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代著述宏富，浩如煙海。雖然迭經散佚，傳世古籍仍然很多，從數量和範圍上看，堪稱舉世無雙。但現存傳世古籍多數收藏在各公藏圖書館，不光普通讀者不方便直接接觸，專業研究者往往也難得一見。而且古籍往往沒有標點，不同版本之間又有種種文字差異，這就需要對現存古籍進行比較系統的校勘、標點、注釋等整理工作並重新出版，以便於各種讀者研究利用（當然，有些重要版本直接影印出版也是很必要的方式，自有其價值）。幾十年以來，學術界和出版界已經整理出版了成千上萬種古代典籍，為研究和繼承古代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此過程中，也難免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由於種種原因，古籍整理中有時未能核對相關文獻的原始出處，而出現了某些不足，本文以兩種比較罕見的清刻善本為例，談談這個問題。
首先要談到的是康熙清遠堂刻本，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朱嘉徵所著的《樂府廣序》。
朱嘉徵是朱熹的十六世孫，明崇禎十五年中舉。他在清初曾短暫擔任會稽學教諭、四川敘州府推官等職務，晚年居家專心著述，《樂府廣序》就是他的晚年著作之一。此書也是明清時期樂府詩整理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學術價值很高，現代著名學者黃節、余冠英、蕭滌非等在研究古代樂府詩時都重點參考過此書。然而《樂府廣序》只有康熙一刻，流傳比較罕見，也沒再整理出版過，目前還未能為學界廣泛利用。
此書前有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黃宗羲所作序言，全文共五百餘字，是體現黃宗羲詩學思想的一篇重要文字。這篇序文也收入了康熙刻本黃宗羲《南雷文案》，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黃宗羲全集》第十冊《南雷詩文集》即據《南雷文案》本整理收錄。這個全集是目前能看到的黃宗羲著作最詳細也最權威的整理本，全書整理水平很高，出版後得到了廣泛讚譽，榮獲1995年第九屆中國圖書獎。但由於種種條件所限，此文未能參考核對其原始出處，也就是康熙刻本《樂府廣序》原書，經對照後可以發現，兩者有比較明顯的文字差異，共計約有七十餘字不同，應當是黃宗羲後來有所改訂。文字改動可以反映黃宗羲思想上的某些變化，不應忽略。下面就抄錄原始文本，以供大家參考。整理本的文字差異部分以斜體字加黑註明並在括號內錄入。
《漢魏樂府詩集廣序》
《樂府廣序》序言
原詩之起，皆因於樂，是故三百篇即樂經也。儒者疑別有樂經，秦火之後無傳焉，此不知詩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考古制，依詠之數，（若朝夕吟詠）更唱迭和，節以鐘磬鞀鼓，和以琴瑟笙簫，其所用與所感，（則感觸天機）自不容已。今學者祇玩其文，所得者淺，（淺蹙）詩雖存而實亡，故樂亡也。然猶幸六義之教未亡，導清源而瀹之，（導以天潢，瀹其融伏）作者用者之精神時相遇焉。（時相遇於冥漠）樂亡而詩可孤行者，僅僅籍此（一端）耳。三百篇而降，詩與樂遂判為二，胡然而作之，胡然而用之，皆不能知其故。無他，所謂六義者蓋亦亡矣。
其後朱子之注離騷，以其寓情托意者謂之變風；以其感今懷古者謂之變雅；其語祀神歌舞之盛者則謂頌之變。賦則自序，比則香草惡草，興則泛觀（濫）景物，於是離騷之指燦然明備，然於他詩則未遑數數也。元末有劉履者，為《選詩補註》，仿朱子之法，以賦比興論詩，頗於諸家稱傑出，（亦諸家之傑出矣）然不及樂府，於風、雅、頌無當焉。夫六義而存緯去經，不亦恧乎。
海昌朱止谿（朱岷左）先生有慨於此，取漢魏六朝有唐之樂府及詩，分為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調雜曲新曲為風，其燕射鼓吹橫吹舞曲（散樂）為雅，其郊祀廟祀明堂封禪雩蠟為頌，詩附其後，而以賦比興三者緯之。上下千年，儼然三百篇之餘，以比文中子續經之作，蓋庶幾焉。由先生之著述（著）而論之，六義之教復可興，（矣）然而終不可用之於樂。
樂之道易而博，審樂而知政，博也。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易也。則詩教全在散聲，（樂之道圓而神，其妙全在散聲）散聲多者不可損，少者不可益，自然之為天籟也。開元詩樂以一聲葉一字，朱子深疑之，而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於篇章之外者，使不為紙上之空言，猶望次第而復之也。先生屬余序，余不能審音，聊以答先生之意云爾。
《黃宗羲全集》
《黃宗羲全集》第十冊中的《樂府廣序序》
第二個要談的是清順治原刻本姚文燮《昌谷集注》。這個本子我在《我與鄧之誠先生的書緣》一文中曾介紹過，這裡就不再重複其版本特點了。僅就在閱讀過程中發現的部分文字差異，可以補充整理本之不足的，簡單舉例說明之。
先要講的就是卷首的錢澄之序。這個《昌谷集注》有順治原刻本和康熙重刻本之別，錢澄之給兩個版本都寫了序。但現存的錢澄之《田間文集》中，只收入了「重刻昌谷詩集序」。黃山書社在整理出版錢澄之全集時，也只收了這個重刻序，建議以後重版時增補進去。其實這個原刻的序言倒也不難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評註李長吉歌詩》中，兩篇序言就全都收錄了。但順治原刻本極罕見，這個上古整理本根據的只有康熙重刻本，經對比，錢序中兩句有文字上的差異：
首先，錢澄之序說：「就使長吉無詩，經三此注亦當自成一書，孤行於時，何必與吾易相輔行乎！」整理本這句有兩處異文，作「何必不與我易相輔行乎」。如果說吾我之別尚且關係不大，差個「不」字可就意思完全相反了。根據上文，這個「不」字明顯是衍文。然後，「然則昌谷集有此注，得謂非長吉注長吉乎？」整理本少了個「謂」字，雖然也能讀通，加上則感覺更順一些。
《三家評註李長吉歌詩》
《田間文集》
再說這個《昌谷集注》的正文。康熙重刻本並非簡單的重新刻印，而是有很多文字增補和修改，以重刻本作為底本整理出版當然行，但如果有個詳細的整理說明就更好了，就可以做到一（整理）本在手，別無所求。還要指出的是，初刻本雖然行世僅僅不到六年（順治十七年冬初刻，康熙六年重刻），現存不同的初刻印本之間卻還有少許差異。今年春天我得到一部昌谷集注初刻殘本，存前半部，竹紙印。經與舊藏白紙印本對照，發現這個本子稍後印，文字已經有所改動，舉兩例如下：
一、卷一目錄首頁。白紙初印本校閱者之一為「男士遠近夫」，竹紙本已剜改為「男士藟綏仲」。
二、卷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中的「九月」詩注，竹紙印本增補了一句「宮門以金餙鐶亦名金鋪」。這首詩注初刻本與重刻本更有頗多異同，這裡不再詳述。
《昌谷集注》卷一目錄首頁
《昌谷集注》卷一
從以上兩部書的實例我們發現，整理出版現存古籍實在不容易。同一種古籍有眾多版本，需要對比；同一篇文章又可能收入不同書籍，更增加了工作的難度。古人云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重新整理古籍的難度則又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偶然的不足總是難免的，只能不斷去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