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與困境——明朝高度膨脹的皇權背後是你想像不到的無奈

公子說歷史 發佈 2020-02-09T12:32:15+00:00

可以說,明朝能存續近三百年,朱元璋就打下了一半的基礎,而熟悉明朝歷史的人,自然也聽說過明朝皇室是信奉「祖訓」的,就比如我們最常聽聞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但其實啊,這句話只是後人的描述,並不是大明祖訓的內容,畢竟朱元璋也不可能會預料到自己的江山會有崩潰的一天,對吧!

「國史浩瀚,公子拾遺」

本期概覽


明朝,最後一個由漢人建立的多民族國家,也是最後一個奉行「華夏本位主義思想」的封建帝國。如果我們用歷史的眼光審視明朝,會發現它正處於中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變革的轉變時期,它的前期與唐、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軌跡基本相似,但是在中央集權和皇權建構上卻顯得更為精密完善。


今天我們就以縱論明朝歷史,來探究一下,明朝是如何建立起至高無上的皇權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衰滅的。


初期重建:洪武帝的「烏托邦幻想」

洪武祖制

作為大明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確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前半輩子推翻元朝,剿滅群雄;後半輩子建立大明,征戰北元。可以說,明朝能存續近三百年,朱元璋就打下了一半的基礎,而熟悉明朝歷史的人,自然也聽說過明朝皇室是信奉「祖訓」的,就比如我們最常聽聞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但其實啊,這句話只是後人的描述,並不是大明祖訓的內容,畢竟朱元璋也不可能會預料到自己的江山會有崩潰的一天,對吧!

雖說「守國門,死社稷」是杜撰的,但是明朝的發展軌跡確實是有依據可循的,這個依據就是「洪武祖制」!

什麼是「洪武祖制」?用高壽仙先生在《變與亂:光怪陸離的晚明時代》一書中的總結來說就是:這是企圖人為地重現復古小農社會,建立一個有序、穩定的封建傳統社會的一種制度

這種制度有兩大特點

一、取法唐宋,強化君權

朱元璋雖然出身貧農,但是他卻在軍旅生涯中參悟了許多歷史教訓,正如他本人所言:

「木必蠢而後風折之,體必盧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閣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

在朱元璋看來,漢朝亡於外戚、宦官之亂;而唐朝敗於藩鎮、夷狄之禍,歸根結底就是皇權不夠強大,而自宋代開始君權已有獨裁的傾向,所以明太祖在取法唐宋的基礎上,增添了許多帶有自身特色的內容,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建立一個「上下相維,小大相制」的政治體制。

二、行先聖之道,奉天而法古

所謂「先聖之道」就是指封建儒家理論,朱元璋並沒有系統地學習過何為儒家倫理,但是他依照唐宋以及唐宋之前的理想社會模型大致地描繪出了自己的構想:

「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併,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倚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在封建儒家觀念里,講究君權至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和皇權平起平坐,當然也包括法律。為此理念,明太祖不惜恢復西周、春秋之制度,建立一個以皇帝為核心,改變唐宋時宰相統轄六部的政治格局。例如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廢除中書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雖然我們從現在看來,洪武帝確實有些偏激了,但是他的這種做法卻並不是無據可依的,早在周朝時就有了天子統領六官的現象:

「成周之時,潔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窓,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奢,故治;秦用商狹,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

可見明太祖對秦制頗為不滿,原因就在於秦朝設立了宰相制度,其背後深層次的緣由就是明太祖"崇周"的政治精神理念,這成為日後明代中央機制大變動的禮法依據。當然,朱元璋的「倒行逆施」並不止這一點,在廢除中書省十年前,明太祖還恢復起藩王制度,我們知道「藩王制度」其實就是分封制,早在秦朝時就已被逐出歷史舞台了,漢代雖然想恢復,但終究還是實行的「郡國並立」,而到了明朝卻是再次「死灰復燃」:

「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膚躬率師徒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

從明太祖「天子總六官」和諸子「分鎮諸國」的建構來看,奉天法古是其基本的政制精神,從而形成了朱明王朝的祖宗之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從明朝此後的歷史發展情形來看,這一政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過於理想化的,並不能完全對明朝的政治穩定起到積極的作用,反而會威脅到中央政府的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靖難之役」。

