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春秋戰國時期，人本思想與民本思想如何形成？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
春秋戰國，不僅是諸侯爭霸，群雄並立，戰爭四起的年代，更是文化思想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年代，這一時期，出現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諸子百家，其思想和觀念影響著我國數千年的歷史，特別是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人本思想等等，至今仍然發揮著人性的光輝。
本篇文章著重分析一下，春秋戰國時期，以人本思想、民本思想為主的人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在統治階層發揮著哪些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對殷商以來天命神權思想的懷疑和否定，是人學思想的起點，這個時期之所以對天命神權思想提出懷疑和否定，表面看是西周末期殘暴統治，讓人們對天命神權的懷疑和詬病；其實本質是人們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對自然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使人們對天人關係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春秋戰國人學思想與天人合一，天人相分思想密切相關
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思想的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突破西周「以德配天」的神權理論，人的認識論逐漸傾向無神論和理性認識，神的地位下降，人的問題變得突出，並成為天人關係最重要的一環，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核心焦點，而這一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逐漸發展成人文精神的思想高峰。在諸子百家中，在天人關係上，儒家和道家思想對此影響最大。
-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以繼承周朝文化為己任，提出和宣揚周禮，孔子在天人觀念上，畏天命，盡人事的天命觀，基本改變了人對天毫無影響，毫無主宰能力的狀態。面對天命，孔子強調的是盡人事，承認人的主觀能動性，孔子的天命觀為人的自主能動性，自主創造性提供了基礎，也為人們行「人道」指出了正確方向。
孟子在孔子提出的「畏天命、盡人事」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在天人關係上提出「天人相通」，把「盡心、知性、知天」三種結合起來，在孔子「天人關係」的基礎上建立起「天人論合一」、「心性論」的觀念，孟子認為，人所具有的仁義禮智等德行是一種天性，人性和天性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就是所謂的天性與心性的合二為一的觀點，這個觀點在宋代儒學復興過程中成為儒家人學的主流觀點。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
道家和儒家是我國哲學史、思想史上的兩座高峰，他們突破了以往傳統的宗教神權色彩，以理性思考，構建了天、地、人三才同構以及「天人合一」人學思想體系。
道家的老子以「道論」為基石，對自然性的「天」，生成、演化及其規律進行了全新的解釋，剝離了「天」的人格因素，構建了具有相當深度的宇宙哲學；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產生根本，又是世界萬事萬物存在的普遍根據，否定了「意志論」的天對天地萬物主宰的觀點；老子的觀點又否定了「天」的神權威，指出「天、地、人」三者皆為自然之法，把人學從宗教神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具有無神論色彩的思想。
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莊子，在老子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人不相勝」的觀點，肯定了人世天地間的一物而已，天是「自然」的天，一切人為地改變自然的行為都是「滅天」，莊子提出人要尊重自然，不以主觀妄為來破壞自然，干涉自然的發展規律，從而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
總之，儒道兩家思想在天人關係上的表述是殊途同歸，在儒家思想中，「天」是「義理」的天，具有道德屬性；在道家思想中，「天」是與地相對的物質的「天」，自然的天；義理的天通過人的心性能夠與天然的天達到「天人合一」，孟子將「天道」和「人道」通過「誠」達到合二為一。
在道家思想中，自然的天通過「道」和「人」聯繫起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萬物的起源，天和人都是「道」的產物；而道家的道，是一種無形無象無體，不可名狀的存在，因而，道家主張實行天人合一的途徑是「無為」，這就是無為而治產生的緣由。
- 天人相分思想
