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文化
文丨余秋雨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查票很安靜，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從口袋裡取出票來。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劃一下，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終於，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因為一個「逃」字，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聽起來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發現大家都有點幸災樂禍。乘公共汽車太枯燥，人人都期待著發生一點與自己無關的事，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他拿不出票，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他憋紅了臉，慌忙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說：「你看我管著多少人，還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裡的一個銀行存摺。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把這個存摺也塞到工作人員手裡，說：「你看看這個，我還用得著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既沒有看名片，也沒有看存摺，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裡，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係。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的情景，何況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麼回應，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
這一下，整個車廂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麼冒出來了文化，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拉齣兒子來做救兵。
二十年過去，社會變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後一個概念--文化，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第一防線。
一位企業家的最大榮耀，不是財報上公布的當年業績，而是無意中聽到職工的背後議論：「我們的董事長比較有文化。」
據調查，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都是個體文化，也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裡邊才會關注，現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逃難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麼也構不成嚮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後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於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黏著；
第三，必要貯存；
第四，必要風範。
下分述之。
1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會再「扮演文化」。這個道理，一聽就明白。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憑著是否扮演，來猜測真假和深淺。
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會，《英漢大辭典》主編、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很多教授看到他來了就紛紛圍上去，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著英語。但他，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詞。因為在他看來，那次聚會，從內容到人員，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要表演英語。
還有一次，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便美詞滔滔。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受不住了，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翻譯」成平常口語，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他的年齡，使他有資格這麼做。發言者說：「今天麗日高照，惠風和暢」，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發言者說：「在場莘莘學子，一代俊彥」，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
這就構成了一種幽默效果，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發言人不僅沒有生氣，而且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說：「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一聽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誰更有文化。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誡學生，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不會扮演「當代名士」。他不會寫著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踱著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數著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翻著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他也不會扮演「歷史脊樑」。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用誹謗來展示勇敢，用瘋話來顯露風骨，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憂鬱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會扮演「文壇要人」。總是遲到，總是早退，總在抱怨，「部長又打來電話，近期有五個論壇……」邊嘆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台上。擅長於舞台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著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台下。」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
