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之所以違反祖制，極力優寵漢人，根源在於雍正即位受到了普遍的質疑，這個問題終其一生，都始終困擾著他。

「雍正奪嫡說」的源起就在於康熙末年儲位懸空，皇位傳承不明之際，康熙突然去世，而雍正的倉促即位之後，一直沒能拿出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各種猜測和傳說就開始出現了，眾說紛紜。

關於康熙的死因，當時社會上盛傳：「聖祖皇帝在暢春園並重，皇上進一碗參湯，不知如何，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基。」言外之意，康熙是被雍正投毒害死的，這就是他謀父說的根據。

關於他的矯詔奪位無非是說康熙本意要傳位於十四子胤禵，在隆科多的幫助下，雍正篡改了遺詔，登上帝位。這種說法有各種版本，有些描繪還很生動。比如有人說「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胤禵，皇上將十字改為於字。」還有一種篡改遺詔的升級版，改「禎」為「禛」的篡位說。

弘旺的《皇清通志綱要》記載：「十四子諱胤禎，改諱禵」。還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是「康熙病重，降旨召胤禵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胤禵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

總之,對雍正種種不利的傳言五花八門，最後發展到「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的層面上,並在雍正七年的曾靜投書案中得到集中爆發。

雍正弒父奪嫡的傳說在社會上流布很廣，議論叢生，但是直到今天，人們還是聚訟不已，難有定案。

今日我們便一起來看看「雍正篡位」。值得說明的是，雍正繼位後的高壓統治，原始資料已無存，今日我們只能從相關史料和後世史學家的評斷中來進行述說。

1.雙方爭論之雍正帝篡位之說

康熙晚年兩廢太子，而且一直沒有再立，更不容許大臣涉足。康熙帝非常熟悉典故，曾說：

「漢高祖傳遺命於呂后，唐太宗定儲位於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為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擁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

有鑒於歷史上皇位更替授受不明多會釀成慘劇的教訓，康熙意欲獨掌皇位傳承的決定權，最大限度地排除治任何集團或個人對於建儲的干擾。但是，由於兩次立儲失敗的殘酷打擊，再加上晚年受困於皇子儲位之爭，康熙已是身心疲憊、痛苦不堪，面對群臣力請，康熙在立儲問題上一直逃避拖延。

然而，隨著康熙的去世，他生前、極力迴避的皇位繼承人問題，己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出人意料的是：

這繼承人既不是人氣絕高的胤禩，亦不是頗尚武力的胤禵，更不是學識淵博的胤祉，而是自詡為「天下第一閒人」的胤禛。

這樣戲劇性的結果，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政敵的不服和世人的疑惑，為了表明自己繼統的合法性，雍正必然要給天下人一個交代。

關於康熙的驟然離世和雍正的倉促即位，胤禛自己的描述是：

「至康熙六十一年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苑。時皇考聖躬不豫，靜攝於暢春園。朕請侍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應於齋所虔誠齋戒，朕遵旨於齋所至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於齋所。朕未至暢春園之先，皇考命誠親王胤祉、淳親王胤祐、阿其那、塞思黑、胤䄉、公胤裪、怡親王胤祥、原任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塌前，諭曰：

『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

是時，惟恆親王胤祺以冬至命往孝東陵行禮，未在京師。莊親王胤祿、果親王胤禮、貝勒胤稷、貝子胤禕俱在寢宮外候。及朕馳至問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淚勸慰。其夜戊戌時，龍馭上賓。朕哀坳號呼，實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遺詔。朕聞之驚慟，昏仆於地，誠親王等向朕叩首，勸朕節哀。朕始強起辦理大事。」

這是雍正七年，雍正為駁斥曾靜加之於他的「謀父說」而發，他設計了一個有關七個皇子和隆科多親自聽到玄燁口述傳位遺詔的故事。

但在之後不久，雍正恐怕是感覺到自己的說法難以服眾，於是又進一步從反面來論證自己的說法，雍正信誓旦旦地說：

「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謀，希冀儲位，當茲授受之際，伊等若非親承皇考付出朕鴻基之遺詔，安肯貼無一語，俯首臣伏於聯之前乎。」