我們總結來看,朱元璋為明朝所規定的的發展軌跡的特點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點:

一、政治上君權的高度強化,中央集權高度集中。

二、企圖人為的重構一個復古的小農狂會,而且是一個有序、穩定的傳統社會。

三、一個固化的,民眾被全方位鉗制的社會。

這三點正是「洪武祖制」的核心,它為初生的大明朝指明了發展的軌跡,但是這種近乎於僵化的社會模式也給大明朝的今後發展埋下了禍根。


中期困局:面對制約,是暴力還是消極?

明太祖本以為他精心設計的「烏托邦構想」會千秋萬代地傳承下去,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罷了,自洪武年過後,明朝就開始「跑偏了」,而「跑偏」的原因則在於文官集團的崛起宦官集團的介入

文官集團

明代文官集團是制約皇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們是制約皇權,阻止皇權違制的重要關口。而最能體現文官集團制約力的便是明朝的內閣機制,對於內閣的描述,《明史》記載的比較直白:

「地居近密,而絕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狹、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

一句話,內閣的存在其實就是宰相的存在,只不過換了個名字而已,以前有宰相可以決斷事物,現在代替宰相的是內閣,而實現決斷事物的權力便是票擬權,關於「票擬」的存在,其實已經和洪武皇帝的意圖背道而馳了。

票擬,就相當於是撰寫文書,有明一代,票擬並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和另一個制度相依存的——司禮監批紅,又叫「朱批」。內閣是文官集團掌控的,而司禮監是宦官掌控的,這種文官和宦官的相互糾持也是明代的政治特色——沒有票擬就沒法朱批,沒有朱批票擬就不能通過。這種類似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問題,倒也符合朱元璋「小大相持」的原則。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票擬權和朱批權誰更加大?要我說啊,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好回答!我們可以通過明朝內閣下放文書的流程來窺見一二:

「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文華殿,司禮監奏送,御覽過,大事親批,庶事發內閣調帖,送司禮監批行。當中批行者,聖批也,傍行批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召內閣大學去諭以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否,然後行。」

由此可見,按照明制,不經過內閣調帖,司禮監無擅自批紅的權力,否則即使司禮監擅權而為,也會遭到內閣與六科給事中的封駁,所以有明一代內閣的票擬權還是略有凌駕的,但是也有意外,這個意外暫且就先放到下文來說。

既然是制約皇權,那麼總得有制約皇權的「套路」,內閣對皇權的制約力就體現在對皇帝旨意的封駁上。萬曆二十六年,知縣樊玉衡上疏攻擊萬曆在國本之爭中的表現,因言辭激烈而惹怒萬曆,眼看大禍臨頭,但結局卻出人意料的平安無事,這是為何?原來是內閣首輔趙志皋動用了封駁之權!《明史》中說首輔趙志皋向萬曆帝說:「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正是首輔孜孜不倦的反駁,使得萬曆的旨意無法實行,最終迫使萬曆讓步,小小的知縣樊玉衡得以全身而退。

到這裡,大家就應該知道內閣以及整個文官集團對皇權的制約是用的什麼招數了吧——「封駁」,而這種封駁權力也成為了明朝中晚期言官制度誕生的推力,面對封駁制度,皇帝的詔令必須加以審核,從而降低了皇權在整個國家體系當中違法行為的可能性。

宦官集團

說是宦官其實也並不準確,真正對於皇權起到制約作用的應該叫儒化宦官。這其中就包含了兩大塊內容——儒家+宦官,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以修齊治平為己任,以道統為志向。如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明一代,較好的貫徹了儒家倫理道德,士大夫追求名節,唯道所向,不畏皇權,明臣之貞烈史所罕見。然而鮮有人知的是,明代宦官集團也多修身養德,以匡扶天下為宗旨,「勸君有道,得君行道」也是他們的政治理想。

明代宦官集團在明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而言,我並不認為其類似漢、唐宦官干政的境地,反倒是一種沒有「正經」名分的參政,這種尷尬的境地卻並不妨礙這個群體與文官群體一樣,對所謂「內聖外王」的儒家個人政治抱負有著強烈的追求:

「近時宦官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誠,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王高之雅飾,後乎此若芮景賢之安靜,皆有取焉。」

可見,從當時士大夫對於宦官集團之首的司禮監宦官的評價和看法來看,也並不似今日所謂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正是和文官同樣的雅趣和價值,使得明代宦官集團同樣具有文官集團一樣的品格,而明代政治制衡機制也給予了他們施展的舞台,因此宦官集團對於皇權的制約同樣存在,這是我們無法抹殺的事實。面對皇帝一旦肆意妄為,或者有不符合傳統儒家價值觀之處時,這個群體同樣敢於挺身而出,維護與文官集團同樣的政治價值與朝廷綱紀。

例如土木之變,明軍慘敗,明英宗被俘,代宗皇帝倉促登基,朝廷大亂,一時間到底是戰是和,或者南渡遷都,文官集團議論紛紛,反倒是宦官集團臨危不亂,穩定住大局,支持于謙等主戰派,抗戰到底,力挽狂瀾!有翰林侍讀徐埕倡議南遷,結果司禮太監金英大怒,將他痛罵一頓,並轟出宮殿,並且高聲喊道:「敢言遷者斬!」又有大太監興安,為人剛正,時于謙抗敵深受重用,有小人進讒言,興安便勸諫景泰,保護于謙,史稱:「安有廉操,且知于謙賢,力護之。或言帝任謙太過,安曰:『為國分憂如於公者,寧有二人!』」在北京保衛戰的最緊要關頭,為了穩住內廷,大太監李永昌果斷站出來,以靖康之恥的典故,刺激並勸諫皇太后,堅定明皇室抗戰到底的決心。

而作為離皇帝最近的人,內監的勸諫可以說是最為有效,最為直接的手段。萬曆時名宦輩出,最著名的莫過於嚴格管理皇帝,配合內閣張居正,開創萬曆初年盛世景象的馮保:

「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廣,其仆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居正,內外同心',翌戴沖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廢在外之相業,聖母聖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

此外,萬曆年間以司禮監為首的宦官集團也喜好抗擊皇權,繼馮保之後司禮監掌印太監張宏,為人剛正不阿,平時常以「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這句話來激勵自己。當時有小人鼓動萬曆皇帝搜刮財富,張宏屢次進諫,最終以死諫君,萬曆也為他的死而難過。

可見,有明一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法律上的許可,但是卻在實際行動上起到了制約的作用,在這種重重製約之下,喜好逸樂的皇帝無法獲得能夠滿足自己奢侈開銷的經費,不得已只能偷偷地利用態度較文官集團更為溫和、不那麼激進的宦官集團。這也就造成了一部分宦官反過來利用皇權向上攀爬的局面,與其說是宦官集團竊權,不如說是雙向利用,這和文官集團一樣,本質上都是明代皇權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而己。

同樣也和文官集團一樣,宦官集團在積極參與明代皇權政治的過程中,不僅發揮了自己應有的作用,同是也起到了監督、勸諫乃至於制約皇權違制的功能,而且因為其特殊的身份,往往是處於制約皇權的第一線上。


寫在最後的話

隨著洪武式國家權力格局的打破,雙軌中樞制度的建立,文官集團的強化,社會的轉型,重重製約與限制之下,皇權再難以推行自我的主張與決斷,皇權開始疲於應對制約機制上的重重約束,故而明代中後期政治上難有建樹。而今人批評明朝無漢唐之氣象,實質上這只是表像,反映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就是保守無為,難立事功。

萬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正是最好的證明,而處於中晚期的明朝皇權較之「洪武祖制」而言,已經是走在了相違背的道路上,但是我們坐下來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一個更加驚奇的現象——明代的皇權制約是來自於國家政治的「小大相持」,而這種「小大相持」正是太祖皇帝親自設立的,換而言之,太祖皇帝自己規劃的政治制度到頭來卻制約了自己的子孫,這不失為一種歷史的滑稽之處。

在這裡開一句玩笑話——假如明太祖在地下質問自己的子孫為何如此無為,而子孫的答案正是他自己的時候,場面會不會顯得過於尷尬了!

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