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凱（Francis Aidan Gasquet），英國本篤會修士、歷史學家，1914年任紅衣主教，實驗學派在中世紀宗教研究方向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學術貢獻主要集中在中世紀史，被《泰晤士報》譽為「中世紀史宗教方向的巨擘」。著有《黑死病（1348—1349）：大災難、大死亡與大蕭條》《亨利六世的宗教生活》《亨利八世與英格蘭修道院》《中世紀英格蘭的堂區生活》《英格蘭的修道院》《中世紀的修道院生活》等。
只要讀了關於1349年瘟疫歷史的總結，讀者就會發現，整個英格蘭的疫情非常嚴重。那些親自查看過當時記錄的人最有權對此表達看法。實際上，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瘟疫導致英格蘭和威爾斯損失了整整一半人口。
籠統地說，有很大比例的人可能死於瘟疫。但要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字，即便是一個大概的數字，也面臨著重重困難，幾乎很難令人滿意。目前，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進行名副其實的估算。通過1377年——也就是瘟疫過去大約二十七年後——的補助金卷檔，我們可以估算出，愛德華三世末年，英格蘭和威爾斯大約有兩百三十五萬人。這二十七年中還發生過幾次大小不等的瘟疫，其中包括1361年的瘟疫。如果不是1349年的那場瘟疫，1361年的瘟疫將是人們記憶中最大的一場瘟疫。同時，與法蘭西的戰爭也消耗著人力，英格蘭的人口因此喪失了十分之一。我們可以確信，1349年瘟疫後三十年內損失的人口足以抵消增長的人口。我們認為，瘟疫結束後，英格蘭尚余兩百五十萬人。如果這個數字確鑿的話，那麼瘟疫之前英格蘭的人口數量很可能在四百萬到五百萬之間，其中大約一半人口在大瘟疫那一年死了 [1] 。
儘管我們可以清楚地推定英格蘭有一半人口死於瘟疫，但仍有非常著名的權威人士，比如已故的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認為英格蘭1349年的人口數量不可能超過兩百五十萬，「很有可能不超過兩百萬」 [2] 。近來，著名學者威廉·坎寧安博士說：「對當時人口數研究的結果如下，儘管該結果與前人的結果有很大不同：一、從1377年到都鐸王朝，人口數量幾乎恆定在兩百萬以上。（思廬哲學編輯）二、鑒於1350到1377年間的社會境況，人口不會快速增長。三、愛德華三世統治早期，國家不能維持亨利六世統治時期那麼多的人口。」 [3] 因此，上面對黑死病之前人口數量的第一個估計與威廉·坎寧安博士的估計是大體相同的。但索羅爾德·羅傑斯先生沒有研究人口數字的問題，僅從土地的角度來處理此事，他認為當時所耕種的土地只能養活他所提到的那麼多人口，不會養活更多的人口。
勞工階層的崛起
就整個國家而言，對英格蘭最明顯、最直接的影響是，瘟疫導致的結果不亞於一場社會革命。無論何地，雖然富貴人家難免傳染瘟疫，但窮人才是主要受害者。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寫道：「眾所周知，至少在英格蘭，黑死病放過了富人，奪走了窮人的生命。這並不令人奇怪。窮人住在密不透風、骯髒污穢的棚屋裡，空間狹小，沒有窗戶，採光靠點燈；喝湯為生，穿麻布衣服，不注意吃蔬菜，一年裡有半年靠醃肉過活。因為生活艱苦，不注意清潔衛生，壞血病、麻風病及其他疾病在窮人中間非常流行。」 [4]
瘟疫給勞工階層帶來的最明顯、最不容置疑的影響是，那些在瘟疫中倖存的勞工要做的活計更多了。英格蘭到處缺少勞工，需要他們來收割莊稼、耕種土地、放牧牛群。多少年裡，渴求勞工的呼聲迴蕩著，直到領主們從經驗中發現，過去的耕種方式、土地所有權方式已經因為橫掃全國的瘟疫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對領主們來說，這段時期是非常艱難的。他們只能各自面對自己的困境。各種租金已經降到原來的一半。數千英畝耕地無人租種，一文不值。農舍、磨坊、房子沒有佃農租用。果園、菜園、田地廢棄、荒蕪。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商品價格上升。正如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所指出的，領主們不得不買的東西的價格上漲了「百分之五十、一百、甚至二百」。鐵器、鹽、布料價格翻了一番。魚，尤其是那一代人喜食的鯡魚，已經貴得大部分人買不起了。羅切斯特的修士威廉·迪恩說：「魚類極其缺乏。周三時人們只能吃肉 [5] 。當時下了一道命令，四條鯡魚只可以賣一便士。但大齋節時，魚仍然缺乏。許多過去生活不錯的人現在只能以麵包和濃湯度日。」 [6]
