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樹
2020開年的疫情，對剛從「寒冬」中恢復些許的影視行業來說，無疑又是一次突然襲擊。影片下檔，劇組停擺，項目中止，一場疫情讓本該熱鬧的新春佳節陷入了停滯。
2月10日，停工兩周的橫店影視城發布通知，將從2月13日起，逐步恢復影視城內的拍攝工作，但劇組想要復工，先要提申請，還得經過層層審批。行業的齒輪何時能重新轉動，仍舊是個未知數。
「抗疫」成為了如今大多數從業者生活工作的中心。疫情之下，電話會議，遠程商討，成為了大部分導演「開工」後的現狀。
只是，劇本商討會動輒二三十人，現有的科技手段能不能實現線上的「頭腦風暴」，也還很難說。剛回京的《明月照我心》的導演李陽，便面臨著這個問題。「不說以後，就現在『怎麼開會』這件事，就還沒決定好。」
在宜昌的導演龔朝暉，通過郵件與編劇團隊進行劇本修改；導演林楠也經常會在漫長的電話會議中花掉一整個下午。
1月20號從上海回到北京後，導演傅東育時時「牽掛」著已經駐紮在外景地的美術團隊，通過電話和視頻，在一小方螢幕上，反覆地考量著新戲的取景。
「這和面對面交流真的不一樣。」傅東育道，「而且很多外景地，我也需要自己去再確認和選擇一次。」
生活，工作，創作，交流……疫情的影響滲入方方面面，從微觀到宏觀，從個人心態到制度規範，都是讓人措手不及的考驗。在第一個「14天」的關鍵階段過去後，我們與幾位導演，聊了聊他們的「抗疫」經歷。
李陽：未來會發生什麼沒人知道
但事情還是要做的
2月11日凌晨，李陽和家人一起，從泰國回到了北京。
雖然初衷是去度假，但剛到泰國不久，國內便傳來了疫情爆發的新聞。李陽有位演員朋友，親戚是武漢的醫生，看見其在朋友圈裡的求助，李陽加入了為武漢醫生籌集物資的行列中。
她加入了一個有500人的群，群里的人來自各行各業，彼此互不相識，都各自通過自己的渠道購買醫療物資，在群里集中信息，運送到武漢，或者在群里發起募捐。
「醫療物資很難找。」李陽道，「商家手裡沒有存貨，還會買到假的。」據李陽介紹，民間募集的物資送到醫院前，會有一個專門的，十分複雜的鑑定，有時他們籌集了很多東西，卻不符合要求。
這讓李陽感覺到個人力量的渺小。「你心有餘而力不足，一開始想著盡力去做，到後來，就都變成了不要給大家添麻煩的心態。」
這種「渺小」的感覺跟隨著她直到回國。回到她熟悉的行業，開始推進手頭的工作，李陽面對的也是一片未知。
2003年「SARS」時期，李陽還在空政電視藝術中心，對她個人來說，當年的感受遠沒有如今強烈。「疫情的影響肯定還會有，會越來越多，也會出現你現在預想不到的情況。」
李陽
比如，演員的檔期。在拍劇的停工，必然導致演員檔期會出現延遲，如何處理合同上約定的檔期是首先要面對的問題。而如果有幾部戲都跟同一位演員合作，一部劇的延遲必然影響到下一部。可以說，整個行業里每一個環節上出現的問題，都有可能成為蝴蝶扇動的那隻翅膀。
當過製作人的李陽，總會習慣性地去預想未來會出現的每一種狀況，「我很不願意我的工作狀態是一個坐等的狀況。」李陽道，「未來要面臨的問題怎麼可能不想，我們只是內心希望，影響越小越好。」
但對於個體的影視創作者來說，事情似乎已經超出了所能控制的範圍。在李陽看來，影視行業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將從業者團結起來的機制。或許有些類似美國的工會和學會，能夠讓從業者在面對突發的事件時，具有可以抵禦的能力。
「也許這也是一個契機。」李陽笑道，「我也有這個希望。」
在2月7日，李陽的公司收到了來自上海市廣播電視局的一份緊急通知，讓各家公司統計疫情發生以來的損失情況，包括項目支出的成本，受影響的項目數量，停機的、預開機的數量，都可以填寫在附件的表格中。
「我們還挺幸運，處在劇本籌備期，業務上相對還好。」李陽道。
