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轉自：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作者簡介：
謝志超，東華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研究方向：美國文學、比較文學與文化、文學翻譯。
賈佳，東華大學外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詩歌翻譯。
摘要：沃爾特·惠特曼的自由體詩歌集《草葉集》的漢譯活動與中國新文化運動不期而遇。一個世紀以來，惠特曼詩歌在中國的翻譯從以民主自由等主題的詩歌選譯逐漸轉向全集翻譯，其自由體詩歌精神在一些方面滿足了新文化運動者反駁中國舊體詩傳統，完成新詩革命的心理需求。本研究在考察《草葉集》在中國的傳播與「偏移」基礎上，論證惠特曼詩歌選譯的變遷、翻譯主體視域變化以及國際合作模式下惠特曼詩歌復譯的必要性和價值，對於科學系統地認知惠特曼詩學精神，探索文學經典復譯新模式，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等有深刻意義。
關鍵詞：沃爾特·惠特曼；《草葉集》；自由體詩；影響；創造
1．引言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以美國精神為創作主導和核心，以洋溢著超驗主義思想的自由體詩歌書寫轉型時期的美國社會與文化，鑄就美國詩歌獨特風貌，開闢詩歌新紀元，引領20世紀現代詩歌發展方向。19世紀中葉的美國見證西進運動、移民問題、內戰、廢奴運動、勞工法以及以脫離歐洲母體文化，建設美國新文化為主旨的一系列社會變革，這些都記錄在惠特曼的詩歌集《草葉集》（Leaves of Grass）之中。《草葉集》歷經九次增刪、修訂和再版，從最初的12首成長為389首詩歌的「臨終版」，成就惠特曼詩歌精神，成為一個時代的史詩。
翻譯是應文化之需而產生。某一文本之所以會被選中並得到翻譯，根本原因在於它對譯語文化具有某種價值，或交換價值，或比較價值，或二者兼有（楊仕章 2019：67）。20世紀初，摒棄舊體詩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草葉集》傳播到中國之初便察覺到其特別的詩歌表達範式和顛覆性詩學理念，《草葉集》的翻譯活動很自然地與新文化運動一起向前發展。一個世紀以來，《草葉集》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從關注戰鬥和民主的詩章逐漸轉向個體抒情主題，從詩歌鑑賞轉向惠特曼詩歌翻譯與研究。同時，受漢語言文化和接受者心理等多重因素影響，惠特曼在《草葉集》中倡導的開放包容的「草葉精神」歷經文化「偏離」，悄然「紮根」中國，影響中國新詩發展軌跡，實現異域文化中的復譯和主題再創造。《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史對紀念新文化運動100周年和惠特曼誕辰200周年極具歷史意義。研究《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和價值，對於系統認識新文化運動發展軌跡和多元文化因素，促進國際合作翻譯視野下的惠特曼研究有重要意義。
2．相遇之初
1919年7月，中國新文化運動之際，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田漢在《少年中國》的創刊號上發表文章《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將惠特曼介紹到中國。他認為：「我國自從《新青年》上改用口號，倡導文學革命以來，新體詩也同時出現。……新體詩的出現本是自然的趨勢，胡適之先生就中國文學趨勢上有很詳細的說明，我就外國文學趨勢上略說一番罷。……中國現今『新生』時代的詩形，正式合於世界的潮流、文學進化的氣運。……我們高呼惠特曼萬歲！『少年中國』萬歲！」（田漢 1919：1）文中，田漢讚美惠特曼的自然觀、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大膽地將惠特曼的「靈肉觀念」與中國的「民主主義」理念聯繫起來，希望以此建立惠特曼在中國的群眾基礎。