這場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災難的瘟疫，卻讓一些人因禍得福。領主們的需求正是勞工們要儘快抓住的機會。許多地方的工資都比原來翻了一倍多。雖然國王及樞密院想通過立法來禁止勞工索取、禁止領主支付較以往更多的工資，但卻無濟於事。愛德華三世的第一道諭令便形同虛設。接下來發往全國的諭令及對諭令得不到遵守的抱怨，都可以作為證據證明通過立法禁止工資增長是徒勞的。愛德華三世因考慮到「受瘟疫及其他原因的影響，許多鄉村已經陷入赤貧，其他鄉村則完全荒蕪」而特別規定，如果勞工的報酬是近三個月支付的，那麼因多索工錢讓僱工與其他人所交的罰款，以及因多付工錢讓僱主所交的罰款，都可以充作應繳的什一稅或十五取一稅 [7] 。奉命徵稅的官員向愛德華三世陳情道，他們「收不上來這種罰款」 [8] 。實情好像是，僱主們常說要支付超出往常的工資，這是他們因沒錢向國王繳稅而找理由。愛德華三世發布諭令限制工資增長是為了徵稅，而不是為了照顧這些富貴人家的收益。但事實很快就讓愛德華三世意識到，「工人、僕人和勞工公然漠視諭令」對工資的規定，為自己的勞動索求同瘟疫時期及瘟疫過後一樣高甚至更高的報酬。愛德華三世命令法官將那些不遵守限制工資諭令的人投入監獄，可是非但無濟於事，反倒加劇了事態。那些執行諭令的地方很快陷入貧困，因為能勞動的人以及那些敢於以市場價向勞工支付報酬的人都被關進了監獄 [9] 。
亨利·奈頓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況的：「國王諭令諸郡，收割工人及其他工人不能索要高於以往的工資，否則依律論處。但工人們春風得意，鬥志旺盛，對國王的諭令不聞不問。如果有人想雇勞工，則不得不按照勞工的要求付報酬。僱主要麼不管自己的收成，讓莊稼丟在地里，要麼向勞工屈服，滿足他們自傲而貪婪的要求。國王獲悉後，就對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院長、領主與莊園主罰以重金，因為他們違反國王的諭令，向工人們發了高工資。根據每人繳納罰款的能力，有的被罰一百先令，有的被罰四十先令，還有的被罰二十先令。除了徵收十五取一稅外，每卡勒凱特土地國王還徵收二十先令。」
「許多工人被逮捕入獄。有些工人逃脫了，在森林裡躲了一段時間。那些被捕的人被罰了重金。不少人被迫宣誓，稱不會拿比高於慣例的日薪，然後被放了出來。國王還以同樣的方式懲罰了城鎮里的工匠。」 [10]
上文記錄了瘟疫後勞工缺乏的情況。現在我們看看羅切斯特郡威廉·迪恩的記錄。當時，「各行各業的勞工都非常缺乏，全英格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無人耕種。勞工及熟練工人非常難以控制，即便是國王、法律、法官、執法者也無法懲罰他們。」 [11] 當時的公文中可以發現許多實例。勞工們聯合起來拒絕接受瘟疫前的工資慣例，要求更高的工資。瘟疫使倖存下來的勞工愈加稀缺。用當時法令中的話說，勞工們聯合起來要求提工資是「惡謀」。同樣，瘟疫中劫後餘生的佃農們拒絕按照原來的標準支付地租，並威脅領主說如果地租沒有實質性下降，他們將離開。因此，如上面已經提到的例子那樣，領主減免了佃農三分之一的地租，「因為如果不減少地租的話，佃農就走了，土地等便無人管理了」 [12] 。
隨著佃農及勞工紛紛要求增加工資，同時立法機關無法妥善處理倖存勞工的「罷工」威脅，領主們很快便對領主提供農具、管家進行管理的傳統農業制度絕望了。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指出，「瘟疫過後，這種靠管家管理的農業制度很快便維持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租賃制度」。起初，佃農們想在土地上幹活，但資金上有困難，於是便產生了土地所有者為佃農提供牲口及種子的制度。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14世紀末，然後一般意義上的土地租賃方式產生了。當時的土地所有權是固定的，這與我們今天的土地租賃形式有所不同。一些領主嘗試著維持舊制度，並多多少少有點兒成功，但這只是例外。到15世紀初，英格蘭土地所有權制度徹底改變了，一方面是因為1349年大瘟疫，另一方面是因為倖存勞工中間出現的「工會」發揮了作用。反對工會的法令將「工會」描述為「同盟、同謀、集會者、會眾、締約者和盟誓者」。