目前，相關機構是否會有動作還不明確，李陽也已經做好了自我調整的準備。比如進行項目的開發、將可以前置的工作提前完成，以縮短項目整體的籌備期。也可以將本來要分階段進行的工作，改為一個階段批量完成，進行儲備。
「對不可預知的東西，人總是恐慌的。但就算在這種心理狀況下，事情也還是要做。一切也總有結束的一天。」李陽道。
龔朝暉：你不能說這個事情好，但也有收穫
期待著一場盛大的團圓飯， 前不久才結束了《心靈法醫》宣傳工作的導演龔朝暉從北京踏上了回湖北宜昌老家的旅程。然而，幾乎在突然之間，湖北封省，宜昌的道路也接連封閉。至今，龔朝暉一直和自己90歲的老父親在一起。「老爺子現在在家寫回憶錄，然後每天，都在督促我要按時睡覺。」
龔朝暉
和父親幾十天來的朝夕相處，是龔朝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過的體驗。兩代人的生活習慣總會有不一樣，有時兒子不願讓父親管，有時父親看不慣兒子。換做平常，兩人可以分開住，但如今連門都不能出，父子之間便不得不進行自我調整。
身在疫情最嚴重的區域，龔朝暉的這個年過得並不算輕鬆，親戚們為了團圓都回了武漢，如今，各家每天都會電話聯繫，互通情況。
為了拍攝《挺住，武漢》的公益短片，龔朝暉專門開車去了一趟江邊，用手機拍攝了一段自己唱歌的視頻。那是葛洲壩建成以後，長江流經宜昌，形成的一片水面平緩的地方。在當年龔朝暉準備到北京求學之前，一群宜昌的年輕人，便是在這裡留下了對於人生和未來的無限暢想。
或許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情況下，看著眼前從兒時起就十分熟悉的景象，也讓他產生了新的感觸。在通話中，這位導演回憶起了許多年輕時的往事。比如他16歲時曾經工作過的陶瓷廠，雖然已經倒閉，但父親卻在家裡找出了他當年製作的作品；比如好久沒練的吉他，以及年輕的時候想當一個音樂人的願望。
還有父親書柜上原來他偷著看的《水滸傳》，看不太懂的《紅樓夢》，母親生前愛看的《福爾摩斯探案集》《莎士比亞》。
甚至是宜昌的方言，也讓龔朝暉聽出了新的韻律。 「尤其離家遠了，再回頭聽有的時候都像聽外地的口音，從裡面能產生旋律。」
生活的點滴在緩慢的節奏中，被不斷地放大，而對於一個影視創作者來說，這些都是素材的積累。
除了對過去的回溯，當下的生活更是如此。如今，龔朝暉所在的區域統一規定，兩天可以出一次門，購買生活用品。而在樓下守門的，是一個四川的小伙子。小伙子的妻子是宜昌的環衛工人，過年無休，他便一直留在宜昌，隨即被招募來做看門的人。
對於龔朝暉來說，他試圖從一個更積極的方面來看待如今身處的環境。「你不能說這個事情好，但是從讓人安靜下來這個角度看，對於個人的成長和學習，都是有幫助的。」
林楠：減少一些毫無誠意的生產數量
我覺得不是件壞事
在元宵節當天，導演林楠在朋友圈發了一段小文：「哪怕只有最後的一絲微光，亦心無掛礙，無有恐懼。待春暖花開，見山河依舊，見愛也依舊。祝上元安康，心有陽光。」
疫情造成了項目的停止和延期，這卻似乎並沒有讓林楠太焦慮，反而，曾經那種言必稱「項目」，生活里全是「項目」的狀態，並不是他喜歡的。
「沒有生活哪有作品。「林楠道。
一下子多出來許多時間，除了陪伴家人，讀書，看電影，讀劇本，捐款捐物以外，林楠開始認真地給自己桌上的小擺件拍照，然後發到自己的朋友圈裡。這些照片或是一盤水仙綠意盎然；或是光影交錯中，安放的一個木刻小葫蘆。
與大環境中普遍的慌亂相比，林楠反而像是在尋找一種從容，無論是對於自己正在進行的項目，還是放眼於整個行業。
「最大的影響不是產量。減少一些毫無誠意的生產數量我覺得不是壞事。」林楠道，「反正那些片子觀眾也沒機會看到。反而是內容，應該會有一些變動。」
比如基層的工作人員，醫院裡剪了短髮的95後護士，社交媒體上的新聞片段屢屢讓林楠控制不住自己，潸然淚下。而這些人物和新聞故事，對於未來的影視作品來說，會是十分豐富的選材。