田漢選譯了《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久了，太久了，美國》（Long, Too Long America）等部分詩行，開啟《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之旅。1924年3月，在田漢的譯文基礎上，留學美國的徐志摩重譯《自我之歌》第31節的第一小節和第32節的前兩小節，刊於《小說月報》第15卷第3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徐志摩自幼深受中國古典文化傳統薰陶，其譯文較之原作少了粗獷之風，更為典雅和節制。傅東華（筆名：伍實）在《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他自己翻譯的《自己的歌》（《自我之歌》的另一譯名）《靈魂啊你現在敢嗎》（Darest Thou Now O Soul）《再會吧我的幻想》（Good-bye My Fancy）《為了你啊德謨克拉西》（For You O Democracy）和《先驅啊先驅》（Pioneers! O Pioneers!）等系列詩歌。惠特曼詩歌如春雨般一夜之間沁潤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親歷舊體詩束縛和封建思想桎梏，需要精神解脫與新鮮的文學氣息，需要能指引他們走向新詩文化的光亮，他們在惠特曼的字裡行間讀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東西。惠特曼詩歌奔放熱情，追求民主與自由，強調個性解放，探討精神與肉體的和諧統一，雄而不麗，田漢和徐志摩等人憑著敏銳的洞察力，發覺其具有中國新詩所需要的蓬勃向上的力量，當然他們並不確定這位思想超越其所在時代的美國民主詩人究竟能為中國新詩發展帶來什麼。
反覆修訂再版的《草葉集》見證了美國新舊社會制度更迭，殘酷的內戰和工業文明發展。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本質是「強烈地、大膽地要求突破一切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帶來的精神桎梏，向著民主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道路迅猛前進」（黎宏 1983：102）。隨著新文化運動主旋律由早期的思想啟蒙轉變為民族救亡，《草葉集》在譯者的筆下逐漸發展為戰鬥的、民主的歌曲，成為獨特的鼓舞調。在以「民主」「科學」為圭臬的「五四」啟蒙思想影響下，惠特曼被中國作家視為「民主詩人」，譯者翻譯《草葉集》的目的顯然不止於單純的迻譯，而是聚焦於《草葉集》體現個性解放與民主精神的詩叢，旨在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尋求文學創作模式。
郭沫若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深受惠特曼詩風影響。他坦言：「在我自己的作詩經驗上，是先受了泰戈爾的影響力主沖淡，後來又受了惠特曼的影響才奔放起來的」（郭沫若 1959：532）。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期間，強調讀外國作品「對於自己所發生的影響，比起本國的古典作品來要大得多……但外國的東西也應該選擇近代的作品，中世紀的東西和我們沒有緣」（郭沫若 1998：172）。郭沫若筆下的「緣」，是指他自身作為讀者和譯者受制於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和意識形態，這些因素影響他對閱讀和翻譯的選擇。他遇見惠特曼可能是偶然，但他熱愛惠特曼，為惠特曼所感染卻成為必然。郭沫若的「緣起論」見證了《草葉集》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軌跡。郭沫若選擇翻譯惠特曼時，潛意識地將惠特曼與新文化運動的主題關聯在一起，努力尋找二者的契合點，下意識地迴避一些在當時和今日看來都是其核心的唯心主義思想、超驗主義思想、個人主義、同性之愛等敏感主題，實在不可避免之處，他避重就輕一筆帶過。1919年12月，郭沫若在《時事新報·學燈》發表他翻譯的《從那滾滾大洋的群眾里》（Out of the Rolling Ocean the World）。他在寫給宗白華的信函中附上剛翻譯的《坦道行》（Song of Open Road），表達彼時的迷茫和對自由的渴望：