勞工與佃農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強大，並在與領主的較量中占了上風。儘管在之後的三十年中，領主竭力維持著中世紀的農奴制度，不讓其覆滅，但自大瘟疫那一年開始，農奴制覆滅的命運便不可避免了。1381年的農民起義 [13] 後，勞工與佃農最終獲得了實際意義上的解放。但即便到了最後關頭，擁有土地的階層看起來仍對這些火燒眉毛的事情茫然無知。（思廬哲學編輯）他們堅持按照舊標準向在莊園裡勞作的佃農索要地租，同時堅持過去的收租方式。他們希望延續原來佃農依附領主土地的農奴制度。即便是議會，在威脅舊制度的危險因素麵前也是不知所措。但只要讀一讀當時的布道詞，我們就會看到聖職人員完全站在決心保證當代及後代的自由的普通大眾一邊。理查二世 [14] 在位第一年時通過了一項法案，其前言中寫道：「維蘭們在某些勢力的支持與教唆下，不再向領主交租稅、服勞役。那些包攬詞訟的人、教唆犯 [15] 得了維蘭及佃農的好處，堅持《末日審判書》 [16] 中的先例，告訴維蘭與佃農，說他們不用再承擔賦稅勞役，不用再忍受貧困。之後，維蘭們聚集在一起，提出只要他們團結起來，使用武力，就能抗衡領主。」這篇前言中提到的內容很可能便是聖職人員對勞工們的鼓勵及建議。
土地所有權的變化
我們應該注意土地所有權變化造成的一個結果。大瘟疫爆發前，土地都是劃成小塊出租的。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舉了某堂區的一個例子。每人或多或少都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是英格蘭數千莊園的一個縮影。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說，這就是「當時土地劃分的普遍狀況」。現在，這種將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在法國仍然常見，其實五百年以前就已經風行英格蘭了。儘管土地歸不同的佃農耕種，但大部分土地都是敞著的，沒有圍垣。當時，因為耕地沒有劃分開來，只能靠大批的佃農進行耕種，所以人們紛紛抱怨。佃農們大都死於瘟疫。瘟疫過後，為了能讓耕地產生利潤，在新形成的出租方式條件下，大片土地被籬笆分割開來。現在，這成了英國耕地與他國顯著不同的標誌。
在瘟疫的影響下，人與土地分開了。農奴制瓦解之前，人們便不再受土地的禁錮。農奴制瓦解後，其他國家出現了由大量自耕農組成的階層，但英格蘭卻出現了較小的大地主階層。
當然，「地主」這個概念並不能按照現代定義來理解，認為「地主」便是土地的「主人」。根據當時的習俗及土地所有權制度，這種擁有土地的形式是無法理解的。當時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現在通行的土地所有方式。
文化領域的變革
因為瘟疫實在太嚴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影響英格蘭的教育、藝術以及建築等領域。首先，除了暫時影響了大學的教學外，《什魯斯伯里史》的作者們寫道：「在我們的語言發展史上，這場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自諾曼征服 [17] 到瘟疫爆發前，英格蘭的貴族及紳士都習慣說法語，甚至小孩子都學法語。至少，雷納夫·希格登 [18] 在《歷代記》中是這樣記載的。但從『第一次瘟疫』開始，正如《歷代記》的譯者約翰·特里維薩 [19] 所言，這種情況便『有了些許改變』。一個叫康沃爾的校長是第一個用英語來教學生的。很快，人們紛紛學習康沃爾的做法。到了1385年，約翰·特里維薩記載，這種做法已經非常普遍。當時，在所有基督教國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會人士施教。因為我們所討論的這場天災奪去了許多教會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爾校長才有機會變革教學方式。要不是鬧瘟疫，他永遠不會有這種機會，他的變革引起了英國文學史上的巨大革命。」
我們可以用一位可靠的研究者的話來為瘟疫造成的危害作結。威廉·坎寧安博士寫道：「要注意下面這一點，它非常重要。12、13世紀穩步發展的社會，到14世紀突然停滯不前了。加上百年戰爭的重負，英格蘭幾乎被壓垮了。然而，即使黑死病奪走了一半的人口，並重構了整個社會，英格蘭也必須咬牙堅持。」 [46]
