如山，始終不渝的以「清官」自律、自守，也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認識。
包拯所處的北宋仁宗時代，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已經陷入了重重危機；冗官、冗兵、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再加上內有官僚惡紳的強搶豪奪，外有異族的不斷侵擾；法制破壞，政局不穩，國家政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面對這種局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
用人問題是包拯最為敏感的問題。北宋官僚機構龐大，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把用人同執法、治亂、治國安邦聯繫起來，主張選用忠直的君子，提拔「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堅決反對用姦邪的小人。
他在一篇奏議中說，河北這個地方，連年水旱，糧食缺乏，調度不足，百姓的流亡情況還沒有完全改變，田畝還沒有很好地開闢，在這種情況下，各州的官吏更要選好。為什麼州縣官吏必須選好呢？
因為正是這些州縣官吏，只顧眼前，不顧長遠，覺得人民的長遠利益同自己沒有多大關係，所以漠不關心，這樣一任接一任，「前後相繼，積弊已極」。因此，要改變這種「積弊」，戰勝天災，就必須克服人禍，首先必須選用真正為國、為民的州官是來，才能率民度荒。
他在談到廣南形勢時指出，這些地方民力困竭，全靠廉法能幹的官史多方安撫，官史更要選好。這些地方很偏遠，決不能輕易把官職授予那些胎毛未退的婦孺之人，不懂政治的人。這會「重困遠民」，使邊遠地區的老百姓受害而無處上告。
正確對待功、過、賞、罰，是用人的一個重要方面。包拯認為，賞罰是「馭邦之大柄」，能否正確使用賞罰，是關係到能否取信於民的問題，決不可掉以輕心。
他對有功賢臣，堅決要求嘉賞。他認為禮部王明「節義端勁，功烈卓偉」，每見其事跡，想其風采，都嘆息他「才未盡施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諡」。因此，王明雖然死了，請求為他加以美諡(給以褒獎的稱號)。
但對貪官污吏，則堅決鬥爭。轉運使王逵「苛政暴斂」，又惡人先告狀，告陳州地方官任中師苛剝農民，多收錢糧。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任中師是廉潔的。包拯當時任監察御史，派人前去調查此事，許多人畏懼王逵權勢，不願前往。
為弄清真相，為民除害包拯毅然親往陳州，經過調查，掌握了王逵貪髒的證據，回到汴京後七次向皇帝彈劾王逵，要求將王逵撤職，將多收的錢糧還給農民。戲曲《陳州放糧》就是據此渲染虛構而成的。
包拯做官為民，一心忠於朝廷，在國家各個層面都做出巨大貢獻，尤其注重民生方面，這也是為什麼老百姓都稱他為青天大老爺。下篇文章將介紹包拯在政治、經濟和個人修養等方面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