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秦國已經變法過一次,效果明顯,但為何還是需要商鞅變法?

趣說正史 發佈 2020-01-31T10:53:08+00:00

然而細究歷史,秦國強盛的真正開啟者也許並不是商鞅,甚至可以說,秦國的變法也並非始自商鞅,早在商鞅來到秦國之前,秦國就已經開始走上了變法強盛之路。

如果問起大秦帝國強盛的原因,很多人第一時間就會想到商鞅變法。的確,商鞅在秦國推行的變法改革使得秦國在短時間內國力大增,為日後的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細究歷史,秦國強盛的真正開啟者也許並不是商鞅,甚至可以說,秦國的變法也並非始自商鞅,早在商鞅來到秦國之前,秦國就已經開始走上了變法強盛之路。那麼,秦國變法始於何時?誰又是秦國強盛的真正開啟者呢?本文便來詳述這一問題。

落難公子

其實,早在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在位之時,秦國就已經開始了變法圖強的措施。秦獻公(公元前424年—前362年),據《史記索隱》載名師隰(另一種說法叫公子連),為秦靈公之子。秦靈公十三年(公元前415年),靈公逝世,但君位卻未被他的兒子師隰繼承,而是由他的弟弟悼子繼位,史稱秦簡公。很明顯,秦獻公的君位被他的叔父給篡奪了。失去繼承權的秦獻公無法再在秦國生存,不得不逃亡外國,開始了他漫長的流亡公子的生涯,而他流亡的國家就是魏國。

戰國初年,三家分晉,原來的老牌霸主晉國一分為三,實力驟減。然而,在這三個新生的國家的當中,魏國憑藉魏文侯、魏武侯兩代君王的勵精圖治,任用李悝力行變法,任用吳起主持軍事,同時又有樂羊、西門豹等一大批賢才輔佐,國力大增,迅速成長為戰國初年七雄中的第一號強國。魏文侯三十七年(公元前409),魏文侯任命吳起為帥,開始大舉進占秦國的河西之地,至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國完全占據了河西之地,阻塞住了秦國東出的重要通道。而在魏武侯九年(公元387年),當時的秦君秦惠公率領了號稱五十萬的秦軍精銳部隊前來重奪河西,結果被吳起以五萬武卒打敗,此後數十年的時間,秦國再無力奪取河西,魏國霸業進一步得到鞏固。

與魏國的國力蒸蒸日上相比,秦國自秦簡公繼位之後起便日漸衰弱,不但在這期間丟失了東出的重要戰略要地河西,更是五十萬大軍敗於五萬魏軍,顏面掃地,國力大減。這一切都被當時年輕的秦獻公看在眼裡,他雖然被篡奪了君位,但從未放棄過重奪君位的希望,一直在靜靜的等待著機會重回秦國,而這個機會終於在其逃亡魏國近三十年後,即秦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的時候等到了。

秦出子是秦簡公的孫子,秦簡公在位十六年卒,其子秦惠公繼位,秦惠公十三年卒,他年僅兩歲的兒子出子繼位,史稱秦出子。出子由於年幼,故由其母主持國政,但這引起了秦國公室的不滿。秦出子的君位說到底畢竟來路不正,是由其祖父簡公篡奪了獻公的君位而得來的,而在秦簡公、秦惠公兩代君主的統治下,秦國不但丟掉了河西之地,五十萬大軍更是敗於魏國,致使秦國國力大減,更是進一步激起了國人對出子的不滿。現如今其孤兒寡母主持國政,一些心懷不滿之人便有意廢掉了出子,另立國君,流亡在外達三十年之久的獻公獲得了一個回國的天賜良機。

秦國政局的變動也引起了魏武侯的注意,他有意扶助獻公回國繼承君位,而其用意也非常明顯,那就是希望借扶持獻公繼位達到建立一個親魏的秦國的目的,但獻公拒絕了武侯的幫助,只是表示為了感謝魏國多年對他的照顧,武侯在位之日他不會與魏為敵。隨後,他便自行離開魏國,返回秦國。