研究黑死病時，我們發現，很難徹底搞清楚它波及的範圍及其所帶來的斷裂給當時的制度造成多麼深刻的影響。1349年的瘟疫摧毀了當時的制度。只有不斷地重申、反覆地思考這一現象，我們才能慢慢理解這場社會和宗教災難的特點。但與此同時，如果想深入了解社會和宗教重構的偉大過程——我們下一代人馬上要不得不面臨一場類似的重構了，那麼我們首先就要全面地認識黑死病。黑死病是一場悲劇，人們不能僅僅報以哀痛。這是因為，（思廬哲學編輯）如果僅僅憑經驗或感情進行社會重構，那么正如約翰·威克利夫一樣，只能加重罪惡。社會重構實際上是一場重要機遇，離不開各行各業人們的艱苦努力和不懈追求。此處僅僅展現中世紀時期的一個特點，用已故愛德華·奧古斯圖斯·弗里曼[47] 教授的話說便是，中世紀時期的偉大之處。我們所處的時代，諸事易成，但中世紀的人們卻苦於應付物質上的種種困難。當今的知識分子沒有充滿生機，變得包容，而是陷入了悲觀。但中世紀時，困難只會讓人愈挫愈勇。人們直面困難，克服困難。那句老生常談的、在某種意義上講並不正確的短語「信仰時代」，正可用在這裡。因為沒有什麼能比悲觀更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沒有什麼能比希望更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一位知名的現代作家在觀研藝術作品時，發現中世紀的人們無法認清事物的真實面目，在羊皮紙或油畫布上作畫時，常畫不出所畫之物的真實形狀。但實際上他並沒有注意到這些畫的意義所在。確實，這些畫存在上述缺陷，但實際上它們對完全的寫實風格卻是一種必要的矯正或補充。放眼未來，對藝術的發展以及人類不懈的努力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場通常稱之為「黑死病」的大瘟疫，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其勢如潰堤之水，令「同類」難以望其項背。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高貴的想法將得以實現；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睿智的理念將得以發展。這些想法、理念原本能給人類帶來豐碩的成果，但卻因黑死病而受重創，一蹶不振。儘管這樣，我們也不能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悲痛上。逝者已矣！時間、努力奮進的力量屬於在黑死病中倖存下來的人。
義大利兩座宏偉的教堂——錫耶納大教堂和米蘭大教堂，體現了黑死病的雙重特徵。錫耶納大教堂坐落於托斯卡納山頂。它儘管雄偉，但與原來的建築方案相比，僅是未完成之作，實際上正處於建造之中，如若完工，其規模不亞於當今的聖彼得大教堂。大教堂的耳堂 [48] 已經拔地而起。黑死病突然爆發時，大教堂的中殿和高壇 [49] 宏大的地基已經打好，之後工程暫停了，從此再未開工。
瘟疫結束後又過了不到兩代人的時間，義大利最宏偉的哥德式建築——米蘭大教堂——已經在倫巴第高高聳立，其寓意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偉大。它的偉大遠勝於已經被埋葬的過去的偉大。米蘭大教堂並不是依靠王公貴族的力量完成的，實際上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的結晶，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成就 [50] 。
黑死病過後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歐洲才從幾乎崩潰的邊緣恢復，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宗教復興，這個話題可能最有趣味了，但這裡不宜討論這一重要而有趣的話題，僅陳述一下對黑死病結束後的歷史的看法便可以了。黑死病結束後，儘管戰事頻仍，起義不斷，但這個時期明顯是進步的；黑死病結束後的歷史，明濤暗浪洶湧，形勢錯綜複雜，有時甚至讓耐不住性子的研究者茫然無措，這是因為他們只想將世間萬事簡單地分為兩類，要麼是好，要麼是壞。
文章轉載於公眾號：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