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大好河山，望各位朋友珍重自身，堅信瘟疫終會過去，春天即將來臨。

「瘟」在《辭源》中解釋為：「疫病，人或牲畜家禽所生的急性傳染病。」

瘟疫在古代又稱「疫癘」或「天行」，是指具有強烈傳染性並能引起流行的一類急性傳染病；

現代醫學中的天花、鼠疫、禽流感、SARS以及最近橫行南北的新冠病毒均屬瘟疫。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與瘟疫的戰爭從未停歇。

在無現代醫學科技支持的古代社會，瘟疫如洪水猛獸駭人聽聞，所過之處屍橫遍野，但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總能一次次戰勝疫情，使民族得以賡續、繁盛。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為大家分享了有關宋代風物與生活的文章，今天我們就來談談宋人是如何應對瘟疫的。

宋代瘟疫是如何爆發的？

瘟疫被宋人稱為疫、疾疫、疾癘、大疫等，一般統稱為疫病。據宋代歷史、醫學、方誌等文獻史料記載，宋朝曾發生過200餘起傳染性較強的疫病。

按《太平聖惠方》《神醫普救方》等宋代官修醫學方書中對疫病的分類，其主要包括疾疫、傷寒病、時氣病、痢疾、麻疹、痄腮病、黃腫病，以及廣泛流行於南方地區的瘴疫等。

引發瘟疫的原因不一而足，但無外乎天災與人禍，即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

• 大荒之後必有大疫

明代醫學家張景岳（1563-1640）所著《景岳全書》卷一三《瘟疫·論證》中道：「大荒之後必有大疫。」即是說嚴重的自然災害過後，瘟疫便接踵而至。

災荒往往導致環境失衡及人口牲畜集中死亡，而惡劣的環境與屍體的暴露極易引發瘟疫；

且災後人們往往食不果腹、身體素質低下易感，災民大範圍遷徙又會加速疫情擴散。

宋代瘟疫中由自然災害導致的疫病所占比例較大，文獻中則直接用旱疫、水疫、震疫、飢疫等命名此類疫情。

神宗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路（今河北省正定縣轄區）、京東路（今山東省青州市轄區）發生水災，隨即大飢；民間出現鬻兒女、人相食的慘狀，加之地方政府救災措施不當，導致大規模疫病爆發。

「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

——蘇軾《富鄭公神道碑》

• 戰亂頻仍滋生疫病

此外，戰亂頻繁是造成疫病流行的主要社會因素。戰爭造成的人員傷亡、人口流動及因糧食短缺引發的飢餓，都為疫病的形成與傳播提供了溫床。

我們常說宋代是令後世無限嚮往的時代，文化絢爛、科技發達、經濟興盛、庶民安樂，但宋朝的羸弱外交卻是無法抹去的傷痛。

兩宋前後三百餘年，與遼、夏、金、蒙之間發生數次戰爭，致使軍中與邊境地區疫病流行次數遠超前代。

其中，兩宋之交的一場兇惡疫病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滅。

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攻宋，包圍開封長達數月。翌年春，開封發生大疫，軍民死病將半，甚至許多金兵也感染身亡 。

《宋史》中載：「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

這次瘟疫究竟是何種傳染病不得而知，但依據發病時令和死亡人數推測可能為斑疹傷寒或鼠疫之類的疫病。

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有明確記載的是明朝末年由山西殃及北京的鼠疫，19世紀末雲南、香港地區鼠疫以及伍連德成功抵抗的東北大鼠疫。

值得一提的是，在1910-1911年東北大鼠疫中，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堅持認為這次鼠疫的傳播途徑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呼吸道傳染的，屬於肺鼠疫；

在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通過切斷傳染途徑（哈爾濱封城）、找出傳染源（野生土撥鼠）、焚滅感染源（患者遺體）成功控制疫情。

他發明了全世界最早的醫用棉口罩，在當時被稱為「伍式口罩」，時至今日，口罩仍是傳染病爆發時的必不可少的保命神器。

• 病從口入引發瘟疫

除了戰爭，人類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也會引發疫病，這種現象在宋代體現得愈發突出。

如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兩浙東路寧海縣（今浙江江寧海轄區）發作的疫病是由於當地人食用海鰍（露脊鯨）所致。

編纂於南宋時期的台州總志《嘉定赤城志》中記載了此事（南宋時台州隸屬兩浙東路）：「……識者呼為海鰍，爭斧其肉，煎為油，以其脊骨作臼，自是海濱人多患疫焉。」

誰能料到，數百年後人們還是會因貪戀口腹之慾付出慘痛代價。

如今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2003年SARS的冠狀病毒（SARSr-CoV）均來自其自然宿主——蝙蝠，而為SARS病毒背鍋多年的果子狸則是中間宿主。