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謀位已久，若非先皇親口詔喻，他們怎麼會聽命於我呢？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七個皇子真的都聽到了傳位遺詔嗎？我們似乎能夠從當時提及諸人的反應中看出某些端倪來。

• 先看雍正最痛恨的兩個弟弟胤禩和胤禟的表現。

《大義覺迷錄》卷一：雍正上諭提到「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時，塞思黑突至聯前，箕踞對坐，傲慢無禮，其意大不可測。若非朕鎮定隱忍，必至激成事端。」

《清世宗實錄》記載：「聖祖仁皇帝賓天時，阿其那並不哀戚，仍於院外依柱，獨立凝思，派辦事務，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憤可知。」

可見，當時胤禩和胤禟的反應並不像雍正所說的「俯首臣伏」的樣子，而是在新皇帝面前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和不滿。試想，當時的情況是君臣名份已定，胤禟也承認「時機已失」，事實己不可能改變，他們若真的親口聽到了康熙的傳位遺詔，即使再失望和不滿，也斷不敢有完全出乎意料的反應和憤怒。

• 再就是雍正的同母弟胤禵回京奔喪時的反應：

「及胤禵將到京之時，先行文禮部，詢問見朕儀注，舉朝無不駭異。及到京見朕，其舉動乖張，詞氣傲慢，狂悖之狀不可彈述。」

從雍正政敵的種種不遜表現可以看出，雍正為自己即位所做的辯護很難自圓其說，不足以服眾。很多學者認為事情的可疑之處就在於，為什麼雍正即位之初沒有公布七兄弟面承遺詔的細節，只是在流言滿天飛的時候才被迫公之於世？

當然，這作為猜疑，並不能證明雍正篡位，維護雍正繼位合法性的史學家提出，作為雍正的政敵，即位之初雍正並沒有必要去公開一些關於政敵沒有必要的事情。

對此孟森先生則從另外一個方面提出了質疑：

「聖祖方口語便利，能屢述病勢日增之故，而不一及付託之意乎？」

康熙口述遺詔，而雍正自己卻不在現場，確實匪夷所思，這馬上另外成為了人們懷疑雍正編造此說的由頭。

那麼如何解釋一向精明強幹的雍正居然在康熙去世的當天表現地不聞不問，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呢？

就此問題，許曾重先生最先給予了高度關注，他認為：

「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胤禛既要編造玄燁臨終前神智清醒，親自對胤祉等七個皇子及隆科多口授遺詔的神話，又要突出自己被動、清白的善良形象，堅持遺詔是玄燁去世後才由隆科多下達給他，從而就出現玄燁不將遺詔直接告知他，胤祉、隆科多等人也對他封鎖這一重要消息的怪現象。」

許曾重先生持雍正奪位說甚堅，他反覆強調雍正之所以這樣敘述是因為他對矯詔奪位後能否掩人耳目，不致敗壞自己的名聲沒有把握。所以使自己在現場始終處於被動狀態，以避免人們的懷疑和指責，而將一切問題和矛盾全部推給隆科多去承擔。

而楊啟樵先生在認可雍正為人矯揉造作、刻意編造的同時，基於堅持雍正合法繼統的立場，提出了異與許先生的觀點：

「求名心切，反造成虛偽現象，如皇位授受之際，眾人已聆聽遺詔，獨有未來的天子一無所知，何以故因他一再聲明當年毫無凱覷儲位之心，所以最後還要編造一個戲劇性的故事——康熙帝臨終前他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即位者是誰，皇帝一崩，隆科多宣讀遺詔，才出乎意外地『聯聞之驚慟，昏仆於地』，原本在強調他的誠孝、恬淡，殊不知這卻成為日後指摘他篡位的好材料。」