「之前幾年影視作品中有分量的現實題材相對少，而且多聚集在生活瑣事中。但現在這些讓人淚目，讓人堅強，讓人充滿希望的故事，會在之後的影視作品中表現很多。」他強調道，「起碼，我要做這樣的故事。」
林楠
林楠是樂觀的。「有人說這次疫情讓影視寒冬變得更寒，不寒哪能是冬？寒來暑往，秋收冬藏。能淡然面對四季的才是茁壯的生命。影視如是，疫情也如是。總會春回大地。」
傅東育：比平常人更誠實地去面對災難
這也是我們的本分
原定2月下旬要在雲南開機拍攝新戲的傅東育，要比處在劇本籌備期的同行們更為忙碌。不知何時才能帶著團隊到拍攝地與前期部隊匯合的急切，也時不時流露在他的話語之中。
「現在也只能等。」傅東育道，「這是個你無力控制，也改變不了的事情。」
然而，與許多導演一樣，傅東育同樣也將這次疫情，視作一個行業的冷靜期。「寒冬當中又出現這一遭，的確會有一批公司要死掉。但你稍微積極一點看，是不是能活著的，趁這個時間，它的準備期也能更長一點。」
傅東育
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一個沉澱的機會，對作品和行業氛圍來說，都不是一件壞事。而一個大的災難過去之後，也往往是優秀文藝作品出現的時期。
正如在對文藝復興的研究中，許多學者普遍認為，1438年開始肆虐的黑死病，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歐洲文藝復興與思想解放的進程，讓這一時代延續了三個世紀，創作出了無數傳世之作。
同樣，2020年開春的這一場禍事，早已不僅是關於治療病症的問題，更多地在牽動著社會的情緒和思維。在物質的基本滿足之外，越來越多的人也在追求在管理體制、道德觀念、社會價值上，達到更高的標準。
「人性的光芒，人性的醜陋，可寫的有多少！」傅東育表示。「你每天現在看到這些消息，你能有多少創作，只要你有心。「
思考，傅東育將其視為藝術工作者應有的責任感。不光是在疫情過後歡呼雀躍。「如果那麼簡單粗暴，那真的太廉價了，我們所有人付出的代價，也都太廉價了。」
2007年，傅東育執導過一部醫療劇《醫者仁心》。當時，這部劇作更多在討論醫療制度，以及醫學生們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而站在今天的環境去看當年這部劇，傅東育的心理活動已然完全不同。
他設想了一下，經歷過疫情，如果讓他再做一部醫療劇，他會如何去把握。「我覺得這不僅僅是疾病的問題了，也不僅是我們把病魔看的有多嚴重。其實我們要檢討我們自己，身為人的所有的問題。我覺得應該可以有這樣的作品，而且需要這樣的作品。」
與疫情同時，《寄生蟲》獲得四項奧斯卡的新聞也產生了一波不小的震盪。有網友在微博上列出了二十餘條疫情期間出現的畫面，並評論道，「哪一條拍出來，想必都不比《寄生蟲》要差。」
傅東育依然不願意以一種類比的方式，來判斷疫情能否成為中國版《寄生蟲》的素材，或者在中國目前的審查環境裡，是不是能允許《寄生蟲》的出現。在他看來，《寄生蟲》是批判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勝利，而這一點，本來就是中國影人的傳統之一。
創作者對今天的批判，大多都是出自於對明天的熱愛。因此，當社會需要聽到批判的聲音時，藝術的創作也應當被給予更大的表達和討論空間。
但一切的批判都應當建立在「誠實」這一基礎上。「我們看到太多虛假的東西，這個最要命。」傅東育道，「對於一個藝術工作者來講，更需要比平常人更誠實地去面對災難。這也是我們的本分。」
或許，疫情對影視行業的影響，正是能讓越來越多的創作者意識到影視創作這個領域，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意義上的「行業」。
正如傅東育所說，「我在這裡可以有不一樣的思考，它的美麗，它的可愛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