2
不再黏著
文化的一大優勢，就是宏觀。從宏觀來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暫時。因此，文化的宏觀也就成了達觀。過去鄉村裡的農民，只知埋頭種地，目光不出二三個村莊。突然有一個遊子回來，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會講話，從此村裡有事，有了他，大夥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寬，齟齬就少。這個人，就是村裡的「文化人」，或者說，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我們經常會鬧的一個誤會，是把「專業」當作了「文化」。其實，「專業」以狹小立身，「文化」以廣闊為業，「專業」以界線自守，「文化」以交融為本，兩者有著不同的方向。當然，也有一些專業行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遺憾的是，很多專業人士陷於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還為此沾沾自喜。
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嘲笑別人的聲音：「聽不懂古琴，也不知道崑曲，真是沒有文化！」我不贊成這種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塊還以為是全部，黏著自己倒也罷了，還要強制性地去黏別人，恰恰是丟失了文化的浩蕩魂魄。
這種情況，在近年來的文物收藏熱潮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文物很容易被等同於文化，結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實，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熱衷於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觀賞，便輕易過手，多不沉溺。算起來，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屬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當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後為那些文物吃盡了苦頭。我們平日經常聽到的所謂「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輕信，因為並無多少事實根據。當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記憶，因此也有一些通達之士涉足其間，例如我的朋友曹興誠先生、馬未都先生、海岩先生都是，但與他們聊天，話題總是海闊天空。他們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鷹隼偶爾留下的爪印，而鷹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飛翔。
面對這種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選擇是不計成本地脫離黏著，哪怕是肌膚受傷，名譽蒙塵，也要脫離。擺脫黏著，不管是正面的黏著還是負面的黏著，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這一點我要感謝偉大的佛陀，他關於破除一切執著而涅槃的教言，幫助人們在文化的天域中獲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3
必要貯存
要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麼，他的「必要貯存」也應該受到時間和空間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說，這些「必要貯存」已被漫長的歷史接受，也被龐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會太多，大家都應知道。
對此，我想稍稍說得實在一點。
我覺得一個人身上的文化，最好從自己的母語文化出發。對此，中國人的理由更充分，因為中華文化是人類諸多古文化中獨獨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唯一者。我們身上的「必要貯存」中如果不是以中華文化打底，連外人看來也會覺得十分奇怪。
中華文化歷時長，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隨手寫出一個簡單目錄出來作為例證，說明對於非研究人員而言，至少應該瀏覽和記誦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詩經》七、八篇，《關雎》《桃夭》《靜女》《氓》《黍離》《七月》等等；
《論語》，應該多讀一點。如要精讀，可選《學而》《為政》《里仁》《雍也》《述而》《衛靈公》等篇中的關鍵段落，最好能背誦；
《老子》，即《道德經》，總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著現代譯註通讀一遍，然後劃出重要句子，記住；
《孟子》，可選讀《梁惠王上》《盡心上》等篇；
《莊子》，讀《逍遙遊》《齊物論》《大宗師》《至樂》等篇；
《離騷》，對照著今譯，至少通讀兩遍；
《禮記》，讀其中的《禮運》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一段，要背誦；
……
唐詩，乃是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第一文化標誌，因此一般人至少應該熟讀五十首，背誦二十首。宋詞，是繼唐詩之後中國人的另一文化標誌，也應多讀能誦。按重要排序為：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幾首詞，應朗朗上口。陸遊的詩，為宋詩第一，不輸唐詩，也應選讀；
明清小說，真正的頂峰傑作只有一部，是《紅樓夢》，必讀。第二等級為《西遊記》《水滸傳》。第三等級為《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聊齋志異》。
完成以上閱讀，一年時間即可。如果尚有餘裕，可按個人需要旁及孫子、墨子、《中庸》、韓愈、柳宗元、朱熹、王陽明、《人間詞話》。當然，這個目錄中我沒有把具有文學價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內，如《心經》《六祖壇經》。
除了閱讀，「必要貯存」中也應該涉獵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國藝術，例如以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為代表的石窟藝術，以《石鼓文》《蘭亭序》《九成宮》《祭侄稿》《寒食帖》為代表的書法藝術，以張擇端、范寬、黃公望、石濤為代表的繪畫藝術，以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孔尚任為代表的戲曲藝術。涉獵的結果，要對它們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別喜愛。
