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在山東濰縣張莊村的一個貧農家庭。
1916年，全家逃荒到東北四平，後積極投身於紅色學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關內，就讀於清華大學經濟系。
1932年1月，已經深受中共愛國主義宣傳的李正文毅然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很快擔任了北平左聯執委會理論部部長、社聯（社會主義科學家聯盟）執委兼研究部部長，筆名岳光。
1933年8月，李正文加入中共。此時中共的活動產生了盲動主義，飛行集會、遊行示威，公開宣傳等，不少人員開始暴露在國民黨軍警特機構眼中。
彼時，國民黨北平當局幾乎出動了河北省黨部、北平警察局、憲兵三團等全部軍、警、憲、特力量，捕獲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員。經過緊張的偵審後，北平特科（北方特科）成員李光偉、劉子奇、楊青林、陳紅、袁國振、沈一平、魯克明等人被押解到南京。楊青林（烈士）、劉子奇（烈士）被殺害於南京雨花台。
由此，北平的環境極度惡化，為保護留下的火種，和北平特科並無工作交叉關係的李正文經中共情報人員（國際情工）劉逸樵、（國際情工）肖項平介紹，派往蘇聯學習。
1935年1月，李正文至莫斯科，由蘇聯阿基莫夫少將（北伐時曾來華擔任過軍事顧問）安排到莫斯科郊區的赫姆基無線電學校的情報工作研究班，他有了蘇聯名字-瓦夏。學習內容為：
俄語、英語、馬列主義理論，照相、無線電收發和修理、電報密碼的規律，情報工作的組織、內容和方法，逃避敵人追蹤的技術，以及識別日本的軍種、兵種和使用各種武器的知識。
1936年上半年，李正文以優異的全科成績結業。
1936年夏，誰也想不到的是，當李正文原以為可以回國報效祖國的時候，他的厄運開始了。首先被調到了莫斯科郊區的馬拉霍夫卡，繼續在特別政治訓練班（這是一個很著名的在莫斯科郊區，國際人員管理區）學習。中共情報保衛歷史上「第一女諜」，曾是中央特科成員，上海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任諜報組長的吳先清（女，烈士）也在此時被調到此。
而此時，蘇聯開始了血腥的肅反擴大化時期（大清洗時代）。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在蘇各國人員。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與同被構陷的吳先清等人一起被送進關押重犯的魯別克監獄。
1938年4月，蘇聯法院特別會議判他為「日本偵探嫌疑犯」，刑期5年。從布德里斯克監獄到靠近北極圈的齊必由勞改營，這個勞改營處在西伯利亞的最北端，自然環境十分惡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凍，最冷時可達攝氏零下50度以上。他們每天都要從事10小時以上的重體力勞動，每人都有勞動定額，口糧麵包是按完成定額多少來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給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額一半以下的，給400至500克，完成百分之百定額的給800至1000克，菜和湯也按定額分配。勞改營從不給犯人發衣服、帽子、鞋襪等必需品，更不用說日用品了，逼著你拚命勞動掙錢來自己解決。很多人都穿著縫了又縫、補了又補、難以蔽體的破爛衣服。李正文體弱力氣小，又不善於干力氣活，累得要死也完不成定額，當然也就經常挨餓。如果不是得到難友姚艮（建國後，任公安部高級幹部）的全力幫助，也必死無疑。一年多的時間裡，李正文寫了60多封信寄給史達林。他利用精通俄語和理論的優勢，故意在信中引用史達林說過的話：「托洛斯基認賊作父，糊塗蛋認友為敵（這句是他加的），只有布爾什維克才能分清敵友！」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反。他的執著終於有了結果。
1939年9月，蘇聯當局正式宣布撤銷對李正文的原判，無罪釋放。
1940年5月，李正文出獄後被遣返回國。
1941年元旦，他終於到達了重慶。他極度渴望回到中共工作，最終他還是服從了組織（共產國際和重慶八辦一致要求）安排，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的情報員，接受閻寶航領導，掩護身份為黃炎培先生主持的重慶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顧問。
1941年6月中旬，閻寶航從於右任、孫科那裡獲得德國將於6月22日進攻蘇聯的重要情報後，立刻親手交給李正文，李正文立即報告了周恩來同志，同時奉命立即轉交蘇聯駐華武官羅申。這個關係到蘇聯和世界前途命運的情報，通過中共中央直接送到史達林的手中。
1941年7月，李正文被派往上海，先飛經香港，完成了香港文化供應社上海分店經理的第一個身份掩護，坐船進入日軍已經全面占領下的上海，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在上海的情報工作。彼時，其任務就是專門為共產國際負責收集寧滬杭地區日偽的軍政情報。上線領導為尼克萊.伊萬諾維奇，一個幹練的蘇聯特工。