除了天人合一思想外，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天人相分」思想，儒學學派的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自己的發展規律，明確提出「天人相分」的觀點；在荀子的思想中，天不存在什麼「天命」，其實都是自然界陰陽變化的結果，並且這種結果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的改變而改變。
「天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就說明天具有物質性、客觀性、規律性；「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這又說明人是具有主體能動性的，荀子對儒家正統的天人觀進行了積極的開拓，否定「尊德性」、「畏天命」的傳統意識，強調人的主體活力，人要「制天命而」。
法家的韓非也主張「天人相分」的觀點，他發揮和改造老子的「道」、孔子的「德」，繼承荀子「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提出「道」是萬事萬物發展規律，這些規律通過「理」體現出來，人們在「道」、「理」面前只有按照事物發展規律辦事，才能取得成功。
人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學思想，包含著對人生、人學、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多個方面紛繁多彩的探討和深究；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對社會存在、個體存在的認識，探究人對生存的追求和慾望，表現為對人的尊敬，逐漸發展成一股人文思潮；這種人文思想既有官本位民本思想的演化，又體現了對生命個體、權力的尊重和保護；其中有兩個最精華的思想，那就是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
人本思想，人文精神的閃光
人的主體自覺性，諸子百家思想中都表現對個體人的重視，道家的老子說「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老子看來，生命與名聲、財物相比，生命是最可貴的；孔子思想也同樣表現出對人的重視，例如馬棚失火，孔子問傷人沒有，而不問馬；墨家則表現對人力的重視，通過人的強力來反對天命，這就是人類的主體自覺。
戰國稷下道家認為，精氣勢萬物的本原和生命的基本要素，這一理論打破了人、思想、智慧看作是神的啟示的舊觀念，明確了人在宇宙和社會中的主體地位，為「以人為本」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哲學基礎，總之，諸子百家通過樸素的唯物主義，辯證地論證了人的主體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人本主義色彩的理論。
樸素的平等思想，儒家早期的思想性善論，就包含著人性平等的要素，孟子認為，人人都有的「天爵」，比少數人才有的貴族階級「人爵」尊貴得多，要尊重個體；墨家的兼愛觀，後來拓展到天下之人都可相親相愛，反對等級歧視；法家則站在國家利益立場上，主張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能有差別之心和個別待遇，廢止「刑不上大夫」、以功抵罪的陳規，執法要刑無等級。
關注人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中對人的發展十分關注，儒家提出了修養論，從自己周圍的事做起，由近及遠，推己及人，通過修養後，最終可到達「堯舜」之類的聖人；道家的老子，則依據「見素抱樸」的自然人性論，建立起以道德規範、道德原則來關注人的發展。
墨家則提倡強力從事，通過勤勤懇懇的勞動，人才能生存發展下去；法家對於人的發展問題上，並不是簡單的道德教化，而是從經濟基礎出發，從物質生產條件中探索道德根源，從生活水平上提高人的道德境界。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中都蘊涵的人本思想，關注人的主體意識，關注人的自身生存和發展，同時要側重強調平等的重要性。
民本思想，治國理政的基礎思想
民本，顧名思義就是以人民為治國之本，人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中國古代社會其實是「皇帝本位」、「官本位」，但春秋戰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人民的作用日益凸顯，這種具有「官本位」色彩的民本思想得到充分發展。其主要原因如下：
農業勞動者的重要性逐步體現，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土地稅賦改革，私有化進程加速，逐漸形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成為社會經濟基礎，「家」作為社會的基本元素對社會穩定十分重要，而農業勞動者是家庭的支柱，其作用逐漸凸顯。
以家庭為單位的基層組織重新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人際關係也隨之發展變化，此時，諸子百家思想也從人們互助合作特殊要求出發，紛紛提出了含有民本思想的觀點；分別是重民思想、愛民思想。
道家老子辯證地講了得民之道與得天下的關係，強調以民為本；儒家孔子則強調君主應該愛民、重民，而孟子則進一步指出，失其民心者失天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觀點；法家則提出「以人為本」成就霸業的觀點；這些思想家們都強調了老百姓地位的重要性，只有處理好了這個問題，君主才能治國安邦。