徒步開懷，我走上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長路在我面前，引導著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從今後我不希求好運——我自己便是好運底化身；
從今後我在不欷噓，在不躊躇，無所需要，
雄赳地，滿足地，我走著這坦坦大道（宗白華 2006：91-92）。
受《草葉集》的影響，郭沫若這位年輕的詩人寫下了他人生中最動人的詩章《女神》，開啟中國新詩的豪放傳統。他在著名的《晨安》《匪徒頌》等詩歌中將惠特曼與華盛頓、林肯、馬克思、列寧、托爾斯泰等相提並論，讚美其偉大的人格和世界的眼光。他的短詩《筆立山頭展望》是對惠特曼《船隻的城市》（City of Ships）《曼那哈達》（Mannahatta）最好的讚譽，其高昂、振奮、充滿活力的語言，打開了中國現代詩歌走向成熟的大門。
惠特曼被介紹到中國之初，譯本層出不窮。1921年5月，北京《晨報》刊登殘紅翻譯的《譯惠特曼小詩五首》，包括《美麗的女人》（Beautiful Women）《母親和嬰兒》（Mother and Babe）《告訴你》（To You）《戴面具的》（Visor'd）和《告外國》（To Foreign Lands）等。與田漢和郭沫若的翻譯相比，殘紅選譯惠特曼沒有特別的標準，也不再緊跟民主與自由精神之步伐。她放棄了翻譯服務於時政的宗旨，關注《草葉集》有關個體情感和思想表達的詩歌。然而，譯入語文化主導作用下的翻譯行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殘紅的選擇。她選譯的五首短詩不足以體現《草葉集》的主體風格，卻與當時風靡中國詩壇的小詩運動相呼應，她的翻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草葉集》在中國的接受狀況。同年10月，文學研究會成員謝六逸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了《桴鼓集》（Drum-Taps）詩叢的《挽二老卒》（Dirge for Two Verterans）和《維吉尼亞森林中迷途》（As Toilsome I Wandered Virginia's Woods）的譯文。1928年10月，望峰、鑒泉重譯《兩個老兵的輓歌》（Dirge for Two Veterans）。1922年3月，東萊在上海的《文學周報》上發表短詩《淚》（Tears）的譯文。1931年6月，素衷在《創作》月刊上發表《跨過一切》（Gliding O'er All）等系列詩歌譯文。
可見，最初把惠特曼介紹至中國的是當時留學日本的田漢、郭沫若等知識分子，而非留學美國的吳宓、胡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從美國輾轉至英國留學的徐志摩對惠特曼的翻譯亦淺嘗輒止，他更心儀泰戈爾、哈代等作家。這有趣的翻譯現象耐人尋味。一方面，惠特曼在當時的美國依舊頗受爭議，尚未完成經典化過程；另一方面，田漢和郭沫若對惠特曼的推重受日本文壇影響，加之他們自身的鑑賞能力和「異族人敏感」（alien sensitivity），他們將惠特曼介紹到中國，為迎接新詩運動做準備。
3．從選譯轉向整體翻譯
惠特曼在他的自由體詩歌（free verse）中彰顯的革命精神和進化論思想等滿足了中國新詩所倡導的以白話入詩，用新的表現方法和藝術形式表達詩人真實情感需求，成為詩人擺脫中國詩歌舊習，和新詩逐漸走向成熟與多樣化的強大推力。《草葉集》本身對傳統格律的突破和其自由體詩歌抒情模式為其在中國的整體翻譯做好了準備。
1935年，自由體詩歌倡導者胡風向魯迅表達了翻譯《草葉集》的願望：「想翻出來使不斷受到攻擊的語體無韻的新詩能夠得到借鑑，提供新詩人一種加強創造性的精神食糧」（胡風 1981：73）。遺憾的是，胡風的心愿未能實現。這期間，陳達來翻譯的《從田間歸來吧！父親》（Come Up from the Fileds Father）刊發於《詩歌生活》3月5日的創刊號，林蒂翻譯的《呵!隊長!我們的隊長》（O Captain! My Captain）載於《東方文藝》3月25日的第1卷第2號，周而復翻譯的《惠特曼詩二章》發表於《詩歌雜誌》10月1日的創刊號。袁水拍在《星島日報》發表了兩首譯文：《一千八百六十一》（Eighteen Sixty-One）和《騎兵隊涉過小河》（Cavalry Crossing a Ford）。1943年5月，《青年文藝》刊登宗瑋翻譯的《為了你，啊，民主》（For You O Democracy）《哥倫布的祈禱》（Prayer of Columbus）等13首詩。曹葆華、天藍、陳適懷等人也先後翻譯了《草葉集》組詩。零散的《草葉集》選譯既沒有服務於某種特殊的文學運動，也沒有鮮明的選題宗旨，但在這些看似任意的翻譯活動中，《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向前邁進了一步。