對於國際間的文化，不必制定研習計劃，可以用瀟洒的態度隨機接受，只要知道等級就行。
4
必要風範
今天的社會，太少斯文之氣，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適度地自然顯現，為人們提供一種「必要風範」，倒是功德無量。那麼，這種出自文化的「必要風範」，大概包括哪些特徵呢？
我概括為四點：書卷氣，長者風，裁斷力，慈愛相。容一一道來。
1、書卷氣
身上的文化，首先顯現為書卷氣。書卷氣已經不是書卷本身，而是被書卷薰陶出來的一種氣質。大致表現為：衣貌整潔，聲音溫厚，用語乾淨，邏輯清晰。偶爾在合適的時機引用文化知識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帶過，就像是自家門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語，必須大體能懂，再作一些解釋，絕不以硬塊示人，以學問炫人。書卷氣容易被誤置為中國古代的冬烘氣、塾師氣、文牘氣，必須高度警惕，予以防範。
此外，現代的書卷氣沒有國界，不分行業，表現為一種來回穿插、往返參照的思維自由。自由度越高，參照系越多，書卷氣也就越濃。
書卷氣一濃，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貯存」中尋找自己的最愛，不諱避偏好。對於自己的語言習慣，也不妨構建幾個常用的典雅組合，讓別人能在書卷氣中識別你的存在。
2、長者風
這裡所說的「長者」，不是指年齡，而是指風範。由於文化給了我們古今中外，給了我們大哲大美，給了我們極老極新，因此我們遠比年齡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們的軀體變大，大得兼容並包、寬厚體諒，這便是長者風。對一般民眾而言，與一個有文化的人談話，就是在觸摸超越周圍的時間和空間，觸摸超越自己的歷練和智慧，因此覺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賴。這就給予文化人一種責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賴、被信賴的感覺，不要讓人失望。長者風的最大特點，就是善於傾聽。這就像在家裡，孩子遇事回家，對長者的要求，九成是傾聽，一成是幫助。甚至，根本不要幫助，只要傾聽。傾聽時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訴說者最大的期待。
長者風容易落入一個陷阱，那就是濫施憐惜、即刻表態。一旦這樣，你就成了訴說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長者。長者當然也充滿同情，卻又受到理性的控制，決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長者風的本質，是在傾聽之後慢慢尋找解決問題的恰當之道、合適之道，其實也就是中庸之道。
3、裁斷力
越是溫和的長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這是因為，文化雖然寬容，卻也有嚴肅的邊際，那就是必須與邪惡劃清界限。歷來政治、經濟、軍事等行為，都會以利益而轉移，但文化不會。文化的立場，應該最穩定、最恆久，因此也最敏銳、最堅守。
對於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從層層疊疊、遠遠近近的佐證中，判斷最複雜的交錯，尋找最隱蔽的暗線。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後得出完整的結論。因此，一個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寬厚的長者風，還須展現果敢的裁斷力，讓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斷力是全社會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碼，全都來自於文化。文化再無用，也能把萬物衡量。
文化裁斷力的表現方式，與法院的裁斷並不相同。它沒有那種排場，那種儀式，那種權威，那種語言。有時，甚至沒有任何語言，只是沉默，只是搖頭。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麼是謊言，然後背過臉去；它也可以頃刻便知道什麼是誹謗，然後以明確的態度表示拒絕。
文化裁斷力的最高表現，是在謠諑成勢、眾口起鬨、鋪天蓋地的時候，不怕成為「獨醒者」。身上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總會變成一系列懷疑，提出一項項質詢。同樣，對於如日中天、眾聲歡呼的人和事，也會後退三步，投之以尋常觀察，仍然以「獨醒者」的冷靜，尋出最隱晦的曲巷暗道，最細微的拼接印痕。
4、慈愛相
慈愛相，是文化的終極之相。所有的風範，皆以此為軸。多年來，我對文化人的判斷形成了一個基本標準：不看他寫了什麼，說了什麼，只看每次民族大難、自然災害發生時，他在哪裡，表情如何。遺憾的是，很多「文化人」都會在那個時候整體隱遁。當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來，滿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一名學生，並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後的一個民眾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數捐款者其實並沒有發現她，但她還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後心裡一動，默默稱讚一聲，真是一個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當時也到廢墟之間，含淚勸慰遇難學生的家長，並為倖存的學生捐建了三個圖書館。但由於所有的圖書需要由我親自挑選，時間有點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擊。這時，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從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來了為三個圖書館的熱情題詞。我當時覺得奇怪，他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啊，怎麼就能作出判斷？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遠，也能聞到自己同類的氣息。
大愛無須爭，大慈無須辯，但一旦出現，哪怕是閃爍朦朧、隨風明滅，也能立即在最遠的地方獲得感應，這就是文化橫貫於天地之間的終極儀式。
文化，就是要讓這種終極性的慈愛生命化、人格化，變成風範。
本文源自"當代作家"微信公眾號
圖片來自於網絡
作者簡介：余秋雨。1946年生於浙江省餘姚縣（今餘姚市），中國著名文化學者，理論家、文化史學家、散文家。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出版有《戲劇理論史稿》《中國戲劇文化史述》《戲劇審美心理學》。曾經貼地歷險四萬公里考察了人類全部重大古文明遺址，獲台灣讀書人最佳書獎，白金作家獎，桂冠文學家獎等。近年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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