在愛民思想上，孔子提出「仁政」觀念，指出當政者必須以仁愛之心待民，要求統治者廢除「苛政」，減輕勞動人民的負擔；孟子認為，君主要想使百姓愛自己，歸順自己，必先愛民；墨家提出的「兼愛」是不分親疏、不分遠近、一視同仁的兼愛；法家則認為君主要取求於天下，始於愛民。
春秋戰國，多元化人學思想的形成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時代，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文明的轉變，首先是以血緣宗族為共同體的社會結構向地緣型社會結構轉變；也就是說，舊有的西周以血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社會結構、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社會結構、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和健全，從而使社會出現普遍暫時無序現象。
而此時多元化的人文思想正是在社會規範「真空」的局面下產生的，隨著社會結構分化，多種利益主體的出現，這時的思想家們從各自立場出發，就如何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積極重建社會規範，而產生激烈的討論。
- 社會規範處於「真空」狀態，是多元化人學思想形成的基礎
西周以來，禮制觀念和宗法制度，成為周王室維繫生存的紐帶，但隨著井田制的瓦解，血緣宗族共同體也逐步解體，人與人的關係由過去血緣宗法性活動向商業性、利益交換性活動轉變，社會活動類型變法多元化和複雜化；過去兼并土地的糾紛逐漸演變為諸侯間的爭霸活動，新的土地生產方式，產生了大量的新貴族和平民，他們在「私田」中獲取大量資源，這些都超出了血緣宗法體制的社會控制體系管控能力。
在春秋戰國時期，舊的生產關係被打破，舊的規範正在被打破，或者失去制約人們的社會行為功能；而新的社會規範尚未建立，或者還不完善，尚不具備制約人們社會能為的能力；在社會規範「真空狀態」下，產生了具有獨立意識、獨立利益的組織，在意識上打破了「周禮」一統天下的局面，失去了約束力和控制人們思想的能力，人與人關係出現了多元化，這是春秋戰國時期多元化人文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 社會階層分化，出現多利益主體是多元化人學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相對剩餘勞動力，而私田的進一步開墾，導致宗族共同體解體；而舊的社會結構解體，促進社會階層分化，進而出現多元的利益主體；這些利益主體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訴求，反映在人學思想上就是從各自不同立場對「人」的問題進行探究和思考。
在社會階層中，隨著地緣社會結構的發展，「士」已經發展成為單純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獨立社會階層；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逐漸成為影響執政者或者施政者的重要群體，這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階層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人學思想形成的主體力量。
總之，社會階層分化，導致多元利益主體出現，進而促生「士」階層，「士」既是變法改革的推動者，也是受益這，他們具有一技之長，在政權與族權的分離過程中，在諸侯國爭霸過程中，君主「尚賢」的選拔人才的原則，使他們嶄露頭角，受到統治者重用；「士」為了更好地為主人和君主服務，他們解放思想，審時度勢，積極尋求新思路，反映在人學思想上就是多元化的人學思想。
綜述
筆者認為，多階層的訴求，最終促使多元人學思想的形成，隨著私有制的發展，社會階層分化加快，具有獨立經濟基礎的群體增多，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訴求，當「士」作為一個獨立階層崛起的時候，最終促進了這個時期多元化人學思想的形成。以儒家孔子、孟子為代表的沒落貴族階級，他們的訴求是恢復「禮樂」，構建原本周禮中的倫理道德關係，進而重建「大同社會」，「復周禮、大一統」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訴求的，也符合大一統政權的出現。
以道家學派為代表的社會中間階層，在利益紛爭的社會中，追求隱士生活，強道自然無為，他們厭倦各種戰爭和權力紛爭，在思想上提出無為而治，保持萬物自然狀態，他們的訴求就是「小國寡民」的隱者生活。
以墨家學派為代表的小生產者，他們是來自社會的最底層，多數人從事過體力勞動，他們一方面追求平均、兼愛，另一方面卻主張君主統治；墨家意識到社會「強力」勞動的重要性，希望人與人之間「兼愛」相處，但卻被最終的力量交給「天」和「君主」，這就是墨家自相矛盾的人學思想。
以法家學派為代表的上升階層，他們一方面要求限制奴隸主貴族特權，另一方面要求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從人性惡論出發，提出法治對構建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重要性，要求構建一個以法治為核心的社會模式，這是典型的重法輕禮的模式。
參考文獻：《老子》、《墨子》、《道德經》、《莊子》、《論語》、《荀子》、《史記》等