當代作家蔡其矯對惠特曼的譯介起了促進作用。他不僅翻譯《給一個受挫折的歐洲革命家》（To a Foil'd European Revolutionaire）《歐洲》（Europe）《我坐著眺望》（I Sit and Look Out）和《啊，船長！我的船長！》（O Captain! My Captain!）等，還專門在魯迅藝術學院講授惠特曼詩歌。蔡其矯在訪談中強調惠特曼對他的影響：「我開始仍鍾情於惠特曼，自己翻譯了有關惠特曼的詩作教材，並由詩友公木介紹，到東北師大和東北人大作了惠特曼的講座。……我從蘇聯歸來的沙可夫同志那裡借到蘇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惠特曼《草葉集》，一下子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詩歌形式。」（閻延文 2001：55）蔡其矯對惠特曼的認知和接受途徑與郭沫若有些類似，但他是通過前蘇聯朋友的推介認識了惠特曼。翻譯家徐遲於1941年1月在遷至重慶的《文藝陣地》上發表選自《蘆笛集》詩叢的6首詩歌譯文，隨後又在《人民文學》第10期上發表了系列惠特曼詩歌譯文。為了幫助讀者更準確地了解頗具爭議的《草葉集》，作為譯者的徐遲特意為每首詩做了述評，「這使得中國的讀者能夠更好地了解美國當時的社會情況，加深了對惠特曼這位自由歌手和民主主義先驅的認識」（姚君偉 2005：147）。惠特曼是徐遲譯介生涯中最推崇的詩人，他後來選擇翻譯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 Pond）可能也與惠特曼有關，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梭羅代表了美國主流文學對惠特曼的提攜和認可。徐遲曾在北京一次群眾集會上發表「論《草葉集》」的演說，頌揚惠特曼詩歌包含「鮮明的人民性，高度的藝術性，反對人奴役人的鬥爭性和為世界持久和平而歌唱的人類必勝信心，使惠特曼不僅是美國的、也是世界的大詩人之一」（徐遲 1959：137）。在這篇演講辭中，徐遲系統介紹了惠特曼詩歌發展脈絡和主題，並附上他翻譯的《自己之歌》（Song of Myself）《當我聽著那有學問的天文學家》（What I Heard the Learn's Astronomer）《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黎明的旗幟之歌》（Song of the Banner at Daybreak）《自由，轉過去》（Turn O Libertad）《向世界致敬》（Salut au Monde!）等。徐遲對惠特曼的熱愛還表現在他對主題極為敏感的《蘆笛集》組詩推崇有加，頌揚熱情奔放的愛情詩歌。
《草葉集》的全集翻譯始於楚圖南。1930年前後，楚圖南以「高寒」為筆名陸續發表《草葉集》部分譯作。1944年3月，楚圖南將之前翻譯的詩歌合併為詩集《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由重慶讀書出版社出版。該詩集共收錄15首詩歌，分上下兩部分，1947年8月再版。1949年3月，楚圖南在《大路之歌》的基礎上補充40首新的譯作，更名為《草葉集》，列入晨光出版公司的「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系列。從《大路之歌》到《草葉集》，《草葉集》的漢譯工作步入新的階段。1955年，為了紀念《草葉集》出版100周年，同時考慮到楚圖南譯本的不完整性，人民文學出版社將楚圖南的譯本《草葉集》更名為《草葉集選》，增加了《法蘭西之歌》（O Star of France）等三首國際題材的詩歌結集發行。該詩集共收入惠特曼在1855年至1874年期間創作的58首詩歌。1978年10月，《草葉集選》再版。