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秦國宗室庶長改迎立獻公與河西西縣,立其為君,史稱秦獻公。同年,獻公回到秦國,殺出子及其母,並掃平了一切反抗勢力,在秦國建立起了穩固的統治。秦獻公的繼位,在秦國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從後世的角度看,這是秦國由亂入治的起點。

師法魏國

獻公繼位之初便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局勢,首先由於公室內亂,秦國數十年的時間內鬥不止,失去了爭霸中原的最佳時機,同時魏國的強勢崛起也嚴重打壓著秦國的發展空間,河西之地盡失之後,更是失去了東出的重要戰略要地,局勢不可謂不糟糕。然而,秦獻公並非是一個庸主,他的身上至少有兩大優勢。

他有振興秦國的雄心壯志,這對秦國而言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因為如果連國君都胸無大志的話,那整個國家自然也沒有奮進的動力與源泉。

多年流亡魏國的經歷讓其有一窺當時的超級大國魏國強盛之道的機會。魏國的強大主要集中在魏文侯與魏武侯變法強軍的數十年時間裡,這段時間也正是秦獻公流亡魏國的時候,他自然耳濡目染了眾多魏國變法的措施,也見到了魏國變法後強大的事實。因此,憑藉著這兩大優勢,秦獻公在繼位後便逐漸開始了秦國的變法強盛之路。

秦獻公變法的具體措施主要有四:

首先,廢除了人殉制度,人殉是一種古老且殘忍的制度,當年開明有為的秦穆公,也沒有跳出這種落後習俗的制約,死後用了百餘人給自己陪葬,其中包括許多秦國的人才,給秦國日後的發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在人力資源本就缺乏的時代還大量的殺人殉葬,無疑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因此秦獻公斷然廢除了秦國的人殉制度,為秦國儲備人才人力資源儲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遷都櫟陽(今陝西省今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官莊村與古城屯村之間)。秦國的都城原本在更西邊的雍城,秦獻公將都城遷到東邊的櫟陽,目的一是為了尋找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二是為了更好的向東發展,這突顯出秦獻公已將秦國發展的目標定在了東方,意圖為日後出關爭霸天下打下基礎,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東方建立一個穩固的戰略據點,新都櫟陽就肩負了這一重大的戰略意圖。遷都無疑是一個很有戰略眼光的舉動,此舉和日後商鞅營建咸陽城並遷都咸陽的舉措是一樣的。

第三便是"初行為市",也就是說在秦國的都城裡設置專門的市場並派遣官吏加以管理。從前的秦國沒有專門從事商業的市場,和山東六國相比確實是非常的落後,也突顯出了秦國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弱點。秦國設立市場以促進商業活動,派遣官吏管理市場是為加強對商業經濟發展的控制,對增強秦國的經濟實力,以及日後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都有幫助。

最後,是編纂戶籍與推行縣制。這一舉措是秦國進一步從落後愚昧的舊奴隸貴族國家向新興的封建國家轉變的一個重要舉措,編纂戶籍意味著對自己國內人口的掌握與管理,推行縣制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目的便是想極大地增強秦國的社會凝聚力與政府的統治力,改變過去政府弱小無力的局面。

而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改革,原先秦國衰弱的國勢漸漸有了起色,而當秦獻公十五年(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之後,秦獻公亦開始將對外發展的矛頭對準了魏國,意圖重奪河西。獻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魏之間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石門之戰,秦軍大破魏軍,斬首六萬。此役也震動了周天子,周天子特意賜予獻公黼黻(一種禮服)以示慶賀。獻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魏之間又發生了著名的少梁之戰,秦軍俘虜了魏軍主將公叔痤。在歷經了多年對魏作戰的失利格局之後,秦國終於開始在軍事上抵禦住了稱霸天下的魏國的壓力,而這與秦獻公開啟的變法是有著很大關係的。


強盛之基

秦獻公的變法雖然終止了秦國多年漸頹的國勢,並接連在石門、少梁之戰中力壓魏國,但秦國的變法依然有著不小的問題。

它至少有兩大問題。首先,變法措施過於簡單,且並無創新之處。無論是廢止殉葬制度,還是遷都或者推行縣制等等,秦國的變法措施其實山東列國早就已經推行,秦國不過是依樣畫葫蘆,照搬過來而已。因此,雖然秦獻公的變法收穫了一定的成效,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秦國落後的大局,石門、少梁二戰雖然力壓魏國,可魏國依然是當時最為強大的國家,魏強秦弱的格局並未改變,這從秦孝公繼位之初秦國的在天下的地位就可看出:

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因此,秦國如果想要進一步強大,秦獻公這些變法措施的力度明顯是不夠的。

其次,獻公去世,且變法成效甚微。少梁之戰之後,獻公便去世了,他在位共二十三年,時間雖然不算短,也取得了一定的變法成效,但秦國為了進一步的強盛,進一步的變法則是勢在必行的。然而獻公在繼位的晚年並未採取更深層次的變法,而是迅速開啟了對魏的戰爭,雖然取得了不小的勝利,但卻並未改變秦國弱小的根本大局,可以說這是獻公在位時期的一大遺憾。秦國未來何去何從,則取決於新的秦君是何取捨。

好在繼位的秦孝公是一位深謀遠慮的君主,他認可並繼承了秦獻公時期開啟的變法圖強的道路,並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並不局限於使用本國的人才,而是面向天下召集能夠讓秦國走向強盛的有能之士。在這一背景之下,商鞅來到秦國,說服秦孝公力行變法,此後秦國變法二十餘年,國力大增,正式擠入了戰國強國之列。

商鞅變法的根本措施,是建立以耕戰為主體的小農經濟,通過嚴格的法律措施將秦國帶入戰時體制,從而適應戰國時期殘酷且愈演愈烈的兼并戰爭。與秦獻公師法魏國變法一樣,商鞅變法同樣是以魏國變法為藍本,相傳商鞅入秦之時曾攜帶了魏國李悝所作《法經》入秦。但不同於秦獻公變法只是學到了魏國變法的皮毛,商鞅從法家專業人才的角度出發,以魏國變法措施為底本,深度結合了秦國的具體國情,相繼推出墾草令、戶籍制度改革、什伍連坐制、二十等爵制等一系列法令,並推行詳細且嚴密的秦律,遷都咸陽以進一步適應東出爭霸的戰略需求,同時還改革風俗、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等,在經濟、文化方面皆有深度改革。對比於秦獻公時期的變法,雖然秦獻公亦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皆有改革,但力度很淺,措施也不夠全面,商鞅接過秦國變法的大棒,在秦國掀起了一場更為全面與深刻的變法浪潮,繼承並發展了秦獻公以來的變法意願,從而正式開啟了秦國強盛的道路。

結語

商鞅變法對秦國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正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迅速躋身為大國強國,並開始了東出爭霸的歷史。同樣的,也正是因為商鞅變法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力,從而掩蓋了之前秦獻公時期的變法浪潮。獻公時期的變法雖然影響與力度並不如商鞅變法大,但它的意義同樣是不可小覷的。

首先,獻公時期的變法奠定了秦國變法的基礎。對比獻公與商鞅的變法,二者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只是一個較為膚淺,一個更加專業且深刻,商鞅在秦國已有的變法基礎上進一步的推行變法,其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收穫這麼大的成功,除了他個人與秦國君臣的努力之外,獻公時期打下的變法基礎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商鞅變法在秦國雖然遇到了阻力,但相比其他列國變法阻力較小,與秦國早已開啟變法的歷史背景是有一定關係的。

其次,獻公變法堅定了秦國靠變法強國的意志。獻公早年流亡魏國,目睹了魏國靠變法走向了強盛,所以他歸國後便師法魏國開啟變法,他的這個志向為其子秦孝公所繼承。孝公繼位之初便下令求賢,而他所求的賢才很明顯是能夠讓其強國的變法賢才,所以當商鞅前幾次見孝公對其說以帝道、王道之時,孝公昏昏欲睡很不滿意,而當商鞅說以霸道與強國之術時,孝公則非常滿意。秦孝公的這種政治取捨,與他的父親此前推行變法的意志是相通的。

因此,秦國的變法雖大成於孝公與商鞅之手,但秦獻公的變法對其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秦國變法並非始自商鞅,而是開始於秦獻公之時,而秦國強盛的真正開啟者,同樣也應該是秦獻公。

參考資料:《史記》;《商君書》;楊寬《戰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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