在裁度相同的史料時，由於研究旨趣的不同，得出的結論卻是大相逕庭，一則指斥雍正故意掩人耳目，一則雖道他求名心切，卻實際上為雍正繼位的合理性另闢蹊徑。

於此爭論不休的同時，並行的另一焦點是：康熙遺詔。

遺詔是不是康熙的親筆或是康熙在世時所定，這不是問題的關鍵。王錘翰先生認為：遺詔並不需要快要駕崩的帝王親筆手寫，真正可疑的地方是《遺詔》處處於雍正之名避諱。若《遺詔》出自康熙本人之意，在康熙駕崩之前,怎麼能為雍正避諱？

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在於遺詔是否秉承了康熙的意願。除此之外，這個遺詔的疑點也很多：

比如遺詔所署的時間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康熙逝世的當天，然而雍正十六日才予以公布，而且只宣讀了滿文本，還引起了御史湯保等人參奏宣讀詔書的鴻肪寺官，指責他們沒有宣布漢文本，雍正就此做了一些說明：

「康熙在天之靈使滿、漢人員翁然如一家之意」

但是沒有講出其中的道理。時人指出，由於時間倉促，當時漢文本尚未草就，也就無從公布了。在將《遺詔》和其他官書仔細比勘後，王錘翰先生得出結論：

「無論《遺詔》的漢文原本或滿漢文對照原本，都不是按照康熙的本意寫成的，而是雍正繼位之後再按雍正的意願製造出來的。」

可之後王先生在檢稽《清聖祖實錄》又發現現存的《遺詔》原件漢文部分與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份的一道《面諭》中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幾乎是康熙五十六年冬天玄燁頒布的《面諭》的翻版，只是在敘事層次稍作調整和進行加工、潤色基礎上只增加了傳位和喪禮兩節。

由此可見，王錘翰先生既認定《遺詔》並非出自康熙本意，又指出《遺詔》和《面諭》如出一轍，似乎有相矛盾之處。

相對立的姚念慈老師在《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一文中指出：

「視《面諭》為玄燁自評可也，為慎重其家業之承傳可也，若強以為玄燁於此暗示已傳位某某，則難免穿鑿附會之嫌。」

一句利用《面諭》穿鑿附會使得懷疑雍正繼位合理性的人們無話可說。姚老師還進一步從反面論證：

「若此時玄燁己胸有成竹，他還須說什麼『立儲大事,聯豈忘耶？』何須這樣連篇累犢，絮絮不休。」

可見，由於不能斷定傳位遺詔是否符合康熙的意圖，遺詔也就不能作為雍正即位合法性的可靠證據，當然也不足以成為判定雍正奪位的佐證。

而就在這爭論重重之時，認為雍正矯詔繼位的一派學者另提出一個觀點：雍正提出七個皇子聆聽他繼位遺詔的說法，其實是一個不斷修補的過程。雍正七年，雍正帝正式提出這一說法之時，當時在場的八人，胤禩和胤禟、隆科多已死，胤䄉已被圈禁，餘下四人即是當初的「四爺黨」或忠之於雍正的大臣，自然不可能再有異議。

這一說法確實值得斟酌，但仍不得不鑒於之前那句話：各方都缺乏第一手的證據，不能切實證明雍正矯詔篡位之說，完全相異的兩派觀點，誰都沒有對雍正如何登上皇位給出一個合理完滿的解釋。

對於這一歷史疑案，我們可以說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我想或許歷史的魅力就在於此。越過這個雍正「篡位」這一節，我們且不去討論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就這個質疑的流傳對雍正朝來說影響是非常消極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二、雍正帝「矯詔篡位」之說的影響