伊萬諾維奇規定每月五號、十五號、二十五號是接頭的日子，晚上7點在法租界某條馬路上會面。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再約。並且一再強調了工作紀律：「這裡情況十分複雜，日本、國民黨、汪偽政權及各大國勢力都在互相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謹慎，避免暴露。不可以看進步報刊，特別是蘇聯社會科學書籍；不要搞武器、財物，更不要策動偽軍起義；尤其不允許同其他組織發生橫的聯繫。」
李正文從此開始了「刀尖上的舞者」生涯。發展了裘維琳-嵇顯庭（周佛海大舅子，汪偽高層協調會議秘書科長）情報線。當時，根據紀律，李正文不允許和中共地方組織和武裝力量有任何橫向聯繫。但很多對於中共和新四軍關係重大的情報，李正文還是自我決定違反禁令，千方百計找到了新四軍秘密交通點，將情報寄到某縣糧站，及時傳遞給新四軍領導。新四軍領導人陳毅曾就此多次表揚了李正文。
李正文還以高級知識分子身份成為了汪精衛參謀長唐莽家裡的座上客，從唐莽和其他敵偽上層人物的談話中，不斷篩選出有用的情報。
另外，還發展了日本人德田恆夫，中央稅警總隊副隊長李次白（隊長是周佛海），顧祝同的駐滬專員張大同等人，或者向他提供日偽方面和國民黨的重要政治、軍事情報，或者準備率部投誠。
1945年初，共產國際已經宣布結束近兩年了。李正文派妻子陳蕙瑛代表他秘密趕赴蘇北華中局所在地，見到了城工部部長劉長勝。陳蕙瑛將李正文的歷史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以及相關的有關情況，向劉長勝做了詳細匯報，希望組織上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共內部系統來。華中局領導研究後，同意了李正文的請求。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張執一代表組織來上海接上了李正文的關係。此時蘇共情報組織的尼克萊也已被蘇聯召回國內，李正文就此回歸，成為了依舊在上海活動的中共高級情工人員。
張執一，中共上海隱蔽組織領導人之一，日寇投降後，他曾奉命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起義計劃取消後，他和沙文漢一起負責中共在上海地區的文教宣傳和統戰工作，和工商界上層人士、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建立密切聯繫。
1945年10月起，李正文在張執一領導下並協助張開展統戰工作，和上海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廣泛交往。應黃炎培先生之邀，他擔任了民建總會的副秘書長，經常參加他們的會議和活動，他還參加陳叔通老人主持的民主工商界的聯誼會，結識了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
1946年8月，以張志讓、沈體蘭為核心，成立了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很快發展到80餘人，包括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圖南、鄭振鐸、葉聖陶、翦伯贊、杜國庠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李正文參加了「大教聯」組織，
在張志讓的支持下，李正文成為了七人幹事會成員，分管組織工作，並成為中共「開闢第二戰場、發展第二條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8年秋天起，全國內戰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解放軍已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國民黨中的許多軍政人員感到大勢已去，紛紛尋找出路。為適應這一形勢，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張執一為書記的策反工作委員會，李正文、王錫珍（陳約珥）、田雲樵三人為委員，分別對國民黨軍政各界展開秘密活動。李正文從此時起已完全轉入地下，不再進行公開活動。
1948年10月，李奉調去香港培訓，作接受上海的準備工作，張執一也在那裡。
1948年11月中，張告訴李：「中央通知我們，要邀請上海32位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儘快去解放區參加新政協。這也是對他們採取的一項保護措施，以免遭受國民黨迫害。上海局決定派你回上海代表中央去邀請他們。」張隨即把這32人的名單交給李正文。其中有張志讓、葉聖陶、馬寅初、陳叔通、周建人、盛丕華、鄭振鐸、包達三、張炯伯、許廣平、沈體蘭、周予同、鄭太朴、盧於道、儲安平、王芸生、傅秉然、宋雲彬等。當時這些人在愛國有罪的國統區上海，已程度不同地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隨時有被捕的危險。馬寅初、鄭太朴早已躲藏起來，葉聖陶等許多人也已不在家中居住。因此必須十分小心地協助他們離開上海，稍有不慎，被國民黨反動當局察覺，將會給他們招來殺身之禍。