與早期《草葉集》選譯相比，1950年代《草葉集》的翻譯主體逐漸由詩人轉向專業譯者。譯者在詩歌選擇方面偏好有關戰鬥的、民主的和國際主義主題的詩篇，以寄寓自身感時憂國的情懷和對新社會的嚮往，一定程度上實現譯者情感的「自我表達」。然而，譯者情感的表達往往受制於個人翻譯風格和語言技巧，從而導致即便是《草葉集》中的同一首詩歌，其譯文標題和措辭皆有差別，誤讀誤譯亦不可避免。樂黛雲先生曾說：「所謂'誤讀'，是指人們與他種文化接觸時，很難擺脫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來理解別人」（樂黛雲 1995：67）。從郭沫若到楚圖南，他們無不基於自身知識結構和固有的文化傳統對《草葉集》進行有意識地篩選、接受與創造。作為譯者的他們因看待《草葉集》的視角差異，而激起不同的翻譯靈思，實現翻譯活動再創作。
1955年以後，鑒於歷史原因，《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停滯了20多年。直到1979年，荒蕪重新翻譯《草葉集》中的20首詩歌，其中《回答》（Respondez）引起中國讀者的關注。該詩最早收錄於1856年版《草葉集》，反映美國內戰之前緊張的政治氣候。荒蕪選擇翻譯《回答》顯然是對某個特殊階段中國文化氣候的回應，他的膽識與勇氣彰顯其作為譯者的使命感。荒蕪撰寫的系列惠特曼述評陸續發表於《詩刊》《讀書》《詩探索》《外國文學研究》等雜誌。1983年，楊耐冬以1876年第六版《草葉集》為底本，翻譯惠特曼在1850年至1874年創作的268首詩歌，同時附錄詩人1880年至1881年創作的27首短詩原文，由台灣志文出版社出版。楊耐冬的譯本以詩歌創作年代排列，放棄「臨終版」《草葉集》排序，「而並非編入不同的組詩之中，方便讀者根據詩歌自身的變化了解詩人在作品中體現的思想與藝術的嬗變」（劉樹森 1992：42）。遺憾的是，這看似更為清晰和合理的詩歌重組，卻打破了《草葉集》各組詩的結構與主題，違背了惠特曼編排《草葉集》的意圖。與楊譯本同期面世的還有198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李野光翻譯的《草葉集》全譯本。李野光翻譯的「臨終版」《草葉集》，以楚圖南的《草葉集選》為參照，補譯其餘的334首，外加組詩《老年的回聲》（Old Age Echoes）中的14首和32首《未收集和未選入的詩歌》（Uncollected and Rejected Poems），成為第一部完整的《草葉集》譯本。
必須探討趙蘿蕤對惠特曼在中國的譯介所作出的貢獻。作為惠特曼研究專家和翻譯家，趙蘿蕤翻譯的《我自己的歌》於1987年9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91年，該出版社出版了她翻譯的《草葉集》全集。譯者旁徵博引，詳盡的譯註為譯本增色不少。譯本的「序言」部分，譯者梳理了《草葉集》的發展脈絡，闡述其翻譯惠特曼的感觸、困惑和措辭選擇。尤其可貴的是趙蘿蕤將《草葉集》翻譯和研究相結合，令詩歌迻譯不止停留在詩句賞鑒層面，而是邁向了異域文學和文化的深刻解讀，為惠特曼在中國的研究提供學術借鑑。2000年，「惠特曼 2000：全球化語境下的美國詩歌」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主題涉及比較文學、翻譯學、文化研究等視域，探討惠特曼詩歌在全球化語境中的譯介和他在21世紀的命運。這是惠特曼國際學術會議第一次在中國召開，也是國際惠特曼研究協會對趙蘿蕤先生譯介惠特曼的致敬。2002年，惠特曼研究專家埃德·福爾森（Ed Folsom）整理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惠特曼：東方與西方》收錄了部分大陸學者的文章，中國學者在翻譯和研究惠特曼的道路上走了近一個世紀，逐漸與國際接軌。
4．多元開放的惠特曼復譯
21世紀以來，惠特曼詩歌翻譯熱有增無減。李野光在楚圖南翻譯的基礎上一邊完成《草葉集》的補譯工作，一邊修改舊文，統一整部詩集的語言風格，其獨譯本《草葉集》於2003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與全譯本一同出版的還有李野光多年潛心研究完成的學術論著《惠特曼評傳》和《惠特曼研究》。這兩部書是國內目前唯一的惠特曼研究著述，將詩人生平與詩歌評鑑相結合，論證惠特曼詩學精神和詩歌美學等，與《草葉集》譯本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翻譯理論家紐馬克教授認為「翻譯關乎道德與真實，讀者只有抓住真實的東西才可以有效傳遞。這是翻譯的目的與終點」（Newmark 1991：1）。作為手段的翻譯是不斷模仿與創造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譯者不是透明的真空存在，譯者的工作不只是簡單的文字解讀與翻譯。譯者必須根據自身知識結構，時代環境和語言文化等各種因素不斷調整翻譯活動。基於此，早年的《草葉集》翻譯曾有輝煌的時光，但時代的局限性註定其存在缺憾。時移世易，復譯應運而生。