1.戰戰兢兢的雍正：《大義覺迷錄》

這些眾說紛紜使雍正的皇權表現得非常脆弱，統治根基不穩。由於先天的弱君處境，雍正的危機意識特別重，一直戰戰兢兢地經營著自己的王朝，對政敵時刻保持警惕之心。

他經常提醒自己「邪黨眾多，人心巨測，不得不留心防範。」事實上，為了掌控局勢，雍正除了祭祀皇陵外，從不敢輕易離開京城，其防變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那些流言蜚語也給雍正的精神帶來嚴重的創傷，以至於讓他辦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面對曾靜等人給自己羅列的十惡不赦大罪，雍正為了給自己辯白，他親自撰寫上諭駁斥,並編纂《大義覺迷錄》頒布天下。

然而事與願違，弄巧成拙，不僅沒有達到澄清事實的目的，反而讓宮內的爭鬥公開化，貽笑大方，傷害了帝王的顏面。而且後世對他即位的種種質疑和爭論也大都肇端於這本《大義覺迷錄》，這是雍正始料未及的，歷史給他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

難怪乾隆即位後，嚴令收回《大義覺迷錄》，有私藏者罪之，此書終清之世成為禁書。

2.祥瑞之事攬民心

此外，雍正朝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祥瑞之事伴隨了雍正執政的十三年。

中國歷史上，帝王講求祥瑞的事情屢見不鮮。一旦政治不修，專制君主就會以「嘉禾出、甘露降、麒麟現、靈芝出」等所謂祥瑞來粉飾太平，欺騙臣民，以維持自己的統治。本來，康熙是最反感祥瑞之事，不管真假與否，至少從表面上來看，他對大臣奏報祥瑞表現地特別不屑一顧，斥之為「貽譏後世的事情」，而且呈報祥瑞的事情在康熙朝並不多見。

奇怪的是雍正卻一反其父的作風，特別熱衷於搞祥瑞之事，在他的鼓動下，一時社會風氣很盛。雖然他標榜自己「朕素不言祥瑞」，但實際上是雍正縱容各地呈報祥瑞的事情比比皆是。

雍正二年順天府尹張令磺進呈瑞谷，「一莖四穗」。雍正五年河南總督田文鏡奏報河南所產穀子有「一莖十五穗」的。為了昭示本朝五穀豐登，雍正把各地奏報的瑞谷命人製成《嘉禾圖》和《嘉穀圖》等，並親自作題。

於是陸續有大臣呈報各地的諸如麒麟、瑞芝、甘露、鳳鳥、五星連珠等奇異景物。不過，雍正最感興趣的莫過於大臣奏報「卿雲現」了。據說舜將傳位於禹，作歌曰「卿雲爛兮，麼七鰻鰻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孝經緯·援神契》則雲「天子孝,則慶雲出。」對於飽受「謀父、逼母、弒兄、屠弟」指責的雍正來說猶如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在聽到其寵臣鄂爾泰報告雲南出現卿雲祥兆時，表現地異常興奮，毫不吝嗇地嘉獎鄂爾泰是「不世出之良臣」。由於把卿雲和天子孝連在了一起，雍正非常感慨地說「聯之事親，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於今，四十餘年，誠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

他這一番自白，無非是想證明自己是聖孝的天子，絕不是流言所傳播的大逆不孝之人。鄂爾泰深諳雍正的心思，通過奏報卿雲給雍正以支持，迎合了雍正政治鬥爭的需要。

有理由相信，雍正大搞祥瑞之事並非單純的迷信活動，而是給它賦予了很濃重的政治色彩。雍正倉促即位，政敵多有不服，民眾尚有疑惑，為了贏得民心，鞏固統治地位，雍正通過求助於祥瑞來營造太平治世的假象。與其說雍正迷信天人感應，不如說他是把祥瑞作為打擊政敵，攬取民心的工具。

3.秘密立儲制度

人們每每論及這一制度，大談這是雍正的創舉，是幾千年來立儲制度的經驗總結。殊不知，這是雍正經歷了康熙末年的儲位之爭後，作出的痛苦抉擇。白新良先生說「雍正皇帝的這一決定，是清初以來歷代統治者經過長期的摸索並付出巨大代價之後的一個結果」，這個評價是比較中肯的。

