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矛盾的轉變

晚清末年，古老的中國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殖民體制的強烈衝擊，在滿清這座搖搖欲墜的大船上，掀起了許多人心中的民族情懷，梁啓超正是其中之一，不論是政治、文學還是歷史、教育，梁啓超堪稱晚清時期的大師級人物。在他想用一己之力推動中華文明復興之時，發現前路卻存在太多的波折與坎坷。

身處於那個時代，梁啓超不可避免的首先會攝入儒家的精髓要點，可在社會產生巨大變革和西方文化的薰陶下，梁啓超又對傳統文學產生了巨大的懷疑，進而大聲呼籲學習西方，不論是思想還是體制他都努力的在向西方靠攏，直到百日維新的失敗。

梁啓超的思維是矛盾的，一面是傳統無用的儒家文化，一面是堅如利劍的西方理論；當他想完全摒棄儒家文化時發現，在某些地方，它仍能閃耀著光輝，而現實社會給百姓帶來的苦難又一度讓他產生了猶豫，新思維的產生總是需要破而後立的。

當1918年梁啓超暢遊歐洲以後，目睹了經歷了殘酷一戰後各國凋零的民生和頹廢的思想，在唏噓之餘，他頓時想到了中西結合的方式，而他的新目光則是則重新轉向了儒學。他決定從新寫一本闡述儒家哲學思想的書籍《孔子》。

辨真偽 正儒名

有句話說的好：名不正，則言不順。古人強調為政之前先要正名，梁啓超也直到這個道理。想要社會和百姓接受自己的觀點並用於改良社會，盲目的鼓吹只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必須要弄清楚其真實的意思，才能理清世人紛亂的思維，確立一個標準的公式。

梁啓超做的第一步就是撥開迷霧，解開充滿障礙的孔子光環，為人們還原最真實的孔子。為此梁啓超對孔子進行了細緻詳實的考察，並以此推斷，孔子出身並不高貴，為官時間極為短暫，但門徒眾多，在當時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在梁啓超看來，卑微的出身並不能掩蓋其偉大的學識，而孔子正是出於這種環境，才能將自己的人格境界和思想哲學修煉到極致極美的境界，而這就是孔子在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君子之境。

要對孔子思想進行從新解讀，首先要做的就是需要甄別出原有的典籍中哪些是孔子所作，哪些是後人代作的，因為如不加以篩選，把所有的標註為孔子的都當成孔子思想來研究，那麼不僅回到了原有的老路上無法破立心意，更會在研究中因為上下不通，進來產生更多的矛盾，走了歪路。因此，梁啓超做了大量細緻的鑑別工作，並根據相關史料做出依據和判斷。

如關於《詩經》，孔子"刪詩"的說法由來已久，但梁啓超根據《左傳》中的賦詩和典故來參考，發現《詩經》大體篇目在孔子之前已經成型，孔子"刪詩"的這一說法可能未必真實，大機率可能是孔子將詩進行了分門別類罷了。並用現代的教育觀來解讀孔子的"詩教"傳統，稱讚他是一種把文學、音樂同教育相結合的優秀教育方法。

在去偽存真後，孔子最原本的思想逐漸清晰起來，但因為孔子的弟子所作文章駁雜，孔子的思想穿插其中以後變得不成體系，梁啓超開始對孔子思想做出了歸納和總結。其中對《論語》提出的"學"的探討，延申到對人格對人格塑造的標準上。

如上文提及的"學"，可以看成是用學的方式來養成自我的人格，而怎麼去養成人格呢？就要用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因為一個是"中心"，一個是"如心"，一個是發展內在個性，一個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只有這樣才能將自己在與別人相處的過程中塑造自己的人格。

既然能夠塑造人格，那麼什麼又是人格的標準呢？一個"仁"字完美的體現了所有的意思，簡單點說成為君子就是"仁"的體現，其實將人格、塑造人格、人格的標準解釋完了以後，你會發現，這就是孔子最為清晰的思想體系，用現代意義來講，孔子在教你怎麼去做"人"並最終成為"仁君"。

而梳理孔子思想的目的又在於什麼呢？僅僅是為了學術探討嗎？非也！在《梁啓超論儒家哲學》中，梁啓超談到了孔子所嚮往的"大同"社會。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就是社會大同。梁啓超在分析和解讀孔子文化的過程中，也逐漸找到了救國救民的辦法，和他以往失去的名族文化的自豪感。

孔子對"大同"的描述正是他和梁啓超共同想追求的社會理想，如果儒家傳統思想的精髓真的能被人人理解，能被人人傳頌，並成為孔子所說的"仁君"，那麼這個社會不就是充滿君子的大同社會嗎？有鑒於此，梁啓超從最初追求政治體制改革救亡於國民，而轉變成了文化救國，並且在不斷的摸索和探尋中，他找到了東西方文化相契合的部分，這也是其提出中西合一的根源。

最終的答案

從梁啓超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孔子重新解讀以後，梁啓超盛讚其是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學家，並提出中華民族的倫理哲學、政治歷史都源於孔子思想。可即便如此，梁啓超在審視其經典倫理時仍然帶有理性甚至是懷疑的目光。

如我們耳熟能詳的"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梁啓超認為這種有失偏頗的倫理學說根本不是孔子所說，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著述中也根本找不到此類的說法。而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不過是想藉此強調個人要謹守本分，君主要履行職責，做父親的要有做父親的樣子，每個人都能夠盡人道，這樣社會才不會亂了秩序，並非向後世一樣進行過度的解讀。

而某些思想，梁啓超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如孔子提出的"中庸"，一方面值得肯定，一方面這種流行千年的思想，塑造了中國人性格的同時，也是有機會朝著更高的目標去發展，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就是所謂的平等和自由了。因此，梁啓超強調孔子思想的"時中"性，孔子中庸的思想有其弊端，但不妨結合"時"的觀念來繼承。

任何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流動變化而常變常新的。梁啓超後期意識到救國之法需從文化中尋找，因此他倡導以"文化救國"，強調在弘揚孔子儒家思想文化時能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達到與時俱進，這樣中華民族就不會被時代所落下。

拋開時代的局限性，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對未知文化的探索中，梁啓超走在了前列，在他提倡的中西結合的文化中，主要還是以儒家傳統文化為主，因為孔子的思想畢竟對其影響是最深的。但結合當時的實際環境，梁啓超的這一劑藥方，並未給當時昏暗的社會帶來活力，甚至有些開錯藥的感覺。

梁啓超通過重新解讀孔子找到了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人們的思維可能並未對這種充滿傳統的"中國紳士"范的委婉思想所打動。直到今天，我們以現代的眼光去重新梳理梁啓超的"尊孔"路線，才發現，我們的文化自信在新的時代更因該被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