2001年，張愫珩應讀者和市場需求，翻譯出版了《草葉集》中英文對照本，利於讀者感受兩種語言的詩歌之精妙。2002年，台灣學者吳潛誠認為翻譯要忠實原文的意蘊、風格、氣勢和神韻，必須嚴格遵從「信」這一翻譯標準。遺憾的是，吳潛誠的《草葉集》譯本雖然極力再現源語言風格，但行文晦澀，文采不足，還喪失了惠特曼語言特有的豪放洒脫之風格。之後，劉秀玲、宗明、徐翰林、林志豪、孫雲龍、代秦、姜煥文、愛達、方華等陸續翻譯《草葉集》，各種版本不斷面世，但由於各種原因，這些譯本都沒有獲得廣泛關注。2015年8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鄒仲之翻譯的《草葉集》。該譯本參考了楚圖南、李野光早年的合譯本以及趙蘿蕤的譯本，語言通俗流暢，符合大眾審美，但與《草葉集》質樸且深邃的語言風格仍然存在一定距離。
21世紀以來，國際範圍內的惠特曼研究和翻譯熱欣欣向榮。惠特曼研究專家福爾森教授與肯尼斯·M·普萊斯（Kenneth M. Price）教授建立學術網站「惠特曼檔案」（The Walt Whitman Archive），定期推送惠特曼電子書信、文稿和最新研究資訊，介紹全球化語境下的惠特曼詩學研究和翻譯新動態。該網站曾推送《未來的詩人》（Poets to Come）的5種語言30多個譯本，包括法語、德語、義大利語、波蘭語和西班牙語等，但沒有中文譯本。2012年秋，福爾森教授組建的「惠特曼網站」（Whitman web）收錄了《自我之歌》的各種譯本，譯文涵蓋阿拉伯語、波斯語、庫爾德語、中文、俄語、德語等15種語言，趙蘿蕤的中文譯文收錄其中。網站還附錄了各種譯文評述和音頻文件，沒有中文評述和音頻資料。儘管惠特曼在中國研究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但與國際惠特曼研究依然存在差距。
任何文學作品的「意義從不固定，不會隱藏在某處等待讀者或者譯者發掘。相反，它依賴於某種語境，讀者或者譯者的經驗以及該文本與其他文本的關係等」（Williams 2013：108）。既然文本的意義是開放和流動的，譯者有權力決定翻譯什麼，更有責任選擇如何翻譯。復譯不是簡單的文字重組，當下的文學作品復譯面臨各種問題與挑戰。一些譯者知識儲備或翻譯技能不足，語言平乏，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將復譯活動視為多重譯本的排列組合，不利於翻譯質量的提升和文化交流。《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時光里，有些譯文差誤太多，一方面源於譯者對《草葉集》版本問題缺乏正確認知，另一方面源於惠特曼詩歌本身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從而造成語言選擇和翻譯效果偏差。文化共同體下的惠特曼詩歌復譯可以考慮採取國際合作模式，在雙語言環境中實施譯者風險管理，履行譯者道德責任，汲取以往優秀翻譯成果，在《草葉集》復譯活動中實現如下目標：詳註，精評，切譯，深刻展現惠特曼詩歌精神。
5．結語
一個多世紀以前，惠特曼以離經叛道的方式探索詩歌創作新模式，將美國詩歌從模仿歐洲文化傳統中解放出來。一個世紀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摒棄舊體詩傳統，在探索新詩方向的時光里翻譯《草葉集》，希冀從外來文學作品獲得新詩發展的靈感和動力。《草葉集》百年漢譯史是翻譯主體從單一的新文化運動先鋒逐漸轉向專業譯者和研究者，翻譯視域從呼應時代語境的民主、戰鬥和自由精神等主題詩歌的翻譯向全球化視野下開放的惠特曼翻譯和研究的轉向。當下期待的國際合作翻譯是讀者對更具實驗性與開拓性譯本的惠特曼詩學的體認，也能為科學嚴謹地探索中外文學復譯模式提供借鑑。
參考文獻省略，全文請參閱《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