甚至目前使人們談之色變的愛滋病，最初也是由非洲人捕食野生猴子而感染HIV病毒，最終傳播到全世界，時至今日全世界已有數千萬人感染愛滋病。

許多病原體已與它們的自然宿主和諧共生了數萬年乃至數百萬年，人類若不侵襲它們的領地、不將其變為饕餮之餐，傳染病就不會發生。

宋朝如何防治瘟疫？

瘟疫嚴重危害宋人的生命健康，對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增長、軍事戰爭乃至國家秩序都造成嚴重影響，甚至改變戰爭進程。

因此，宋朝政府與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瘟疫救療，官員、醫學家、民眾和宗教人士等各方力量聯合抗疫，形成了政府為主、社會為輔的疫病防治體系，並取得顯著成效。

• 政府的救災舉措

宋代政府在疫情防治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一旦疫情發生，便啟動醫學、經濟與政治措施多管齊下，並對社會民眾的救療行為予以規範與指導。

宋朝在醫學事業上全面進步，著作頗豐，僅《宋史·藝文志》中就輯錄醫書達500餘種，以針灸學、法醫學、婦科學等領域成就最高。

宋政府也十分重視醫學方書的編纂，將《太平聖惠方》《神醫普救方》《簡要濟眾方》等官修醫學方書引入疫病救治，嚴令按方書配藥，不僅有效遏制疫情，而且促進了中成藥的發展。

疫病發生時，宋政府常常命令翰林醫官院、太醫局、御藥院等機構派遣良醫親赴疫區巡視，根據病症配藥賜予疫民，費用多由政府無償撥付。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京城大疫，宋仁宗曾下令將一直供帝王享用的罕見通天犀角打碎，和於藥中賜給疫民，用以治療溫熱病。宋仁宗在大疫中拿出珍貴犀角救治百姓，歷來深得史家讚譽。

除了配方賜藥，宋代政府還在阻斷傳染途徑上下了功夫。《太平聖惠方》中明確規定：「一歲之中，病無少長皆相似者，即須迴避，將息飯食之間，不得傳吃，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有此相染」。

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春，兩浙路吳越一帶發生旱疫，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曾寫《越州趙公救災記》一文記述當時境況，以及越州知州趙抃為平弭災難採取的措施。

趙抃在抗疫中下令建立「病坊」，專門收留治療患病之人，以達到隔離病患、防止傳染的目的。

「明年（1176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此外，救治無效死亡的患者屍體如若不及時掩埋處理，也極易傳播病毒。於是宋朝政府在疫情過後，必責令地方官員或招募寺廟僧人處理屍體，以防止疾病二次生成傳播；與此同時也穩定了民心，進一步宣揚了儒家仁政教化。

• 醫學家的防疫之術

在宋代抗疫鬥爭中，不管是受官方指派、還是民間自發，醫者總是沖在前線、救療病患。

疫病發生後，他們發放藥物、診治病人，同時在民間公布藥方、向百姓傳播醫學知識。在救療實踐基礎上，醫學家們又將行醫經驗撰入醫書，簡化、精選各家名方，使其更容易被大眾接受、產生良好療效。

宋代醫學家們還十分注重防疫的重要性，為民眾提供了許多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法，奉行《黃帝內經》中「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

如被譽為「北宋醫王」的龐安時所著《傷寒總病論》，其內容有不少逾越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而獨自發揮之處。書中也介紹了多種防疫藥物，有屠蘇酒、辟溫粉、千敷散、殺鬼丸等，均被普通民眾接受並使用，除夕夜飲屠蘇更成為宋人的重要年俗。

• 僧道與百姓的抗疫

大宋朝的抗疫工作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完整體系，宗教人士和普通民眾也積極參與其中。

宋代僧道多精通醫術、熟悉藥草，他們從宗教教義出發，本著普度眾生的初衷，積極應對瘟疫並參與救治，他們施捨藥粥、散布草藥、收留患者、掩埋屍體、超度亡靈，為抗疫作出重要貢獻。

尋常細民多對駭人聽聞的瘟疫十分恐懼，民間廣泛存在著「信巫不信醫」的現象，人們遇到疫病，首先想到的是鬼神與巫術而非求醫問藥，這就使得地方巫術勢力異常猖獗，不知多少性命葬送於此。

但在宋朝政府與醫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大部分民眾對疫病的態度與認識發生轉變，開始自覺運用藥學知識防治疫病，這是宋代之前較為罕見的現象。

總的來說，宋代對瘟疫的防治是卓有成效的，不僅形成全方位體系、社會多方力量應對瘟疫，而且醫學家防治並進、對症施藥，留下許多良方與著作，對後世中醫學的發展甚至現代醫學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在古代，由於技術限制，人們尚未發現瘟疫的本質，直到19世紀法國人巴斯德開創微生物學，現代醫學將傳染病定義為由病原微生物（病毒、立克次體、細菌、螺旋體等）感染人體後產生的有傳染性的疾病。

隨著醫學的發展，人們找出了致病的細菌與病毒，並發現了抗生素、疫苗、人工抗體等應對措施，使得傳染病的防治取得突破性進展，人類戰勝更多傳染病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