就雍正即位來說，不管他的繼位是不是符合康熙的本意，單就他艱難上台的歷程和上台後受到的種種猜忌，以及給他帶來的諸多困擾和挑戰看，要是康熙能留下親筆書寫立雍正為嗣的確鑿證據，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為了避免重蹈康熙的覆轍，亦為了防備不虞之需，雍正經過將近一年的艱難摸索，總算破解了困擾許久的難題，他在總結中國歷史上的立儲制度經驗得失的基礎上，發明了秘密立儲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雖為秘密立儲，卻又鄭重其事地舉行了立儲大典，並把建儲密旨存放的地點向大臣公開。雍正此舉可謂用心良苦，如果他本人突然發生意外，秘密建儲的最後一步即他與暗定皇嗣之間皇權的交接，便可以在早己確知密旨存放處的全體朝臣監督下，繼續完成，從而使凱覷皇位者無任何可乘之機。

從後來乾隆順利登位的實踐看，他的秘密立儲是很成功的。這是對中國古代建儲制度的改革與創新，其關鍵在於取消儲權，杜絕了皇權與儲權的矛盾及儲位之爭。實踐證明，這一制度很好地處理了君權和儲權、儲君和普通皇子之間的關係，對於穩定政局，鞏固統治，實現皇位的順利交接都大有裨益。

不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雍正創建這個制度一定非得要成為一代家法，嚴令子孫執行，只是他兒子接續其父這一制度後才成為了有清一代的定製。乾隆四十三年的上諭指出「不可不立儲，而尤不可顯立儲，最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孫所當遵守而弗變者。」

至此，秘密立儲制度才成為有清一代的家法規制。可見，康熙晚年的儲位之爭對雍正傷害之深，他只是為了避免自己的悲劇發生在自已的兒子身上，保證皇位的順利傳承，才不得以行秘密立儲之法，那時他還並沒有深思熟慮到一定要規章定製的程度。

三、總結

歷來對雍正帝「矯詔篡位」之說的爭議從未停止。所以作者在這裡不能更不敢妄言此事之真假。但擺在眾人面前的一個事實是：無論如何，他上位了。

即使他「矯詔篡位」，可我敢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還沒有這樣一位帝王，在位僅僅十三年，便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其收到的成效與缺點都相當突出與鮮明。

雍正帝的成就第一在於通過清除朋黨，加強皇權，有效遏制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再不會出現如康熙朝那般，所謂的「大爺黨」「四爺黨」「八爺黨」等等，在雍正帝手中形成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政治局面。

第二，雍正帝大力整治吏治，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第三，施行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稅等政策有效結束了康熙時期財政的混亂狀況，國庫逐漸豐盈。

第四，進一步統一穩定了西北邊疆，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

此外，雍正帝注重發展生產，興修水利，促進了民生的發展。

雖後世對雍正「篡位」眾說紛紜，但均對他給予了不俗的評價：有膽略，有氣魄，有帝王資質，對於政治有敏銳的覺察力，能夠迅速做出符合實際的決策。在其手中，軍機處、火耗歸公，解除賤民等等多為清朝首創，這為康乾盛世之美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正如上面所說，雍正帝的缺點也很突出。尤其是文化方面，他大興文字獄，一味的加強思想控制。此外他還派出「特務」監控大臣，濫殺無辜，導致統治集團內部人人自危，民間多出現緊張與不滿的情緒。

是啊，皇帝也是人，人就擁有著複雜的多面性。總的來看，雍正帝能稱得上古代傑出的帝王之一，但是其為人、性格、處事等方面的弱點不僅影響到他的家庭，更影響到他的治國，使他晚年處於痛苦之中，甚至讓他死後都承擔著罵名。雍正帝看似輝煌的君王生涯中，也帶著幾分悲劇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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