為了完成這一重大任務，李正文臨行前作了充分準備，他裝成一個「高等華人」，從香港到達上海後，把名單藏匿在一個安全處，就開始按照心裡背熟的人名一個一個地拜訪。
最後的結果是，32人中除有一人因事不能脫身而未能應邀前去外，其他人或坐船或乘車都先後安全進入解放區。其中，馬寅初因目標太大，李正文請海關的地下黨員孫恩元同志護送他經海關通道也平安地到達了香港。遺憾的是，鄭太朴因帶病遠行，在香港下船時不慎摔倒，搶救無效，不幸逝世。
《大公報》是當時在國統區發行量最大的一份非官方報紙，在廣大讀者中有重要影響。李正文通過該報記者李純青（中共地工）對該報的總負責人王芸生作過多次爭取工作，最後終於解除了王芸生多年積累的對共產黨的疑慮，成功說服他願意接受中共領導。
1948年深秋某晚，李正文作為上海中共隱蔽組織的代表，在李純青陪同下，和王芸生正式晤談，王表示，上海《大公報》決不隨同蔣介石遷往台灣，所有人員全部留下，並正式宣布，從現在起，港滬兩地的《大公報》都接受中共領導。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命令復旦大學遷往台灣，陳立夫親自動員當時的校長章益。張志讓立即找李正文商量，李要張說服章益，絕不能接受去台灣的命令，最後終於說服了章益，章毅然拒絕了國民黨的撤退命令，把復旦大學完整地留在上海交給了新中國。
李正文這次返滬執行任務期間，還根據張執一的指示，到南京國民黨海軍部去會見了海軍部辦公廳少將主任金聲。金聲是一位愛國將領，堅決反對內戰，革命熱情很高。他和宦鄉是好朋友。半年多以前，金聲就要宦鄉為他溝通中共方面的關係，宦鄉在香港見到張執一時談起此事，張就要李正文代表中共去南京會見金聲。並請宦鄉將此事通知金聲，告知了接頭暗語。
金聲將桂永清上校機要秘書遊俠叫來介紹給李，說遊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參加革命，苦於找不到關係，他對海軍部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可說是一部活字典，海軍的機要都掌握在他手裡。
金聲和遊俠同李正文聯繫上後的幾個月內，兩人就經常帶著有關的重要情報，從南京到上海在約定地點和李見面，這些情報都經由他們兩人作過精心整理和分析，詳細而具體地把蔣介石整個海軍的行動計劃和作戰部署，特別是沿海和沿長江的布防計劃，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備情況，還有海軍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種，如陸軍、空軍的調動計劃和作戰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還用地圖和圖解形式標出來。這些情報立即由上海組織派人送往蘇北解放軍指揮部。張執一對李正文說：「他們這些情報非常寶貴，是萬兩黃金也買不到的，特別是他們提供的蔣軍沿長江的炮台位置和兵力、火力部署情報，對解放軍渡江作戰的勝利將起到極大作用」。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以段伯宇（中共地工人員）為核心的一批準備反蔣起義的國民党進步將領發生工作聯繫。
段伯宇，時任蔣介石總統府軍務局少將高級參謀。1938年加入中共，後失去組織關係。1942年考入了國民黨的陸軍大學，在該校結識並團結了一批具有強烈愛國思想的進步同學，經常在一起秘密討論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他們結業後先後分配到了國防部和其他軍事機關，都握有一定的軍權，彼此仍保持著密切聯繫，到1948年，他們在段伯宇的引導和倡議下，一致同意尋找中共領導決定棄暗投明，倒戈起義。段通過他的表弟中共黨員溫尚煜聯繫到黨的關係，張執一決定派李正文和他們聯繫。
可以說，從抗日戰爭到解放後，李正文老前輩披肝瀝膽，出沒在隱蔽戰線生死線上，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和中國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世功勳。
解放後，其擔任了復旦大學首任黨委書記一職。
1995年11月1日，北京。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內，隆重的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酒會。
時任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酒詞，高度評價了這場拯救世界和人類的正義之戰。還鄭重宣布受總統葉爾欽的委託，授予閻寶航和他在抗戰期間領導的隱蔽戰線情工閻明詩、李正文同志「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獎章，表彰他們為國際反法西斯鬥爭所作的傑出貢獻。場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閻寶航的子女閻明復、閻大新扶著一位耄耋老人，接受了這份國際隱蔽戰線的世紀殊榮。這位老人，就是李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